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大川来红花堰之前在乡里当通讯员，常在县报的中缝和报尾发表百字文，挣些2元到5元不等的稿费。这些钱他从不去取，只将汇款单和剪报贴在一起，装订成一个本，宝贝似的藏着。每有空闲，便会拿出来翻一翻，一脸幸福的样子。
施大川不会做生意，也不屑到餐厅洗碗当小工，因为他觉得那样有失身份。毕竟自己还算是发表过文章的，哪能跟那些不入流的傻小子一个样啊?
直到他在红花堰碰到一个正在帮人算账的出版了两本诗集的诗人，他才开始反思自己的求职要求是不是太高的问题，他的委屈感和怀才不遇感才稍稍弱了些。这时，正好同住的一位云南人需要推销二胡，管吃饭，卖一把提成5元。施大川想，这工作多少也有点文化味，于是决定去卖二胡。
背着二胡拉着当年在乡下学会的小调走街串巷，他发现城里人别说买二胡，就是愿意听二胡声音的人也越来越少。三天下来，除了脚上的几个水泡之外，他一无所获。
就在他沮丧地在河边转悠的时候，看到一位当年到他们乡讲过文学课的作家老师从面前走过。那老师当然认不得他，以为扑过来的他要强卖二胡。他费力地解释，老师才称回忆起有这么一回事，于是寒暄两句，扔下一张名片，说你平时常在社会上转悠，有什么新闻一定要通知我，老师现在不当作家当记者了。
施大川拿着那张精致的名片，恍恍惚惚觉得自己的人生转折点就要来了。从第二天起，他便把二胡甩给云南人，开始吃“新闻饭”去了。
他向他的作家老师提供的第一条新闻线索，便是离他住地不远的一家米粉店往米粉里掺“吊白块”。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这事太不仗义了。这条新闻很快见报，得线索费60元，相当于卖12把二胡，可以供他生活10天。之后，他又向老师透露了一群外地人强迫小女孩上街卖花的事。这事又挣了200元钱。报社做了一个既悲情又伤感的专题报道。之后，他又揭露了他的邻居——一个骑车上下班的“瘫痪”乞丐，报社派了三名摄影记者拍下了乞丐假装瘫痪的全部过程和细节。此稿据说获了什么新闻奖，他也得到了破天荒的500元线索费。
当然，他也有失手的时候。有一次，他看见城管队员在打一个小贩，他觉得是新闻，急急忙忙打电话给老师，老师说这不算新闻。他于是白白损失了4毛钱电话费。还有一次，他看到一个开宝马的人打一个骑车人，他报料，也损失了4毛钱。此后，凡遇上这样的事，他就不报了。
他在民工和外来人口密集的地方转悠着，以每天一到三条的线索往外提供着。他的客户，也由他的老师而发展到其他报社和电视台的记者。为了工作方便，他还买了个“小灵通”，随时向新闻媒体提供线索。
据一位与他合作过的记者讲，施大川这小子很会来事，往往能摸准记者想要什么。有些新闻，如果现场错过了，还可以请他进行“新闻重放”。比如某家电视台就请他“演”过偷窨井盖的全过程，播出来之后，效果奇好。
据我所知，施大川绝不仅仅“演”过偷窨井盖的，他还“演”过半夜上街贴“牛皮癣”的外来人、写血书请求女朋友回心转意的民工，还曾经受某记者委托在宠物婚礼上当过主婚人。
随着业务的增加，施大川的演技和镜头感越来越好，每次都能很认真很投入地摆出令记者满意的POSE。照完之后，他还会更认真地提醒记者：记着蒙眼睛。
他说：可别三两下就穿帮了，我还指望着再演两年，供娃上大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