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把床头柜前的樟木箱打开，从箱里取出了爸爸的大皮袍、自己的缎子羊皮袄和丝棉裤。接着又把手伸到箱底，取出一个蓝布包来。蓝布包里包着她的玉簪、戒指、手镯等金银首饰，都是贵重物品。从这些首饰里面，她又挑出了一块“袁大头”来，眼睛苦兮兮地望着它。这时候，黎青听见妈妈发出了一阵艰难的呼吸声。
“拿去。”妈妈咬了咬牙，把“袁大头”塞到黎青的手上，“去，办份拜师礼吧，要体面的……”
黎青从妈妈手里接过“袁大头”来，感觉到妈妈那微微的体温还留在上面。
妈妈那苦凄凄的眼神，那艰难的呼吸，那微微的体温，让黎青感到像只木锤敲在自己胸膛上。
这“袁大头”是外婆去世前留给妈妈的私房体己钱。临终前，外婆把“袁大头”塞给了妈妈，并且叮嘱妈妈：“这枚钱你千万要保存好，不到万不得已时不要去动它。”而今，妈妈为了送儿子上私塾读书，硬是把这命根子似的私房体己钱豁了出来。
三天前，爷爷找私塾老师李鹤年谈了想送黎青到他那里读书的事，李夫子呵呵笑道：“这是您老人家赏脸啊!”
爷爷回到家里，交代妈妈：“我们家已败落到如此地步，可他，李夫子这个穷得把饭锅吊起来当锣敲的人，还像当年一样看得起我，硬是肯帮我的大忙，多难得啊。这和那些狗眼看人低的小人不一样啊……人敬我，我更要敬人。黎青这回去拜师时，你一定要把这份拜师礼办得风光、体面的啊……”
正是爷爷的这一番话，妈妈才从樟木箱底翻出“袁大头”来。
黎青将“袁大头”揣在怀里，到镇上大店铺里兑换成了几吊铜钱。他用这些铜钱去置办拜师礼时，恨不得把每一枚铜板掰成两半来花。
在镇上，黎青买了两尾大鲤鱼，称了一个猪蹄膀，从南货店装了两盒上好的糕点，又从自己家的鸡窝里挑了两只鸡来。按照当地的老规矩，把拜师时用的红蜡烛折算成现钱，用大红纸包上，同那堆礼品放在一起。另外再装上自己家酿的一坛老酒。这样算是把拜师的礼品置办齐了。他把剩下的钱一分不留地还给了妈妈。妈妈接过铜钱，依样用蓝布包上，依样将蓝布包塞进樟木箱里了。这时候，妈妈那苦兮兮的眼神，那艰难的呼吸，那微微的体温，又一次在黎青的心上像木锤似的敲了起来。
妈妈请爷爷奶奶过来对这份拜师礼过目。爷爷奶奶点头后，妈妈让黎青把这些礼物分盛在两个红漆大礼盒里，由黎青挑着跟爷爷去李夫子学堂里行拜师礼。
黎青同爷爷刚刚走进李家祠堂，抬头便望见李鹤年老师穿着灰布长袍快步迎上，在路口拦住爷爷，深深作了一个揖。
“岂敢，岂敢，劳您老人家亲自来……请，请。”李鹤年恭恭敬敬地请爷爷走到前面去。
“你是夫子嘛”。爷爷哪里肯啊!
两人在路边推让了一会儿，最后还是李鹤年搀住爷爷一起进了李家祠堂。两人踏上李家祠堂的台阶，跨过了祠堂高高的门槛，穿过了花砖砌的大天井，进到了那间摆放着列祖列宗牌位的大祭堂里面。大祭堂里列祖列宗的牌位早已被雕满花纹的木窗棂和布幔遮得严严实实，原先摆设在窗棂下的大祭案、大香炉都挪到了一旁。这样一间铺满青砖的大祭堂便成了李夫子的私塾。
私塾由东向西放着好几排褪了漆的书桌。每一张书桌下面摆着一条长板凳。这样便让两个学生合用一张书桌，坐在同一条板凳上。在摆满书桌的正面，安放着李夫子的教席。教席由一块长方形大漆板拼成，上面摆着笔筒、笔架、砚台，还有那标志着老师权威的戒尺。紧挨着教席的靠背椅，便是李夫子传道授业的专座。
教席和专座的后面有一扇又高又宽的木板墙。木板墙上并排挂着孔夫子的画像和民国总理孙中山的遗像。黎青望着这怪怪的木板墙，又望望这空荡荡的学堂，一种迷茫的感觉涌上了他的心头。哎，这间私塾同国民小学大不一样啊!
原先坐满一屋的学生这会儿全都不见了。黎青瞪大了眼睛搜索了一会儿，才发现私塾后面那一双双惊奇的眼光。啊，原来大伙正等着瞧即将上演的拜师礼呢。
黎青从红漆礼盒中取出猪、鸡、鱼三牲和糕点，还有那坛老酒，在李夫子教席上摆得整整齐齐的。李夫子帮他把蜡烛点燃，黎青便站到那块褪了色的红毡上，毕恭毕敬地朝孔圣人画像和孙总理遗像行了三跪九叩首的大礼，转过身来又朝李夫子下跪磕头。
李夫子将爷爷扶进厢房，这是他书房兼客厅的房间。房间中放着一张桌子，李夫子请爷爷坐下，对黎青赞不绝口地夸奖了一番：“令孙知书达理，跪拜全合乎规矩，人也长得聪明、秀气，日后必成大器。”
爷爷在喉咙里咕噜一声：“说重喽，说重喽，能像你说的一样，那当然是求之不得喽。怕的是，小时候看起来像条龙，长大了却成了个水跑虫。”
两人正说着就见李夫子的婆娘，也就是黎青日后的师娘走了过来。老婆婆满脸皱纹的脸上还涂着一层白粉。她从屋里端出酒菜来招待爷爷。
黎青低着脑袋，满脸绯红，走上前来向李夫子敬酒。李夫子接过他的酒杯，仰起脖子喝下半杯。黎青急忙退回到书桌前坐下。
爷爷在李夫子的客厅里小坐了一会儿，同李夫子互敬了两杯酒便起身告辞。李夫子仍搀着爷爷走出了祠堂。
在祠堂门口，李夫子对爷爷说：“您老人家给维新兄写信时，请代我向他问好，祝他多福。还请转告他，令侄在我这里读书，我会按照新法子教的，望他一万个放心。”
李夫子提的这句“按新法子教”的话，黎青并不明白，不过他听得格外用心。
李夫子同伯父维新早年不单是同乡同窗，还是填过《金兰谱》、喝过血酒、拜过把兄弟的至交好友。两人在省城念书时，一道参加了砸烂孔家店的学潮，伯父更把自己的名字改称维新。后来，清政府抓到了维新派的头头谭嗣同，押到北京城里的菜市口，砍下了谭嗣同的脑袋，吓得维新派四分五裂，四散逃命。伯父维新跑到外省，躲进一位至亲家里，风潮平息后，便在外地一家国民党的机关里当了个小职员，吃薪水混日子。李鹤年则跑回老家，拜亲戚，托老友，花重金，向族长求情，好不容易才得到族长的恩准，让他在李家祠堂里开了家私塾，只能教古书，不许教国民小学的那一套。直到国民党孙中山当了总理才熬出了头。他同伯父的关系，却是一直维系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