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多细节可以让你一眼辨别出在大街上碰到的阿姨是一位保洁员。她们的头发常常用发网兜住，盘在脑后;她们大部分都很瘦且微微驼背;她们喜欢穿比身体大一号的长袖长裤，有时候直接穿着工服;她们总是走得很匆忙，有些还能明显看出腿脚不灵便;来自湖南、湖北的居多，五十岁到六十岁之间;她们都说方言，面对陌生人更加细致的问询很谨慎;她们有一张疲劳的面孔，伴着黑眼圈和蜡黄的面色。
母亲工作的写字楼位于深南大道上，是一片综合建筑群，于2013年开盘。这片建筑群包含两幢办公楼，一座酒店，两幢商务公寓，还有一个大型商场。
负责将人们运到写字楼各个楼层的电梯分为三种：货梯、客梯和贵宾梯。
保洁员们没有权限乘坐白领上班时用的客梯，只能乘货梯。货梯的轿厢四壁被复合木板保护着，上面涂画了各种笔迹。连气味都不一样，带着尘土和汗水的味道。电梯上升和下降的时候，伴随着轰隆隆的噪音。很明显，这是一部专供像我母亲一样“做工的人”乘坐的电梯：保洁员带着拖把、水桶，快递员抱着摞得比自己脸还高的包裹，拉货员推着装满物品的推车，修理工背着工具袋……他们经常挤在一起，等着各自要去的楼层，脸上的表情总是很焦急。
保洁员没有权限乘坐客梯，但货梯则对所有人开放。尤其是下雨天临近上班打卡的时间，客梯太过拥挤，白领们便在客梯入口处打完卡，转头乘货梯。他们手中拎着雨伞和早餐，人太多的时候，早餐就可能会被挤瘪，跌在地上，鸡蛋破碎，粥洒满一地。
一位四十多岁的大哥坐在轿厢里侧的凳子上，专门负责开电梯。母亲称他为“电梯司机”。每当有人进来，他都会面无表情地问一句：去几楼?得到回复后，帮忙按下按钮，便低头刷短视频。他一天有12个小时得待在这个密闭的空间里，跟着电梯轿厢上上下下。我陪母亲去工作的次数多了，他便认识了我，表情也变得柔和了很多。每次我们进电梯或出电梯的时候，大哥都会调皮地伸出手，并说一句：“请上车!”或“请下车!”仿佛我们乘坐的是一辆顶级豪车。
这辆“顶级豪车”也会偶尔出故障，“说坏就坏”。一次，母亲正和保洁员老刘一起乘货梯下负一楼停车场开会，“哐当”一声巨响，电梯停在了十三楼，一动不动。母亲、老刘以及开电梯的大哥三人面面相觑。还是老刘机智，赶紧给经理打电话，紧急报修。一会儿，专门给写字楼维修电梯、穿着深蓝色工衣的“工程师”小哥用工具打开了货梯门，母亲和老刘在他的帮助下转乘客梯下楼。这样的事情第一次发生时母亲感到害怕，后面就见怪不怪了。
写字楼里的一部部电梯让母亲想到矿井的升降梯，想到十年前在韩城煤矿的日子。早高峰时期，一群群年轻人像乌蚂蚁一样挤进电梯，电梯上升，一层层把他们运输到各自的工位上。下班时间，电梯一层层下降，他们又一个个回到城市里的家。煤矿矿井的升降梯也运送一个个青壮劳动力，只是方向刚好相反，上班是去地底下，下班是往地面上。那些母亲在下班时间遇见的年轻面孔和煤矿上那些脸被煤灰染黑的年轻人一样，眼神里都布满疲惫。
母亲所在的保洁员班组加上大经理和副经理共38人，其中只有8名男保洁，剩余28名都是女性，平均年龄超过五十五岁。男保洁负责写字楼外围卫生，女保洁负责大楼里的楼道、厕所及电梯卫生。母亲在写字楼做保洁，打交道最多的除了班组内的人，就是维修工了。这些全员男性、年龄在三四十岁的维修工们和我们住在一个小区，物业公司为他们租了小区房做宿舍。母亲经常在上下班途中遇到他们，有时候还看到他们在天台上嗑着瓜子喝啤酒。
写字楼里无论什么东西都是有可能坏的，而保洁员们遇到的突发情况就更多了：水龙头像泄气了一样说不冒水就不冒水;被堵塞的马桶，漫出臭烘烘的粪水;被按压多次的洗手液阀门垂头丧气;门锁不听使唤，无法开关;墙顶漏水，地板渗水，墙皮脱落;空调在夏天吹热风或干脆罢工……这时候，保洁员们需要用“报修”的方式来挽救灾难现场。
“报修”有严格的流程：保洁员报给经理，经理报给甲方物业，物业在系统里下单，维修工人收到下单的提示才会去现场查看、维修。如若不走流程，无论情况多紧急，维修工们都会视而不见，不理会保洁员们的请求。报修从轻到重分好几个等级，保洁员们报修的时候，都按最严重的“加急”等级来报，如若不是“加急”，维修工们便慢慢悠悠。可是，所有人都报“加急”，便意味着没有“加急”。有一次，一位维修工小哥跟母亲说：“阿姨，你别在周末报修，我们周末也想像那些坐办公室的人一样，休息一下。”母亲表面上同意了，但什么东西要坏之前是不会提前打招呼的，遇上紧急情况，还是得“加急报修”。修理完，被污染过的环境，遗弃的垃圾仍旧是保洁员来处理。
周六、周日是保洁员的大清洁日。
工作日不方便清洗的贵宾梯红地毯要洗干净、晾干，在周日晚上铺好。贵宾梯是专门接待贵客用的，马虎不得。大楼的外墙、地面要用高压水枪冲洗，墙缝、地缝里冲洗不掉的污渍要用刮刀刮干净，或者直接用手去抠。写字楼大堂里的琴叶榕叶片要用毛巾一片片擦干净。大楼里五十二个洗手间要重新清洗一遍，工作日时只需要哪里脏了清洗哪里。
做这些工作的，绝大部分是像我母亲这样的阿姨。母亲有一位同事姓皮，她的名字常被其他保洁员调侃，因为谐音近似“疲劳女”。阿姨倒是很乐观，她说，名字是我老妈取的，又不是自己选的。
有一天，母亲感叹：皮××，疲劳女，我们都是一样啊。
皮阿姨五十六岁，江西吉安人，比我母亲还大两岁。2021年春天，她被小姑子带到深圳来找工作，之后就没回去过。在老家的儿子和老公说:“你连家都不要了。”阿姨解释说，没能回去主要还是因为疫情，行动不便不说，还耽误挣钱。来深圳之前，阿姨在老家帮人采茭白，一天挣150块，因为常年泡在水里，脚得了风湿。再之前，她在九江一家饭店做刷碗工，一个月2200元，阿姨刷了四年。
眼下，除了写字楼这份活儿，她还另兼了一份保洁工作。下午5点半从写字楼的岗位下班后，6点又赶到另一处地点工作至深夜。皮阿姨基本没有休息时间，开会的时候总打瞌睡，经理批评她：“你要钱不要命哦!坐下就打瞌睡。”阿姨在睡梦中弹起来，醒了。她很瘦小，一阵风就能吹倒的样子。因为缺少休息，她病过一场，好几天都没能来上班。问她为什么要如此辛苦，她说，儿子没念大学，在老家刷漆，还没娶上老婆;老公还在老家的工厂里，她因为年龄过了五十五岁，厂里不要了，才来深圳。
皮阿姨负责写字楼大堂的地板清洁，虽然只需要负责一层楼，但面积也有三四百平米，且人来人往。甲方要求，地板上不能看出有脏印。一个周日，阿姨正在拖地，一队装修工拿着梯子进来了，要修理大堂损坏的灯泡。刚拖完的地板上，赫然冒出两大排脚印，阿姨只得重新去洗拖把，再拖一遍，反反复复，不断地弯腰拖地，用毛巾擦拭，陷入无边无际的忙碌中，没有一点空隙留给自己。就像西西弗斯推石头。
写字楼大堂的落地窗前有一个巨大的人造景观：四只拖着长长尾巴的孔雀落在一棵古老又雄壮的树上，地板上还蹲着两只。树下有一个大水池，水池边有热带绿植，营造出一种西双版纳风情。
这棵“孔雀树”已经有些老旧，孔雀是塑料做的，树干是石灰加褐色的涂料，树叶也是塑料片。打扫孔雀树的是来自四川南充的芙蓉阿姨，她是母亲所在班组年龄最小的阿姨，四十九岁，但出来打工已经二十二年。2000年，她跟着老乡一起进厂，东莞、深圳都待过。芙蓉阿姨上的是下午班，从下午1点半到晚上9点半。上午半天，她在附近一家公司的食堂帮厨，一个月能挣4000多，两份工作的工资加起来有7000多块。
我问阿姨怎么看待自己这二十多年的打工生涯，阿姨笑笑说，其实没挣到钱。
阿姨虽然只有四十九岁，但孙子已三岁了，儿子一家在攀枝花，日子过得尚可。“孔雀树”一个礼拜打扫一次，主要是擦树干和拖孔雀台(树下面的地板)，羽毛上的灰尘掸一掸就可。“这棵已经老化了，可能过段时间要换新的来。”
我问芙蓉阿姨，除了这棵“孔雀树”，打扫卫生的时候有没有碰到别的让人难忘的事。阿姨说，那应该是给大堂里由几万颗水晶石串起来的五棵“水晶树”做清洁。阿姨指给我看，那五棵有着像云朵一样树冠的水晶石假树，被圈在一面大理石墙壁旁，正对着孔雀台。在灯光的照射下，它们亮晶晶的，闪烁着富丽堂皇的光芒。阿姨说，为了让这些珠子更亮，当时她和另一位阿姨用毛巾一粒粒擦拭，整整擦了两天。
在高度城市化和专业分工的今天，我们很难看到，完美的背后，一个普通清洁工的工作现场。我们只能想象，一位四十九岁的阿姨，在两天的时间里，擦了几万颗水晶石。我们对细节无止境的要求，最终的压力都落在了最基层的员工身上。类似的现象，在很多其他工种中也可以看到。我没有问芙蓉阿姨，擦完最后一颗水晶，她感受到怎样的工作价值。
母亲在写字楼工作的一年来，很多保洁员从入职开始就没休过一天假。一个时刻保持干净的超级城市背后，是一群人的过劳。
在所有保洁员里，你能一眼看出夏青的气质跟别人不一样。首先她显得年轻，另外，她化着妆，纹了细长的柳叶眉。
她在母亲负责楼层的一家食品公司里做保洁，每周固定来一次。一个月薪水1000多块。夏青是大凉山西昌人，家里有三姐妹，她是老大。阿姨说，她本来在一家会员制超市工作，公司有买社保。2019年前后，因为父亲生病，她经常要请长假回家照顾和处理家事。直到2019年年底，一天，她正在上班，接到亲戚打来的电话，说父亲去世了。她立即买机票回家，跟领导提了辞职。那时候，阿姨已经在那家超市工作十五年了，到五十岁就可以领退休金。
2022年，夏青五十岁。如果三年前她没有辞职，也许现在就不用干这份保洁工作。“老大要承担责任。没办法。”阿姨跟我说。她打了好几份钟点工，这家打扫完，还要去另一家，时间很紧张。
很多阿姨来深圳前一直过的是没有被规则化的农村生活，成为保洁员后，严格的打卡制度、每天的晨会、每隔一个小时的签到，让她们感到“头昏脑胀”。来自四川、有着火爆脾气的冬容阿姨入职前就跟大经理打好招呼：“不要让我签字、开会，一开会排队，我脑子就炸了。”大经理应允了。两个月后，副经理不明缘由，让阿姨跟大伙一样，不能例外，否则就要换岗位。她很气愤，转身去工具房拿上自己的背包就离开了，算是辞职。公司没有扣她的钱，几天后她又在附近的写字楼找到了工作。
在母亲的班组里，我是唯一一个进入保洁员休息室，会帮忙打扫卫生的保洁员子女。去的次数多了，大家就都认识了我，不等我问，总是热情地与我分享各种新发生的事情。
以前我不是这样的。在母亲的打工生涯中，我曾多次深入过她的工作现场。那时，我与母亲的同事进行的是表面且客套的交流，我从未觉得我与他们会产生深刻“链接”。
2013年夏天的一个暑假，我去母亲工作的钒矿看她。母亲的主要工作，是把矿土从车上卸下来，混合了盐、碱、煤后，再铲上分流盘。十四个盘子，上下各七个。按顺序，从头到尾，反反复复。“我都是用膝盖顶住铁锹往盘子上倒，每铲一下，都像是磕一次头。人家说，我磕头一天磕到黑。”工钱按处理的矿渣车数算，一车四百五十斤，从车上铲下来一次，再从地上铲上去一次。母亲经常一天铲六十多车，五六万斤矿土。晚上睡觉时，她甚至无法侧身。
有一天，她问我要不要跟她一起去工地，看看她是怎么“滚球子”的。我拒绝了。
当时四十五岁的母亲，穿得不修边幅，有时候还很粗鲁，遇到不公平的事，还会跟一同打工的男人干架。我在大学学喜欢的专业，坐在明亮的教室里听老师讲文学、哲学和电影，星期天还跟宿舍的姐妹一起购物，去图书馆看书，去参加社团活动——母亲在其中倾注了大量劳动。我正在经历的一切都是她没有经历过的。我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她正在忍受劳作时身体上的痛苦。每次，她带着想要说教我的口气说“你不知道你妈有多累”时，我只有短暂的愧疚和短暂地为她感到不公平，过一会儿便抛诸脑后。我似乎是在理所当然地享受当下，故意忽略母亲。
拒绝和母亲去工地上看看的我，或许是因为怕看到母亲的“痛苦”。我上学的学费正是母亲“滚球子”挣出来的。我想到自己在学校毫无成就，甚至带着一些享乐的生活，就无法面对眼前的真实。我沉默面对母亲向我投射的期待目光，选择了不去回应。
我想如今我可以诚实面对母亲的保洁员工作，愿意去倾听保洁员们的分享，本质上是因为我在社会这个大染缸的浸染中逐渐意识到，我和他们有一样的来处。我虽然做的是白领工作，但我们仍处在同一个阶层。
最令我难受的，还是保洁员们老家亲人生病的消息。
来自贵州的云霞阿姨把手机里的照片拿给我看，上面是一张扎满银针、带着呼吸机、眼睛紧闭的男人的脸。我心底一沉。阿姨告诉我，那是她的姐夫，本来在广州打工，突然脑溢血，在医院已经住了一个多月了，姐姐云朵本来也在写字楼里做保洁，只好辞去工作，去广州医院照顾，天天喊丈夫的名字，但他一直没反应。
其他保洁员围过来，阿姨传着照片，大家除了表示同情也毫无办法。母亲安慰她说，自家大姐也是去年脑溢血，现在连饭都自己吃不到嘴，要人照顾。另一个阿姨插嘴，自己的老公也是脑溢血，在老家休养，好可怜。
虽然把痛苦说出来没什么用，但心里会好受些。当每个人都分享出自己的痛苦，也许痛苦就没有那么令人难过了。
过了两周，母亲告诉我，云朵的丈夫在广州的医院里去世了，运回了老家安葬。“靠营养针维持了一个多月，一直昏迷，没有开口说一句话。”因为变故，云朵彻底辞了职。
也有阿姨直到离开时，大家才知道她背后隐藏着的痛苦。茉莉花阿姨是母亲班组里唯一一个在深圳拥有一栋楼的，且儿子念了北大。她的骄傲写在脸上，虽然很少跟其他人透露自己的私事，但对于家里在深圳有楼，儿子大学好、工资高这些事，她从不掩饰。
一个周六，母亲和茉莉花阿姨以及另一位叫梅影的阿姨，一起负责做贵宾梯的大卫生。从二十六楼擦到负四楼，整整半天，她们三个人在一起分工合作，一个人擦壁面，两个人擦电梯外面的木质栅栏式装饰。三个人一边擦，一边闲谈。
茉莉花阿姨边擦边说：“我啥都会做，这种打扫卫生，只要勤快就行，又有啥‘巧’呢?我们这种打扫卫生没什么‘巧’!”
梅影阿姨插话说：“你这么有钱，为什么还来打扫卫生?”按照茉莉花阿姨的说法，她确实不缺钱。但她闲不住，一闲下来就打麻将，因此输了好多钱，有时候一天都要输掉大几千。来做卫生，把自己的时间填满，这样就没空去打麻将了。
茉莉花阿姨和她的老公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来到深圳，靠开宾馆起家。后来买地皮盖了一栋农民房，自此实现财务自由。儿子月薪超过3万，每个月固定给阿姨发2000块的零用钱。母亲问，你有钱，怎么还点儿子的微信红包?阿姨说，我儿子说让我买好吃的，那为什么不点?
梅影的物质条件也不差，早年跟丈夫离了婚，一个人潇洒自在。她的女儿在香港工作，偶尔回深圳，她一个人住着女儿在南山的大房子。她告诉母亲，自己有100万存款，每个月还定期在网上买理财产品。
这个上午，令母亲的生活经验有些被颠覆。她再看梅影和茉莉花阿姨的眼光好像都不太一样了。母亲有些羡慕两位阿姨身上的自在和安全感，那可能是她一辈子都无法获得的东西。
后来梅影因为和业主吵架被开除了。能打破规则、不服从职场不合理的规则背后，是得有底气支撑的——她不像大多数保洁员那样，她有托底。
茉莉花阿姨和梅影因为住处离得不远，又在一起工作，成了好朋友。两人经常约着一起坐地铁回家。梅影被开除后，茉莉花阿姨还坚持在写字楼工作，但独来独往。
一次开会，茉莉花阿姨看着不对劲，身体左右摇晃。经理说，你有糖尿病还不快去休息。母亲这才知道她的身体并不健康。她也有不似表面的地方。
五十五岁的蔷薇阿姨是湖南怀化人，唯一的儿子跟我在同一家公司工作，做程序员，但跟我不在同一座办公楼。阿姨跟我说，她跟儿子住在竹子林附近的小区，儿子工作很忙，她除了做保洁，还帮儿子洗衣做饭。儿子在深圳这样的城市有一份薪水还不错的工作，或许令她感到骄傲。当其他保洁阿姨表示“你很有福气啊”，蔷薇阿姨大方地笑笑。
但蔷薇阿姨总是请假，断断续续地工作，有时好几天不来，有时又突然出现。直到有一天，阿姨在微信群里发了一张高铁票的截图，告知经理，她要回老家了。
原来，蔷薇阿姨患有严重的肾结石，到了要做手术的程度。母亲这才意识到，蔷薇一直在忍着痛做保洁。难怪她的脸色总是发黑，营养不良的样子。总是吃冬瓜，说冬瓜帮助消化。
蔷薇阿姨没再来了。
来自湖北襄阳的芬芳阿姨六十三岁，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在深圳开工厂，但并未在深圳定居，小儿子是上门女婿。来写字楼做保洁员之前，阿姨带大了大孙子，在大儿子的工厂帮了五年工，还在医院打扫了三年卫生，直到因为超过了六十岁，被医院辞退，才找到现在这份工。
大孙子快读高中了，芬芳阿姨坚持出来工作，让老伴留在襄阳照顾孙子的日常生活。
每到中午吃饭时间，夫妻俩总是微信语音来往不断。老伴把做的菜跟芬芳阿姨分享，芬芳阿姨把丈夫的语音外放给母亲听：“你看宝贝，我炒了猪头肉，还有鱼肉，你看你打工吃不上，辛苦了!”
这样互相关心的亲密关系，令母亲羡慕。母亲感叹：“你两口子真好!”
阿姨也感叹：“还真是，从年轻到老，没吵过架。”母亲更羡慕了，她想到常在她口中被称为“榆木疙瘩”的我的父亲。
除了在写字楼做保洁，芬芳阿姨在下班后还去餐馆做小时工，洗四个小时的盘子，一小时22块钱。她想攒够40万养老钱，现在只有25万，缺口还很大。
来深圳之前，芬芳阿姨和丈夫在老家种了十几亩地，每年收上万斤麦子，养了两头猪、几百只鸡。
保洁班组里的男性经常会被安排做需要使用机械的活儿，去打扫写字楼外围和做机动工。从外表看，他们也有一些可以被归纳的共同点：都在六十岁上下;因为工作需要，他们都穿黑色的平底鞋，走路总是很快;头发都理得很短，平头或寸头;很少有胖子;都有一双骨节凸出的手和一张历经沧桑的脸。
喜年是母亲所在保洁队伍里的机动工。每当有岗位需要助手，副经理就会喊：“喜年去做!”其他保洁员形容他：“喜年最听经理的话。”
他来深圳十三年了，当了七年洗碗工，三年保安，眼看着，保洁员的工作也干到第三年了。
我经常在周末碰到喜年拿着高压水枪在马路边冲洗红色地毯，白色水柱击打在地毯上，溅出水花，也冲走了污垢。有时候，他正拿着扫把清扫写字楼外围地板上的落叶;有时候，他在用大抹布擦洗墙壁……他看起来慢条斯理，性格温吞。喜年上连班，从早上7点到晚上11点，共十六个小时。晚上8点之后，白领们下班了，甲方的督管也不会再时不时来检查，他可以稍微松懈一下，不用干什么事。用保洁员们的话来说，临近深夜的这几个小时，就是“混时间”，挣一点“便宜钱”。
写字楼一楼有一个堆放杂物的仓库，大门跟写字楼外墙的大理石壁面一样，因此一般人很少能注意到。仓库里是保洁员们日常做写字楼外围大清洁时要用到的工具，还有地毯、纸盒、沙发、椅子、桌子、置物架、简易衣橱、水马(路障)、拖车……
在临近下班的那几个小时，喜年会推门进去。一张放满报纸和明信片的白色桌子在仓库最里面，围绕着桌子的是一圈旧沙发。他在沙发上用自己舒服的姿势坐下，开始趴在桌子上刷短视频——这是喜年的一大爱好。他常常分享自己打扫卫生的情景，获得了五万多点赞，还在上面与老乡联系。
喜年眼下最愁的是儿子的婚事。他的儿子三十五岁，性格内向，在东莞一家企业做外包，因为疫情原因，父子俩已经半年没见过面。
喜年是云南楚雄人。他说，近十年，在楚雄的小姑娘出去就不回来了，男孩都是从外面带姑娘回来。“我们那时候过二十五岁就找不到对象了。我很着急，他还不急，现在这个年纪，是人家挑他，他没权利挑别人。”喜年的女儿远嫁到陕西汉中，他去过女儿家一次。“很穷，很差，把我女儿拐跑了，我已经不认这个女儿了。”
他出了30万存款帮儿子在老家县城买了房子，还花了12万装修。儿子每个月还1700元的房贷，但说房子他是不会住的，不想跟父母住在一起，被父母管教。他想试着在广东留下来。喜年再一次感到失望。
喜年老家的房屋已经坍塌，县城的家儿子并不认同，他在深圳只有出租房，老了能去的唯一可称得上“家”的，估计只有花了他大半辈子积蓄的县城新房了。
我认识的许多保洁员都跟母亲和喜年一样，无论男女，总是在子女的婚姻上期待落空。
当其他保洁员问及母亲“你儿子结婚了吗”，母亲总是挂着尴尬的微笑。这已经不是她可以做主的范畴了。她带着忧愁的心情，说出像玩笑一样的方言：“我的儿媳妇还挂在树杈上。”“挂在树杈上”，一种悬而未决、不稳定的状态。
这时，母亲身边那些儿子三十四五岁还没女朋友的保洁员，便会搭腔安慰母亲：“有女朋友就好，让孩子们顺其自然吧。”母亲也是这么安慰自己的。这些出生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保洁员，婚姻大多被父母包办，传统得像亘古不变的河流。一切的选择的都是跟随“什么年龄干什么事”。当物质在当下农村年轻人的婚姻门槛中被抬升到至高无上的程度时，他们发现，在农村有房后，得在县城有房，还得在大城市有房，物质要求似乎变成了一个无底洞。“儿子没有成家，我都没有奔头了。”不止一位保洁员这么向我表达对生活的失望。有一位保洁阿姨，四十多岁的女儿经历一次失败婚姻后，近些年一直单身。阿姨劝说女儿再找一个，女儿的答复是：不合适，不如一个人过得好。
他们有一样的精神困境，似乎不看到儿子结婚、女儿嫁人，确认儿女获得世俗意义上的“幸福”，作为父母的他们就无法真正获得“自由”。
而我的母亲，即使她的女儿已经结婚，也还是会担心那无法验证的猜测。她旁观我的生活，从一些细枝末节中判断我过得幸不幸福。如果我在婚姻中表现出悲伤或逃避，她总是第一时间站出来对女婿表达失望：“她什么都不图你的。”我的母亲用一种“道德绑架”式的语气跟我的丈夫说。
喜年的妻子也在做保洁，负责打扫地下车库的卫生。妻子木讷寡言，呼吸着污浊的汽车尾气，拿着扫帚和簸箕来回穿梭，每当妻子干的活儿被投诉时，经理就会在群里通知喜年大叔，或者打电话给他：“快去给你老婆帮忙!”他们没有住宿舍，而是和另外四家人一起在写字楼附近租了一间两室一厅的房子，最多的时候，里面要住12个人，每家每个月房租700块，骑车四分钟就能到上班的地方。喜年对自己每天的晚餐很讲究，要炒一份肉、一份鸡蛋和一份青菜，再配一瓶啤酒。虽然干着体力活，但他的状态并不苦哈哈。
老周是母亲班组的另一个机动工，是那个敢跟副经理拍桌子的人。他今年六十五岁，湖南邵阳人，跟“微信之父”张小龙是同乡。
在去写字楼做保洁前，老周在我居住的小区做垃圾分类。我常常在小区的垃圾房看到老周，他很瘦，总是佝偻着背在忙碌。小区的人把可以回收的纸壳、塑料瓶、玻璃等好分类的垃圾都递给他，他见到人总是笑盈盈的，筋骨很好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