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件们的大体走向，和季节差不多，好像秋天的风带着云块，从海走向大陆。
现在，我的五封信都正在路上，在向北的路途中。五个取向，都插入中国的内陆。每一封信上都有我贴上去的价值五十分的“中国民居”邮票。普通的信件在一九九七年已经不能航空。它们紧贴了生长着庄稼的陆地行走，然后，空洞地过桥。按时间，它们分别都正在横跨长江，一封朝上海方向的信件，可能已经看见宽宽的一幅黄浊之水;而朝重庆方向的，可能正看见一条险峻的红水。
朋友们问：现在还有人写信吗?现在是电讯发达的年代，写信这种事儿，像本时代很多旧事一样彻底萎缩。
但是，我照样写信。
四月里，南方的天气很好。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我分别写出了五件事情。我希望它们五个慢慢悠悠地向着北走，用老年人喝下一杯浓茶的那种速度，类似坐着四十年代的有轨电车，在黄昏里环绕城市。
都说古人悠闲，可古人也有紧急到火烧眉毛的事情。用快马轮换着送信，沿途的驿站散发出一片马鼻子里的气息。今天紧张，但今天也有缓慢优雅的时候。比如，和五个人分别说几句不重要的话，然后让它们散淡地跟着帆布口袋走在漫漫邮路上。
我曾经看见一个人同时接听两部电话，那种左右都在忙的姿势，让人感觉十分夸张。我也曾经看到过一个人同时看两台电视机的事情。但是，信这种东西很尊贵。再忙的人，也不可能同时看两封信。一行字，将固定地占有人的最短时间。人在看一封信的时候必须专一，这是信的高贵之处。
十年以前，一个人从日本寄了一封打印的信件。那些铅字说：我已经可以用打字机了!我很怀疑这信，翻来复去，没有看见这个人的手迹，连他的姓名也由打字机出品。在感觉中，我不认为我收到过这个人的信件。没有人的痕迹，那些从色带上磨擦出来的黑疙瘩，使我不相信。
我的五封悠悠的信，都还没有到达对方的城市。我只花了不足三元，就预先完成了面向五人的谈话。如果一个人想越洋说话，他用掉将近二百元人民币换取那些声音。我觉得这简直是一个讽刺，漆黑无底的黑色幽默。
一丝不苟的自动系统，轻松自如地扣掉了那些钱。它们从一个人的银行户头上消失。而我那五封信还在路上，我发出的声音正在飘过辽阔的山河。
有的人能用脚走路，还能用手走路，这有点儿滑稽。两种走法的感觉，截然不同。我喜欢向周围发出缓慢的声音，喜欢总有信在路上不紧不慢地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