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先生一开始先教孩子们“一人两手，两手十指”。等他们会用笔了，又教农字歌儿，一边写一边念。屯子里的人路过私塾，听到一片欢叫：“立春阳气转，雨水沿河边。惊蛰乌鸦叫，春分地气干……”关先生则斜着身子靠在太师椅上摇晃着脑袋，目光微醺。
屯子里有点头脸的很不高兴，跟关先生读过的经史子集也还没有都忘记，就去质问他：“关先生怎么改辙了?要是学那些我们自个儿在家就教了。孩子们跟着你，就算不能学富五车，咋地也得知书懂礼，不辱祖宗吧?”
“我没有从你们兜里掏一个大钱。”关先生一句话就把他们打发了。
关先生不收学费。他孤身一人，吃菜进园子就摘，不管是谁家园子。没粮就上财主家要，也不多拿，一个没有瓤子的枕头，只装大半下，提溜着就走，不说半个谢字。
关先生还是教孩子们庄稼事儿、庄稼字儿。孩子们念累了，就跟他打算盘。一年半载的，孩子的家长乐了，嘿!行，小子竟能当半拉家了。
关先生有一小块地，挺远的犄角旮旯，种大烟。割大烟的时候，孩子们全是他的伙计。把烟浆子收在木盆里，放在当院的大太阳下晒，一点一点变成大烟膏子，满院子飘起一种奇异的香气。孩子们火爆的童音，在关先生尖锐挺拔的嗓门引领下，跟着香气游走。躲在树阴下的家长大骂：“造孽啊造孽!”关先生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没有听到。以后，跑肚拉稀的、染风寒的孩子只需在关先生那里喝点大烟。
孩子只要不生病，个个都是虎羔子。两个孩子扯起黄瓜架，关先生远远地觑着。长着鞋拔子脸的孩子挨了打，额头上鼓起大包，他流着大鼻涕，一边瞅关先生一边哭。关先生大声说：“哭啥哭?找他家去。”鞋拔子一会儿就回来了：“关先生，他爸爸把我赶出来了，不管。”关先生一指：“去，站在他家大门口骂他祖宗!”半天，鞋拔子乐颠颠地回来了，张开手，擎着几个大钱：“关先生，他爸爸给我的，还说一会儿揍他。”关先生没吱声，坐在那儿装烟袋。烟荷包里哐啷哐啷有动静。里面不光有烟丝，还有大钱。关先生的大钱是人家赏的。过年的时候，来讨对子的人空手成，扔俩大钱也成。攒了几年，到寒食节那天，关先生掂了掂，又跺跺脚，领孩子们出发了，徒步去80里外的北陵。
孩子们进了正红门就玩疯了，满眼新鲜物件儿。一个孩子指着琉璃瓦房脊上一顺水的五个蹲兽问关先生是啥，关先生说：“狻猊、斗牛、獬豸、凤、。”孩子没来得及问干啥用的，就被别的东西勾走了。又有孩子问蹲兽，几次三番之后，关先生看着孩子们绿豆蝇般瞎跑，就是停不下来，终于大发雷霆：“那五个东西是走投无路、赶尽杀绝、跟腚傍脑、顺风扯旗、坐山观火!”[1]孩子们吓了一跳，肃静下来，关先生忿忿然：“混账东西，我刚才说的都听清楚了?它们都是败家的玩意儿，鸟用没有。妈了个巴子，我领你们来不是看这些败家玩意儿，是拜谒祖宗的。这里埋着谁?我们满洲人的祖宗皇太极!”孩子们围上来，安安静静坐在关先生身旁，关先生就在一棵松树下讲起努尔哈赤，讲起皇太极、康熙。初春的太阳爽朗地照在关先生和孩子们的身上，有微风从松林中逶迤而过，关先生顿了顿，看看一个个面容肃穆的孩子，他们的天灵盖闪闪发光。关先生舒坦，想：乱世用不着中庸的斯文，乱世只要英雄的气血。关先生疲惫地闭上嘴，感到丹田之气慢慢地、汩汩地从头上、指尖、汗毛孔溢出，73岁的关先生没有慌张，觉得值。
清明的深夜，私塾灯火通明，孩子的家长都聚集在这里。关先生是孩子们搀扶着进来的。气喘吁吁的关先生坐在太师椅上感到了异样，他扭过头去，看到墙上挂着两面旗，一面日本膏药旗，一面满洲国五色旗。有人告诉他明天私塾就改名叫国民义塾了，孩子们必须学日语。关先生挣扎着站起，把旗一个一个扯下来，扔在地上：“狗屎!”他蹒跚着一步一步往自己的屋里走，突然一仰头，发出一种划破夜空的悲鸣：“祖宗啊，祖宗!”所有的人惊在那儿，一动不能动。
太阳照常升起。孩子们来上学，没有听到关先生的吟诵。关先生还躺在被窝里。鞋拔子把手放在关先生的鼻子下面，气息皆无，再一摸，冰凉。
这是满洲国康德5年，清明的第二天。公历1938年4月6日的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