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山腰的萨迦寺院里动辄就是几百上千年的文物。看到这些，我被震撼了。我像是被时间施了法，感觉自己越来越矮，越来越小，和地上的尘埃一样。在这些文物面前，我低微得和尘埃一样，或许是刚刚被一阵风吹来的，或许是被前一阵风吹来的。明眼人一看，新鲜的尘土嘛，那就是新来的啰，什么都不知道啦，既没有领悟过活佛的讲经，也没有听过喇嘛们的诵经。这大殿里的任何一样东西都是一段历史，都比你的岁数大多了。
确实如此。我悄悄地抬头望去，一千年来，一千尊佛的画像在大殿两边沉默，低调得让人羞愧。一千年的时光并没有遮盖佛的威严，佛像固守着当初的初心，就连灰尘都知道避开佛像，维护着佛像如初的光鲜亮丽;佛像头绾发髻，眼睛微睁低视着前方，表情慈祥，眼神里囊括万千生灵疾苦。右腿在上左腿在下盘腿而坐，袈裟斜披在肩，左手掌心向上大拇指微翘，右手手背向外自然放在右膝盖上，高高地聆听尘埃里大众的祈愿。
千年的海螺，保留着没打磨过时原始模样，时间裹挟着尘埃，想覆盖海螺自身的年龄记忆，没想到却沦陷在年轮的深处，只是加重了时间的颜色;千年的唢呐，银匠把藏式工艺刻进花纹里，千百年来无数双手的抚摸，窃走了技艺的精髓，留下空白的痕迹，让后人想象当初技艺的精巧;红宝石和绿松石坦诚如初，在金银的托举下突兀地高出许多，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在岁月的磨砺中，较之于当初的丰满，如今明显消瘦了许多;千年的寺规，矫正着几十代僧人的言行、举止、规范，条款刻在了僧人的心中。千百年的时间，千万亿遍的诵读，和转经人的脸膛一样，和佛堂僧人的袈裟一样，本色的麻布变身咖色，成了永恒的唯一。时间或是蛀虫吞噬着麻布的脚边，它们倒V形的进攻路线清晰可见，金刚护法可不答应，哪能让它们得逞，于是它们消失在倒V顶端的点上;千年的宝鼎和宝伞上的丝绸，是紫色、黄色、蓝色的最佳组合，像百岁老人经历过的岁月，真丝的质地，在柏枝烟雾的熏陶，在时间的过滤下，有了沧桑、沉稳、厚重的气质，艳丽的喧嚣显得幼稚、轻浮。宝伞木质的骨架，承接着一千年时光的厚重，连接着远古和当下，一方天地，维护着佛的尊严和威严;随活佛从西藏而来千年的地毯，早已克服了低海拔水土不服和醉氧，将理想编织在纹路里，温暖着跪坐在上面的僧人，托举着他们的理想和希望。
眼前的四套铁质的盔甲，让我诧异，让我冥想。
盔甲坚硬的外形和防御功能，与佛教圣地的气质有些违和。盔甲是战争的产物，和佛门圣地祈祷天下和平的宗旨相悖。寺院是引导人心向善的地方，原本盔甲和刀枪就不该出现在寺院里。既然出现在寺院里了肯定有故事。
传说，盔甲是蒙古人的。蒙古人擅长放牧，多产牛马。就地取材，军队的盔甲，多用整张牛皮制成。可是眼前的这盔甲分明是长短、宽细不一的一排排铁片，用细牛筋绳连接成背心的样式。铁片的厚薄基本一样，显出制作工艺的精湛。四个帽子，明显有了等级的区别。长官的帽子是宽宽的铁片制作的，上下两层，头顶有帽缨固定，四周可以根据头的大小自动收缩。表面的几张铁片看上去是上小下大，和周边的铁片组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圆形，既美观又节约材料。每个人戴上帽子后圆是不一样的，头大的人，被撑开的铁片是丰满的圆形。头小的人铁片收拢一些，被撑开的形状就成了椭圆。上下两层的设计貌似装饰，实则是帽子伸缩的机关，上层盖住了下层撑开的缝隙，美观实用，更重要的是具备很好的保护功能。牛筋用它特别强的柔韧性和耐磨性将坚硬的铁片连在一起，构成一款帽子的形状。
三个士兵的帽子简单多了，就是两个边缘有孔的铁质半圆，内部用细长的薄铁片和铁钉固定成一个圆形。当然不能伸缩，不能随着头部的大小改变帽子的直径。远远看去，和长官的帽子一样，内部实则完全不同。
盔甲和头盔，看来，这应该是一个长官和三个士兵的战时装备。和此地有交集的，只有忽必烈南征。看来，这应该是和忽必烈攻占大理国时的忒刺分兵有关联。
盔甲和头盔不说话，但是它们就是历史的遗留。
时光回溯，忽必烈带着十万大军从临洮(甘肃临洮)行进到忒刺(今甘肃迭部和四川若尔盖交界)，这里粮草充沛，水草甜美，适合部队调整休息。重要的是，针对此次远征，忽必烈心中有一个计谋，无论如何，他要攻下大理国，结束蒙古、南宋、大理国平分华夏的局面。然后，南宋就成了夹心饼干，两面夹击，不愁攻打不下，胜利只是有待时日罢了。那时，开天辟地，华夏一统。唐朝盛世都没有做到的事，我忽必烈要做到。
蒙古国在北，云南大理国在南，既不接壤也没有仇恨，蒙古国为什么要不远千里出兵大理国呢?这和蒙古的扩张政策有关。南宋是块硬骨头，蒙古一时半会动不了。忽必烈的哥哥蒙哥继位后，制定了“斡腹之谋”，即征讨大理国，对南宋形成南北夹围的态势。蒙古大军由忽必烈率领，这是忽必烈第一次带兵出征，他十分重视，在临洮练兵，为打胜仗做准备。然后，在忒刺兵分三路，由大将兀良合台率西路军，宗王抄合、也只烈率东路军，忽必烈自己率中路军，三路人马长驱直入南方。
此次南征，是蒙古军一次艰难的远征，是远程奔袭，保存实力最重要。于是蒙古军采取“借道”的策略，从关系友好的蕃部诸部借道出征，绕过南宋的统治区。1244年，花甲之年的萨迦第五祖萨班，受窝阔台之子阔端之邀，带着年幼的侄子八思巴、恰那多吉，到凉州幻化寺(今甘肃武威白塔寺)斗法胜利，巩固了藏传佛教在元朝宫廷中的崇高地位。萨班审时度势，写了一封致“蕃人书”的信，劝西藏本部各割据势力归顺霍尔(藏语，蒙古的意思)。后来，八思巴继位萨迦派，在蒙古创造出蒙古文，客死蒙古。
这是蒙藏友好的背景。蒙古人想一统中国，为什么藏区的寺院里出现盔甲?
既然能借道，说明蒙藏关系好。和藏族寺院活佛的关系也好。忒刺和我此时所在寺院地处一山的两边，一个在山的这边，一个在山的那边，平时互通往来。传说蒙古兵所经过的地方，烧杀抢掠，寸土不生。这好理解，蒙古大军的后勤没有保障。但是此次出征，忽必烈严令禁止士兵烧杀抢的行为，他想改变蒙古兵暴虐的形象，为“怀柔”大理国积攒口碑，为减少大理国军民的抵抗做心理建设。
我的认知中，这种铁质的盔甲一般是汉军的装扮。可是汉军的装扮为什么会出现在蒙古军里?原来此次南征的十万大军是从蒙古东西大军中每十人抽二人组成。这支部队是由降蒙的色目人和汉军组成，队伍中出现汉军的衣着也不足为奇。
有没有可能盔甲是蒙古人封藏人官职所送的官服?
据《文县志》记载：世祖至元元年(1264年)……建立文扶州西路、南路底牙等处万户府，亦称文扶州万户府。万户府(治所当在南坪境)所辖则为国家招呼归顺的呵哩禅波哩揭所部的蕃族。至元九年(1272年)十月，复置文州，属吐蕃宣慰司。后并入礼店文州蒙古汉军西番军民元帅府。
我不仅想到了扶州古城边的一条叫宣抚沟的山沟，是什么朝代命名的?为什么用宣抚这个名字?名字流传下来多少年了?是不是万户府时的名字?文献的缺失没有谁能说清楚。只能说明在南宋灭亡前，九寨沟这一区域已经归入元朝的管辖。那么，对管辖地封官封爵，情理上也说得过。
还有没有一种可能，蒙古兵的小分队来征粮食时，被寺院的武僧或者周边的民众消灭?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当时蒙藏的关系较好，一般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或许是藏族铁匠模仿蒙古大军盔甲和头盔的式样学习打制的?可能性也不大。因为这几套盔甲看上去一般，其实设计巧妙，暗含机关，在当时应该是最先进的装备，一般人不认真研究，凭肉眼看不出其中奥秘。
我想，最大的可能是：送!是忽必烈送给这个寺院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凭蒙藏关系借道，就凭忽必烈认识到，虐杀对后续统治的危害，就凭忽必烈杰出的军事才华与治国的理念，就凭忽必烈想夺取大汗的野心。我想，这几套盔甲是忽必烈送给寺院的，还封了官位。
《元史》记载：“宣慰司，掌军民之务，分道以总郡县，行省有政令则布于下，郡县有请则为达于省。宣慰使，播州区划内最高军政长官。”
既然是军政长官，那么送盔甲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异曲同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央慰问团将毛泽东主席亲自题词的，藏汉双语的，一面翠绿颜色的真丝锦旗送给寺院，上面用橘红色的大字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下面是藏文。我想，七百年前给藏区送盔甲或是七百年后送锦旗，都表达同一个意思，都是一统天下，一个武功，一个文治。
忽必烈自然是攻下了大理国，也没有虐杀百姓，自然减少大理国军民的抵抗。加之采取怀柔政策，大理国世袭统治者段兴智最终放弃了抵抗，被元朝收服。从此，忽必烈让地处云南、贵州、四川一部分的大理国，正式纳入中国的版图，为一统中国作出了贡献。当然，忽必烈此次南征，彰显出了杰出的军事才华，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功勋，在蒙古黄金部落内部树立了自己的威信，为以后夺取大汗之位积累了政治资本。
我自然想到大理的白塔，那是大理国为祭奠与蒙古作战阵亡的将士修建的。一座纪念塔，不只是纪念一场战争，更是纪念逝去的将士，纪念战争给人们带来的苦难。是纪念也是警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就像此刻的我，在忽必烈的盔甲面前，想象着忽必烈坐骑的马蹄发出密集的声音，尘土飞扬，戴着头盔身穿盔甲的忽必烈纵马急驰，消失在光阴里，驶进元朝的史书里，永远占据了一席之地;想象着忽必烈站在一张大大的地图前整夜思索，为华夏，为国家，为自己，为天下的统一;想象忽必烈的雄才伟略，想象忽必烈的肝胆柔情……而我只能从史料的只言片语中寻找忽必烈的才干，从民间传说中感受忽必烈的果敢，从盔甲的巧妙设计窥视蒙古大军的智慧，从盔甲的重量上估摸蒙古大军的财政实力，从盔甲的制作工艺揣摩蒙古工匠精湛的技艺……
我估摸此地和蒙古的路程距离，揣度我生活的时代和忽必烈生活的时代的时间长度，空间距离。我在一个寺院里想象忽必烈，想象他的爷爷成吉思汗，想象中华民族所走过的路，以及一个人在历史中或大或小、或轻或重的作用，一个行为对历史发展进程或推进或阻碍。我还从一套盔甲想到了战争与和平，分裂与统一，落后与强大，苦难与幸福。
时间不早了，我收回思想的天马行空。眼前，只是一个萨迦派寺院里珍藏的宝物，只是几套铁质的盔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