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一般习惯，读书人被称作读者。我不喜欢这个“者”字。我更愿意把自己称做读书人。我是个小说家，也是职业小说读家，我这里说的读书专指读小说。书即小说。
阅读是一门学问，很深很大的一门学问。但是许多人都未曾意识到这一点。这也是大多数读书人最终只不过读读而已，未能够从阅读中获取更多滋养的原因。另有一些读家，他们每读一本好书便有所得，因而时时都在进步;究其缘故，皆由于借了上天赋予的灵性在阅读时深得要领，轻易窥到了书中奥妙所在。他们真是一帮幸运的家伙!更重要的，读书使他们生活增加了莫大的乐趣，生活因此变得有趣也有弹性了。有谁不希望自己的生活更有趣更有弹性呢?上帝假小说家之手造出小说，应该是让人们乏味的日常生活多出一份有趣来;如果不是这样，小说这东西岂不成了另一根盲肠?我因此很为自己的(小说家)职业而得意，说它是模仿上帝的特殊职业，无中生有的职业，真正富于创造性的行当。给生活平添乐趣不是既光荣又伟大的事业吗?
因此可以说，小说这东西对人类的日常生活做出过非凡的实质性的贡献。我这里用一个“过”字，是想说它曾经做出，也是想说它今天已经不那么重要，这是我们这些做小说人的真正悲哀。今天的生活真正的丰富多彩了，人们终于可以没有小说也会舒展自在乐趣多多。小说将永远堕入只有少数人才去关心的万劫不复之中。但是做小说人却已无退路，他不可能在做了几十年小说之后改行去学习一门新的手艺，他只有继续为着眼见着减少且越来越少的读者写下去一条路。我们静候读者少到极限，之后只为他们。让他们和我们成为最后的贵族。
这也是我写这本书的一个动因。把这件宝贝擦试干净，供奉到一个香火不盛的殿堂上，让那些少数真正需要它的人们会有一个去处，有一个交流的场所，有一个永远不会完结的话题。
我的前辈中有毛姆和纳博科夫写过类似的专著。毛姆的一本比较薄一些，其中讲到十本他最喜欢(或对他最具影响)的小说。纳博科夫的一本则要厚重许多，且只有七部书作为研究范本，使它更像一部科学著作。
记得还是在大学(1978—1982年)读书时，曾经与同窗好友鲁一玮(也是小说家)做过一个游戏式测验，各自挑出十部最喜欢的书。我们做得都很认真，都有一份反复斟酌的书单，而且都曾说明选择理由。我不记得我书单上的具体篇什，但是我敢肯定地说有如下三部书：《红字》、《白鲸》和《永别了，武器》。
因为这些书都是我儿时的最爱，我写小说肯定受到了这三部书的深远影响。那以后差不多二十年过去，肯定又读了太多的好书，也许远不止七本或十本该在我这部专著中探讨。
也还是在大学里， 读到已故作家徐迟老先生的文章《文学源流表》，当时由于年轻加上气盛，很不以为然，就写了一篇名义上商榷实质是讨伐的檄文寄到发表徐文的刊物，结果石沉大海，连底稿也不知去向。我当时不同意徐迟前辈的观点，当然现在也并不赞同，但是其间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对于公众，有一部或者两部三部文学史;对于作家则不然。每个作家都有一部属于他自己的文学史。在他心中，只有那些深刻影响了他创作的前辈才是他的文学偶像，才是他的大师和楷模。他有一条只存在于他内心的文学脉络，不依时序，不分国籍与年代，由他自己来为他们排出孰轻孰重孰优孰劣诸如排位座次一般。当时我不懂这么一个浅显的道理，所以当时会为此类事大动肝火。须知我当时也是二十几岁，正在七个不服八个不愤的年龄。那是一个多好的年龄啊。
我们这个年龄的人，阅读大多是从童年开始的。我这里专指文学阅读。我们的童年是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之前就结束的。那时候社会生活尽管也带有相当强的意识形态色彩，但相比“文化大革命”还算正常。那时就培养起来的阅读习惯此后陪伴了我的一生。由阅读本身形成一套只对自己有参照意义的价值判断的体系，是这套价值参照系后来成为我的小说戏剧诗歌创作的准绳。
我经常说，小说里面有你需要的所有东西——哲学、信仰、艺术、历史、神学……除非你要当一个专门家，比如木匠，比如数学家，比如会计。小说不提供专门家培训课程，其他课程悉数提供。你作为一个人，你的日常的精神需要它会满足供应。只读小说，读懂读透，你至少可以成为一个通才，也可能成为一个专才，比如一个哲学家。我自想是个比较透彻的哲学家，我有职业哲学家朋友，多次交锋之后让我对自己充满信心，因为我从未在针锋相对中败北，从未落荒而去。我们旗鼓相当。
我很久不劝人写小说了。写小说，写好小说的确是再难不过的事。但我一直劝人读，因为读比写要容易一些，而且同样受益，同样让你丰富，同样启智开窍。你甚至可以不必有天赋，只要掌握了正确的阅读方法，每个人都是一个有慧根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