吃过午饭，晴朗的天气突然阴沉了下来，要下雪的样子。
寒冬的号角，在村庄上空疾奔。地上遗弃的塑料袋子被风扬起来，在空中翻滚。一些不甘飘零，挂在树枝上，像旗帜一般晃动着，仿佛向人们悄悄透露疾风行进的步履。一些人家钉在窗户上的塑料薄膜，因为边角没有钉紧，被风吹得一张一合啪啪直响，像一条条跳在岸上的鱼。
母亲啪的一声关上前门，家里像电影剧终一般瞬间黑了下来。母亲走回来哐当一声打开院门，光像泄闸的洪水一般扑进屋里，刹那间将黑暗漂白。院四周有围墙遮挡，刮到家里的风成不了气候，暖和多了。下午两点左右，母亲把大锅里的水烧滚，白色的水汽从锅边逸出，弥漫在厨房里，给人暖意融融的感觉。父亲将叼在嘴里的烟深吸了几口扔掉，打开锅盖，用水舀子从锅里不停舀热水倒进放猪大肚子的塑料盆里。本来死气沉沉的红盆上面热气翻滚，顿时有了生气。
这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个下午，彼时，人们的生活还不富裕。在农村，人们日常的主要收入靠种地。从年头忙到年尾，手头都紧巴巴的，一日三餐，菜里见不到几滴油水。但在我的记忆里，猪肚火锅却是我们家寒冬里常吃的一道荤菜。熬熟的猪肚片厚实筋道，灰白色的猪肚汤香浓可口，口感好得没法说。
火锅，让年幼的我对冬天充满期待。在那些个贫困的日子里，很多农村家庭只能偶尔来顿荤菜解解馋，像我家这样隔三岔五吃猪肚火锅的不多。幸亏这事在外也没人提起，如果被我奶奶知道，她肯定要数落我妈还要不要过日子了，其实这事不怪我妈。我妈家里兄妹五个，我外公早逝，能过苦日子是她在娘家养成的好秉性，如果钱装在她口袋里，肯定是攥得死死的。
我父亲当时是乡赤脚兽医。虽然平常赚的不多，但手头零散的钱不断。加之与我爷爷刚分家不久，不但不背外债，手头上还余了几个。他常年在外跑，大手大脚惯了。按他自己冠冕堂皇的话说，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伙食不能差。我母亲虽然心疼钱，但她觉得父亲做的事情都对，说的都有道理。所以父亲去买猪肚子她不阻拦，也不责怪。买回来她还开心地打理熬煮。
父亲一般六点多钟出门，步行约半个小时到镇上。他落脚的第一站，是西街老吴家的早餐店。他进店找了个位子坐下，手一扬，喊老板娘上一碗胡辣汤和三件点心。与那些老年人吃早点细嚼慢咽打发时光不同，父亲端起胡辣汤呼啦啦喝起来，像饮水一般顺畅;他夹起点心咔嚓咔嚓吃起来，像铡刀切草一般利落。吃完，父亲招呼老板娘包几件点心，起身前往街北头去看望老师傅。
父亲的师傅是乡畜牧站的兽医张道民，吃财政饭，五大三粗的体形，说话有点蛮。人们背后喊他北方老侉子，父亲称他老师傅。大集体解散之后，兽医由兽医站统管过渡到个人承包，父亲凭着过硬的手艺行走乡里闯出了好口碑，是张师傅教的好底子。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张师傅光荣退休。退下来才没几年，没享到啥福，身子骨却一年不如一年了。关节炎、咽喉炎时好时坏，听力也大不如前。那时候，老师傅儿子张司轮子承父业在镇上开了个兽医店，生意还可以。
父亲来看他的时候，老师傅正坐在店面后的厢屋里。他的椅子靠在炉旁，两手交叉插在袖口里抱在胸前闭目养神。“老师傅!”父亲在店前喊了一嗓子，与正在柜台前做生意的师弟打了声招呼，进了里屋。老师傅听到父亲的声音，精神一振，从萎靡的状态中醒过来。他抽开双手杵在椅把上，准备坐起来。父亲伸手示意他别起身。问可吃早饭了。
“吃过了。”老师傅的声音像老风箱一样含糊不清，但父亲听得懂。“坐、坐坐。”老师傅指着旁边的椅子说。“最近咳嗽可好点了?”父亲往老师傅旁的茶缸里倒了点热水，又把买来的点心摊放桌上。“在哪买的?”老师傅问。“西街老吴家。”父亲答。
“他家点心不赖。”老师傅伸手颤颤巍巍地拿起一个狮子头，咬一块，慢慢嚼着。“冷不冷!”父亲问。“不冷，有炉子呢!热乎得很。”老师傅手指着前面说：“你拽个椅子过来坐，烤烤火。”
父亲在炉边的一个小板凳上坐下来。又问最近咳嗽可好点了。“老样子，不得好。”老师傅摆摆手，问父亲最近可忙?“忙。田里的活不能落，换季病猪多，跑了东家到西家。”“手艺人嘛，赚的就是腿勤快。”老师傅关切地问：“今年承包户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