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当一笔学费，总是要交的。叛逆期嘛，她想作，就让她作，作了几下，作不出道道，碰一鼻子灰就老实了。我们那个时候不也是这样过来的?哪个没年轻过?”这话，算是无意间听到了父母的一次争论。一开始，朱莺牵了牵嘴角，想当面问个一二三四，脚步都迈出房门了，突然一下没有征兆似的，身子软塌了。印象里，朱银根总是一副累倒的样子，据说理个发有时候都是手下聘请的工人，拿着剪子推子来个三下五除二，有时回来晚了，女儿一杯问候的清茶刚要递过去，那边还没接上手呢，就见他斜歪在沙发上，坍塌着重重的身子骨，接着就扯出了止不住的鼾声。
父亲承包十几亩鱼塘，上上下下真够他喝一壶的;再说了，家里的财产，一大半还不是他挣的?朱银根眼里除了宝贝女儿，剩下的就只有银行卡上忽涨忽跌的那些数字，那些数字像是弹簧一样，每次蹲下就是为了迎接再一次的摸高。在他看来，这么多年的人生哲学里面，那就是一道简单的等式：钱是命，命是狗屎。
当年，胡素梅也是认这泡狗屎吃的。她哪里会想到，他们这一家像是走了狗屎运，这泡狗屎不知不觉之间还长了劲道，口气也硬了不少。在这个家里，这泡狗屎要是不发话，胡素梅就是再有情绪，多少也要识个脸色。毕竟，朱莺是他俩唯一的女儿，原生态的，谁也不是前老子后娘。不知为什么，女儿一点儿也不像他们这对夫妻如此聪明绝顶?退一步想，好歹二十出头的一个女孩儿，青春期要是没有叛逆，才不正常呢;再说了，这些年来，他们也没琢磨出什么良好的教育方式，更没有心思搞这些虚无缥缈的东东，两人总觉得自己这一代人，吃的苦齐腰深，再怎么着不想让孩子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既然家里条件好，干吗子女们还要闯?又不是没日子过?实在不行蹲在家里过安稳日子，有什么必要顶风冒雨的，折腾个什么劲儿?用朱银根的那句老话，就是：那么多老乡哥们儿，当年战场上一个跟头摔成一捧骨灰。咱能活下来那是命大，一辈子就这么个宝贝女儿，除了惯就是惯，还想咋的?怎么过还不是一辈子的事?
既然这样，家里又不是没法过，看到回家的父亲常常是泥一身浆一身的，朱莺有些不忍心。私底下一盘算，自己的店面从开张到关门，前后只挺了大半年，亏空严重得有点儿让她不敢相信。就像她看到医生在一些病号报告上经常写下的那句：病情恶化，建议转院。
可是，她自己又能往哪里转?她想的更多的是，与父亲说明情况时还吞吞吐吐的，朱银根虽说不会怪罪他，但做女儿的心里也过意不去。
“不就是一笔钱么?当初答应你们做生意，这笔钱就等于是放了鸽子，我压根儿就没打算它们什么时候能回家。这些天，鱼塘离不开人，等忙过这阵子，再说接下来开店的事。听我说，别想着东山再起，没那个必要，懂么?”有次，朱莺逼急了，手机里的朱银根这才有了不耐烦的口气。
成天就是这么个鱼塘，女儿心里淤了这么大的结，好歹也是当爸的人，你就我这么个女儿，还不闻不问?摁了手机，朱莺呛出了泪：行，你没空儿，我有的是空儿，这就过去。
赶到鱼塘的时候，朱银根正在河里忙着，朝着朱莺这个方向的还是背影，自然也没有看见宝贝女儿。
这也是自大学毕业之后，朱莺第一次光临距离城区几十里开外的鱼塘。父母虽然在城里买了几处房产，户口却在乡下一直没有迁上来。父亲当初想着举家进城，户口簿成了非农业，怎么说在他这一代人手上，也算是光宗耀祖。可是胡素梅不让，说政策变来变去的，别说我们，好多当官的自己也把不准脉。既然城里买了房就能住，何必要丢掉根据地?我们家没人做官，怎么说也要留条后路，乡下有田有地有山产，好歹还能挣个口粮，留着巴掌大的一块土地有什么不好，它们也不张嘴问你要吃要喝?这要是以后赶上城市框架拉大，有个拆迁什么的，怎么说不也是猛赚一大笔?
一晃几年，事实证明胡素梅还真高瞻远瞩。老家这边，青壮年不是外出打工，就是进城买房安窝，回村里住的极少，要不就是那些没本事出门挣大钱的。所以胡素梅看准了承包商机，笑嘻嘻地分头找了几个村干部，单是个别说话管用的，当然要悄悄塞点硬货。其他的背景墙村干部也得给个面子，七吆八喝地拢在一起，就那么酒杯举了几举，十几亩鱼塘的承包手续办得容易。放眼望去，老家那一带空心村遍及，既然家境殷实的朱银根敢于承担风险承包鱼塘，村支两委求之不得不说，乡里乡亲的哪个不是哈着嘴朝他们一家人献着笑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