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中秋节，是九月二十号。
上午八点半，我到菜市场去。还远着呢，就听见人声滚沸。滚沸的程度竟然使我断定：一定发生了什么事儿。
被来往的人冲撞着进了菜场，我才发现一切正常。不过因为是中秋节，人比平常多了几倍。肉、菜、海鲜都充盈着，灌满了视线。我不禁想，除了我这闲人之外，还有这么多的人不用上班吗。所有的手上，都提拎到了极限，而且多是跳跃着的活的鱼禽。整个市场蠕动着，吱嘎乱叫，鲜活又生猛。我又不禁想，这是怎么了，今天什么都不要钱吗?
一个手捧整条乳猪的老太婆，踢踢跶跶地直奔我而来。我立在菜场中间，突然明白了：我对我这个民族的认识是多么肤浅。有人说，中国在世界上最尖端的文化是“食文化”，即“民以食为天”。这话，原来并无丝毫夸张。
其实早在一周前，住宅楼的防盗门就大肆敞开了。抱着整箱水果、生力啤和整袋泰国香米的人就在外面长喊短叫，让家人快下来搬东西。这些“东西”百分之百都是吃食。难怪有台湾旅美学者惊呼：全世界唯香港有整栋楼五层都做酒楼，而唯日本有整栋楼七层全部是书店。
过节是什么?就是吃好的。哪一个中国人能反驳得了这个结论。
我以为，对吃的过于热衷是一种恶习。恶习能称做文化，也该是最末等的文化。
然而食文化、酒文化、茶文化，堂堂正正地坐在正殿上。把几千年的历史像浸泡了的豆粒倾倒在古磨里，榨出来的液体就是这吃的文化吗?
中秋前两天，邻家的高压锅一直响着，泄露出肉类的香气。我被迫坐在香气里的那一天，就是“九一八”——距今天六十三年前的这一天，日军发动了对中国的首次挑衅。我查到了二百年日历，那一年的当天是八月初七，正是农家杀猪宰羊盘算着过中秋的日子。
犹太裔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埃利·威塞尔，一生都为纳粹集中营中屠杀犹太人的暴行而不遗余力地作证。他甚至搜集到了当年一些犹太孩子在被残杀前写下的诗歌。他以自己的亲眼所见，游走世界，不懈地指正纳粹的暴行。而中国的南京，有几十万人在几天中死于日军的屠刀之下，却极少有未亡人能以清晰的理性和无懈可击的证词直面历史。目前仅有的一些照片，还是个别外国人留下来的。至今，在日本，仍有人称“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自己杜撰出来的!
古人都说，人杰则地灵。按姑苏城和秦淮河千年的繁华，那里该是汉文化的圣地之一。然而，面对杀戮，中国人这么无力，如风中之哭烛!什么灿烂的文化，也顿时暗淡、流血和死灭。纵你有再美的烹调技法和美食品味，敌得了刀枪吗?!至今盛名于世的笔墨纸砚，都在做什么?这种灿烂，在自己民族遭到了灭顶之灾的时候，甚至都不能把对手的屠刀指出来!
蓝天白云之间，你直立着你的头颅，吟诗作赋。因为当时你肚子不饥渴。突然你感到刀刃和疼痛，你立刻就熄灭了。你的死，只有涓涓的血浆，能无声地传达给荒野。
一个生意人从日本回来，说日本人卖给他的木材居然是从海里打捞上来的中国大兴安岭红松，它们被涂满柏油，在日本海里沉没了半个世纪。
我是东北人，我听过一个邻居的老太太讲述她丈夫的悲惨死亡。在日本人劳工队里，他多说了一句话：还是大米饭好吃啊!就因为这句话，他遭到了杀身之祸。老太太说，他丈夫的肚子胀得像小鼓。他一定吃了很多橡子面。我的姥姥每次用她苍老的手搅动瓢里的白米时，总要说，“满洲人”吃大米饭就是“经济犯”，要被杀头的。警察随时进你的家门，揭开锅盖，只要看见里面是白的，立刻把人逮走。
五十年过去了，我从没见过一个东北人能直面自己的覆巢，把十几年在日本人枪口下的日子，真切详尽地记述下来，以示世人。
中秋那一天，过得极快。我还在厨房里的时候天就黑了。窗外开始晃动红红绿绿的小灯笼。从不足腰际的丁丁小孩子，到一米七八的高中生，人手一灯，四处地走和笑。门前的草坪上，纹丝不动的是一棵灯笼树。树本来不大，给灯笼挂满了，又亮又丰满。树下坐了一群女孩子，打工的装束，团团围紧。一女孩用胖手持着刀，把月饼分成小块块，把水果切成小条条。每个人甜美地吃。不用说，围在中心的是烛光，烛光照耀下的是一圈吃食。
到了夜里十一点。我再到门口去，亮暗相间的云彩已经布满了夜空。月亮，被半遮半掩，已经是残月了。孩子和灯笼都已睡去。一些中年人摆出小长桌。桌上燃着香火，上面摆有乳猪、月饼、水果，等等等等。我远远看着他们祭祀的心境，井井有序和一丝不苟。我想，原来买了吃食，除了喂活人之外，也安抚死去的人。世代日积月累，一个人会有许许多多的祖先。就这么一小台食物，够那长年食不果腹、死不瞑目的先人们享用吗?
在我们中国人的杯盏盘碟之间，荣耀和屈辱都流水一样逝去。偶然尝尝，那水，不过有的淡一点，有的咸一点，有的腥一点而已。
中秋节的第二天，电视新闻中说，深圳市民欢庆中秋，几万人几万人去公园赏月、吃月饼。而镜头之下，却是遍地抛洒的果皮、污物。当时我生出一个强烈的念头来——我不是基督徒，但是作为这个民族的十二亿分之一，我要为积年累月的战乱、饥荒，更为无知觉的陋习而垂下头，为这一切，向我心中的神父，去告解：我们相当地不完美!
不完美，也包括了贫穷和匮乏。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里，灾荒一直都不能躲避。我起码知道在一九六二年，一个叫斧头的孩子，在我家东窗前的榆树上，为扒榆树皮吃而失手跌下。扑的一声，肚子正戳在我家木栅栏的尖上。那孩子像狼一样叫。
那之后的一九六九年春节，我和弟弟去买向每户城市居民定量供应的两瓶啤酒、一两木耳、二两芝麻油、一斤白糖、两盒香烟。商店被包围着，队伍不见头尾，我看见我弟弟挤进人群，他的黑色帽子，像摆龙身上的苦胆，我开始害怕，我想他要被踩死了。我叫他的名字：“惕，不买了!”我看见的只是我眼前立刻消散的热气。他在大人之间挣扎。后来，我已经不能再看见他，有几个袖子脏得发亮的人升到空中，蹬踩着无数人的头，用那钉满铁钉的大头鞋，爬到牢狱一样的铁窗口，去抢那少得可怜的食物。这种场面在当时，没人会见怪。
一九二四年的春天，我到南宁出差，看见一些干瘪瘦小的农民，来城里上访，黑蓝的一团，聚在马路边儿上，沉默着，脸上一条表情也没有。在“文革”中，他们的家人因为出身不好，被县里的男女造反派活活吃了心肝。被吃的，甚至有几个月的孩子。
我看见远不够完美的人们，远不够完美的历史。中秋，仿佛一个苍老的人，坐在白莲花的蒲团上，想象着亏月变圆，腹中饱胀，家人团聚。
我们就不能再向着完美接近一步了吗?
199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