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存了幻想，到黑龙江省的呼兰县城去，想看萧红的故居，甚至想在柳树夹荫的呼兰河畔看萧红写过的被锯断的百年树桩。这是一九九五年的夏天。
在这之前的一段时间，我在深圳的温暖冬季，写了一本关于萧红的小说。如果不是人在深圳，哪怕能近一半的路途，我可能要先看看她的故居才动笔。我想，萧红如果活到今天是八十四岁。八十四岁的人，还有那么多都走动在这世界上。我幻想，还能见到她的遗物和她的后花园。有几个月，那个园子在我心里真切凄黄地存在着。我在写提纲的时候，为它画过几次平面图。
我没有向北走一步，就动笔了。我是一个轻看名胜的人。无论谁同我说，他去了哪里哪里旅游，我都不羡慕。十几年前去成都的时候，车拉了一帮的人去游杜甫草堂。有的还在怀里揣了诗，可能准备到里面去朗诵给杜甫听。我坐在大门口等他们。即使是杜甫的草堂，又有什么可看呢?我什么也不想看。草房和林木都见过了，立在哪儿都一样。但是我在一九九四年底用了几个月的时间，走近了我的东北同乡萧红，我的确想到她的故居去。我存了幻想。
很远，就看到了临街的两扇大红门。它被漆得大红，甚至可以说成是猩红。我在心里问：这是她的家吗?这两扇红门已经严重地打击了我——它太鲜亮，太显眼了。用手轻轻摸那门，摸那木头，感到是粘厚凝滑的一层。我没有能忍住，脱口说出：这是新漆的。陪同的人以为是好听的话，笑而且频频点头。
大红门在里面闩死了，只开一个小侧门。听说来参观的人并不多。迈过小侧门的门坎，我最想看到荒草萋萋和黄泥墙头。在我心里是有一张图的，但是我最先看见了收发室和售票老人。他穿件类似警服的衣裳，坐着，不抬头，开始扯票。陪同的人拉扯着说能报销，抢着付款买票。收发室里有香港歌星在录音机里唱歌，几个化着浓妆的姑娘，跟着哼。
我想到一句怪话：门坎是很难进的。
这是她的园子吗?园子里没有一根荒草。所有的地方，都被人工精心修过，它宽敞平坦，铺满了整洁的地砖。有一块空的地方像个舞台。陪同的人带着一点歉意说：“周末在这儿办个舞会啥的，经费不足。”果然，空中垂挂着一些照明灯。可以想象，到了晚上，只要打开电门，灯光和喇叭都有了精神，歌舞升平，华灯一片。她的童年是没有用过电的。一百年前的老宅院里的人气、土腥气、烟火气都没处可寻了。
老园子不在了，萧红还在。一块白石头的女人塑像坐着，他们说那就是萧红了。她没坐在后花园里，就面对着众人起舞弄影的空地。能把她雕凿出那么平静的表情真不容易。在她全白的脸上，我看不到一点波动。她平静地坐着，身子前倾，摆出浮想的姿势，比石头还规矩。我看那姿势可以是任何一个女人。而且平静得过分了。好像她守在舞池边，为交错纷纭的舞步而注目沉思。
我从来不欣赏石头的人像。哪怕用石头模拟爆裂、撕扯、粉碎、厮杀，任何一种活的感受，到了凿石头这一步，都是绝不会动人的。石头怎么可能扮演好一个人呢?连萧红自己都说：“我不明白，我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两个?”她自己都不明白，石头会明白?
人运用石头纪念人，是因为石头不腐烂。把一件不腐烂但是没有心情的东西摆放在那儿，好像人就永恒地留在世上。而我说，腐烂是生命的特征。石头是化妆不成人的。
我进了门，幻想就全散了。我这一生没上过任何一座名山之顶。我的坚定是对的。
向院子里面走，是正房。院子是重建的，院墙和烟囱都崭新。那烟囱的烟管儿里从来没走过柴禾的白烟儿。假如哪个工作人员想用火燎一燎它，可能要被制止：这是名人的故居，不是你家里的土炕。他们体会着管理好它，就是让它一尘不染。我插过队，我知道，农家的老屋原本该是什么样子。她凄凉多事的童年，只能发生在傍晚，艾蒿味弥漫的老屋檐下。这，不是她的家。东屋和西屋都有几件棉被、旧炕桌和被萧红在书里称作躺柜的家具。陪同的人又是歉意地说：“老的那些东西，上啥地场去找?这些都是一样一样用很高的价钱跟县里的各人家凑来的。张三家的被、李四家的桌。”这时候，一个外人接过来说：“就是那么回事呗。”我问他：“怎么回事儿?”他说：“买两件早年头的东西呗。”他半走半停地跟在我们后面补了一句：“就是那么回事儿，我们这疙瘩出啥呢?就是出了这么一个人，名声在外了，识文断字，能写书，这就这么回事儿。”我问他也是来参观的吗?他说，就住在近边儿，来串串。
迎着阳光，出了后门，我穿过人气尽散的房子去找她的后花园。心里还想着那人的话。他到这儿来串什么呢。
我在心里对萧红说：这不是你的园子。它太整洁明亮了。她一直都不说话。天下万物，水转云流，事理人心都把握不清，还有什么能确凿铁定，千百年不变?河山能定吗?
我知道她为什么总也不讲话。以她短短三十年的磨难和阅历，她找不到话在今天说。我对她说，我跟人去过桂林。那儿她没去过。她如果不是死在香港，可能很快就会撤到桂林去。桂林的洞，都说很有名。当年人们躲日本人飞机的溶洞，现在都给各种射灯照得紫光绿影，十分吓人。洞，本来是一些好洞，没什么毛病，是人把它弄成了个妖怪洞。
一九九五年的夏天，我好像是去找一块百年前的老玉米田。结果被人带进了一家扎纸花的鲜艳门店。
站在后花园里我想，这花下面的土还是她的。花，还是真实的，是她写过的卷帘子花：百合。八月正是百合盛开的时候。这种花朵暂时还不能被人改变。它又翻卷，又有黑斑，又有奇怪的挑出来的花蕊，是花之中最斑驳复杂的一种。我对萧红说：你别太失望了。他们不能让它荒着。荒着就不能叫故居。他们要工作，工作就是让旧的园子变得干净、整洁，跟没住过人的园子那样。人们是不喜欢伤心的。
萧红问我：他们说我是不好的吧。
我说：不是你，是伤心本身不好。
我坐在花坛那儿细想，想到了青城山的雨雾。我这么多年没爬过一个名山名楼。在青城山脚下，我怕扫了同行人的兴，也爬了十分钟石阶。等同伴都超过我上去烧香了，我就转下来。
有一年在重庆，成心地气那些见了大山大川就激动的人，我故意背对着长江说，不过一条脏水，我倒是要好好看看这城市。其实城和川都没什么可看。连古人都明白，今是而昨非。什么东西能不变呢，不变的只有少数人的顽固内心。他们写下的只是当时刻、当地点的感觉。时刻马上走远了，那地点还能为某个人而存留吗?
在中国的地图上，黄河只是一条线。沿着那线的曲弯折转，在河南、陕西、山西交界的一个叫风陵渡的地方，黄河急促地转了一个接近九十度的弯，一直向东。一九三八年，萧红就在这个地方落脚。她是夹在逃难的人流中。日本人要来了，携妻带子的百姓都向南逃亡，沿着鼓着破风帆的黄河。滔滔的黄水没有能启示逃亡的人们，立定脚跟，迎住日本人的刀枪。一条河不可能命令人们以命抵抗。黄烟黄水滔滔滚滚，人们就是背对着黄河，对着它怨愤恐怖的呼啸，争相逃向南方。黄河，它出过声吗?喝令过人吗?它存在、流动，因为它是一条大水。它不包括水以外的内涵。就在转过来的一九三九年，光未然和洗星海写出了黄河大合唱。好像它不再是河了，人们用它呐喊，用它涌动民众，鼓舞刀斧和战士。黄河的眼睛看得太多太久，昏黄无光。但是后人命令它咆哮。
名胜是人为的先验。它告诉你，到这儿就能看到什么，体会到什么。比如站在风陵渡就看见了民族的精神，登上了长城就翻动了炎黄的历史。它单向地告诉你，这是名胜，了不起，你必须升起某一种崇高的情感。
他们告诉我，这是呼兰名人萧红的故居。他们根本没想过用一草一石告诉我萧红的辛酸。没有这辛酸，她完全可能是一个安逸的妇人，或者是她理想中的画家。一个人能拿起笔，她肯定是有痛处的。
我想快一点离开这故居。他们告诉我在正房中间，有故居的沙盘。我返回正房，看见了玻璃罩下面同如玩具汽车一样大小的房子。在文字说明中写着，当年萧红家占地七千多平方米，现在修复的只是三千多平方米。原来她是在两倍于现在的自然荒芜的园子里跑，站在能和七千平方米相配的苍老榆树下面，看着树叶飘落。那孩子心上涌起幽闷，也许跑了一圈就散去了。靠别的人能为她复原么，天下什么东西能够复原呢?
陪同我的人和另一个人在故居占地问题上还争执了几句。一个说真正后花园的后墙要再往后延一条街。另一个说不止一条街，也许要再推掉两排瓦房。听他们争执的时候，我又看见了那大红门，这门肯定不是她的门，原本被她吱嘎推响的门，也许要向右移百米，再向后移百米。土地油黑，本来没有痕迹，门立在哪儿，人就只能从哪儿穿过去。
故居的工作人员在喊叫：吃晌饭了。
这个园子在人都散去之后，就只剩了红门和石像，等着晚上来跳舞，来寻夜生活的青年。离开故居的时候，那大红门旁边还有人像模像样地照相。
没有任何理由责怪她家乡的人。他们为她保留着园子，追究着真正的旧址。县城公园里还有萧红的墓。虽然铁闸门锁死着，但是听说那里还埋藏着萧红的一绺头发。在哈尔滨，还有人记得她沦落无望时住过的欧罗巴旅馆。我们沿着方块石头铺着的大街找到了那儿。那客房还在，特别标价为每夜一百元。当然不是她文章中写过的带天窗的那种房子。楼已经重修了，该保留的东西都已经尽量保留。真正支撑着她活到三十一岁，又在香港沦陷的那个黎明夺去了她生命的东西，因为无形而永远无法留住。
我坐过船，从武汉到上海，走的是长江。我只知道我的脚下是水，水的两边是岸。不知道船经没经过湖北的赤壁。我不关心这个。究竟是苏轼使那悬在水上的崖壁成为名胜，还是那水白石红使苏轼的词留名至今?死物还在，被抵押在原地，静等岁月风蚀，而人已飘逝，不可追寻。
我去澳门回来，遇见许多去过澳门的人，我问他们，见了大三巴牌坊吗?都说见了，还照了相。而那牌坊建于哪一年哪一月，它作为当年的圣保罗教堂，曾遭受几次火焚，它的地下密室怎样被发掘，没一个人能答上来。他们跟我说巴黎艳舞，说赌场，眼光闪烁，后话隐约。这是今天万物飞转、流速超常的社会里的另外一种风景名胜。
现在，大红门在我们背后。我们到了纷乱的大街上。我想，她当年注定要离开家。家，从来就不值得留连。
我把我的话对无声的萧红说：我们不热爱故乡。我们也不热爱异乡。我们就是这样在世界上自我漂荡。
门，重新又关上了。门是生活中最抽象的物体。它打开，你看见它里面的故事，可能是早就变形的故事。门开了又很快关上。山有山门，庙有庙门，在今天都被保养着，漆剥落了，又刷上，翻旧迎新地变幻。有一种人总是想，怎么能掰开那漆的外壳，看见真实，但是它是抓不住的。谁也画不出思想的图形。只要是活的东西，它就注定要向远处行走。
走到呼兰县的大街上，满街奔跑着一种简易机动车，明显地都写着“大邱庄”，是用摩托车改装的。我问人们，大邱庄的车怎么开到这么远来了?他们说：是大邱庄生产的，在呼兰遍地都是。随着一辆“大邱庄”，我们被指引看见了呼兰河，弯弯曲曲的，一些小树，稀疏地散落在河边。那河可真小。当年萧红写过的能两面行船的大河，就是它吗?
1996.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