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得从诗人海涅说起，他于一八三一年流亡到法国，直到一八四三年才回德国探亲。我暌离中国也十二年了。再算算，海涅侨居巴黎十二年零五个月，而我守节纽约亦复五个月加十二年，归期皆自择于寒冬岁阑——这样的巧合是毫无意义可言的，然则我对没有意义的事物向来特别感兴趣，一件已经有了意义的事物它就僵在意义中，唯有不具意义的事物才鲜活，期待着意义的临幸。
此番我回中国，预知举目无亲，决定概不举目，速速办理几件延宕太久的俗事。蓦然回首，想起了灯火阑珊处的海涅，随之发现这“十二年零五个月”的巧合，使我乘兴写了这篇游记，幸或忝作《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之后续。若问彼之在西此之在东，时隔一百五十多年，还续得上么，对曰：你不想续， 我想续， 历史的胡子都是红的。
“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存在的。”我少年时攻《小逻辑》，碰上了这副鬼门关的楹联，灰心丧气了好多天，海涅还当面质疑黑格尔居心何在，那两脚的伊甸园雄蛇一脸笑意地说：也可以解释为“凡是合理的都必须存在”。
然而我的经验是，撇开了这两句大话，就把《小逻辑》顺利攻克。一百年过去了，东风夜凋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凡是存在的都是消失的，凡是消失的都是存在的。
异国平居有所思的炎凉岁月里，时常会惊觉自己是一个不期然而然的爱国主义者，我与华夏胤裔，始终维持着单方面的君子之交，于是我带着中国回中国。
特意买了“中国民航”的机票，为的是多一个方面与“中国”接触。乍入内舱，声声激楚的詈骂，立即形成“China气候”，两个大男人争置行李的一小柜。
“拿下来，快拿下来哟!”
“问过了，好摆的。”
“喔育喔育，看上去倒蛮像个人，怎么不讲道理。”
“你敢，你动一动我的东西就要你好看。”
“你打人呀，打呀，打呀!”
毕竟已有十多年没有听到这类狺狺的喧嚣了，西方的生活概念突然溃散，严酷预告着我将抵达的是怎样的一个国族。我自不济，意料所及的事常有意外之感，且看“空姐”们都置若罔闻，多见不怪是老练。
我在登机之际，看到乘客们仓皇争先，以为庸人自扰，至此方知为的就是这种鸠占鹊巢。按座号各用各柜岂不相安无事，然而中国人出门个个尽量多带东西，不带或少带那是傻了吃亏了。中国人事无大小件件都要鸡犬升天。此种争吵，用词之低劣、模式之概念化，还是十多年前的老章程，特别使我感到压抑，不景气。
班机型号波音七四七，美国制，内舱中国化了，三座偌大的电视屏是硬加出来的，与整体座位的布局格格不入。王尔德抱怨英国狱卒缺乏想象力，那么中国航空公司的想象力就更差劲，没想象到我不要看电视。“群众要看，你也得看。”
从前我在大陆任职时，工会干事来发票：
“同志们，好消息，今天晚上看电影呀!”
“什么片子?”我问。
干事脸色一沉，厉声道：“电影就是了，还要问什么片子。”
一个缺乏想象力而专门想入非非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