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公元1912年，坐落在昭关古道旁的褒山乡大南村的金家又添了一个儿子，虽说从地理位置上来说这里算山里人家，可家境殷实，人丁兴旺的金家在当地也算大户人家。
这对夫妇前几年已经有了一个儿子，老二的到来让金家上下荡漾着再添新丁的喜悦。看着眉清目秀的新生儿，他们请先生为他取名隆芳，当时他们并未意识到这个寓意美好的名字，日后会成为一个肩负救国救民重任的文化战士。
隆芳在父母家人的呵护下长到上学的年纪时，家里又添了两个弟弟。受地域深厚的历史文化的熏陶，金家历来也重视孩子的教育，所以父亲早就和私塾先生打过招呼，小隆芳聪明伶俐的个性先生也早有耳闻，读书的事先生一口就答应下来。
山花烂漫，溪水流转。
私塾先生教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和一些唐诗宋词已无法满足小隆芳的求知欲，他央求父亲送他去县城读书，父亲很快就把他和家族其他几个孩子一起送到了含山高等小学就读。这里的教育模式区别于私塾先生的守旧模式，接触新文化的小隆芳在学习中如鱼得水。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人民的生活还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外有日本人的侵略，内有国民党治理下的腐败不堪。隆芳的父亲深知文化能救国，无论什么情况对子女的教育都不能懈怠。他看着眼前齐刷刷长起来的四个儿子，心里是说不出的欢喜，可又有隐隐的担忧，他知道在这样的国家里孩子们很难有真正的安逸生活，他眼下营造的更像个假象，随着孩子们的成长，他们很快就要面对残酷的现实，想到自己在外面看到的烧杀抢掠，他经常会一筹莫展。
看到父亲愁眉不展时，小隆芳也很难过，似乎感觉到了父亲担心什么，虽说父母从不让他们操心家里的事，但他知道现在这世道对老百姓来说是多苦。
他眼前又浮现出和哥哥出去玩时看到的那些人家，他们的孩子冬天还穿着破旧的单衣单裤，他们可能连一顿饱饭也没吃过，更别提上学了。
这时他就盼着自己快点长大，好能帮父亲分担些什么，为乡亲们做些什么。
02
民国18年，金隆芳结束了含山高等小学的学习，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安徽省立第一中学(安庆一中前身)，他的兄弟们也先后考入本校。
进入省立第一中学学习让金隆芳如虎添翼，他不但在文化课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还接受了进步思想的洗礼，开始接触马列主义，阅读进步刊物，写一些短小的文章来表达思想，在进步思维的驱使下他第二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的金隆芳斗志满满，他想到了那些他想帮助的乡亲，他们渴求的目光刺痛着他，他要让他们都过上好日子，他在心里发誓，如今他觉得自己正走在实现这一伟大理想的路上。
第二年，因为斗争工作需要，党派年仅二十岁的金隆芳去上海公学读书，开展地下工作。上海公学学风自由，注重培养学生的自我精神，除必需的国文课程外，它的外文、音乐、美术、科学、体育教育在当时的中国教育界都处于领先地位。走在校园里，随处可见谦恭有礼，衣着讲究的学生，而就在一墙之隔的街上衣衫褴褛的人也是随处可见，他们天天都愁怎么填饱肚子。
在师生们眼里，这位叫金子美的学生，除了浓厚的书卷气，眉眼间还有隐隐的英气，他思想活跃，学习刻苦又团结同学，还是老师工作中的好帮手，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金子美在一个好学生身份的掩护下完成了许多党的地下工作，传递着党需要的情报，这样的工作时刻都冒着失去人身自由甚至生命的代价，但他不怕，他觉得只要看一眼这世道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会知道这样做是对的。
从入党的那天他就知道自己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只有共产党才能带领人民过上好日子，这是他在入党介绍人把党章给他看后就意识到的，这本薄薄的党章表达的正和他心中所想不谋而合，从那开始他就知道共产主义将是他一生追求的信仰。
这个信仰像火焰般燃烧着他，让他毫无畏惧地向前，成为一个勇敢的战士。
大学的学习很快就结束了，带着对大学生活的不舍，已化名陈默君的金子美来到了上海杜美路惠平中学当上了一名老师。在这个身份的掩护下，陈默君顺利地开展着革命工作。
在这期间，只要有空他就偷偷为学生们讲进步观点，把唯物史观和马列主义主导的思想说给学生们听，让更多的学生意识到当下政府的腐败和日本侵略者对这个国家的危害。
通过他的推荐鲁迅先生的文章受到了同学们的欢迎，这些少年心中的爱国热情被渐渐点燃，为国家贡献力量，寻找一条出路的想法在一些孩子心里渐渐扎根。陈默君看着眼前热血澎湃的孩子们有着说不出悲怆，民族危难面前，需要这些还年少的孩子快速长大，成为一个个战士。
1935年陈默君离开了惠平中学，来到了上海华美女中。在参加安徽同乡会的过程中陈默君发现国民党政府派遣自己的爪牙混入一些社会团体，利用这部分力量为国民党服务。
一个下午，陈默君看到CC分子樊振邦一伙人在和同乡会的人聊天。看着他每说几句话就瞻前顾后的样子陈默君就觉出有问题。陈默君也漫不经心地走到他们中间去，果不出所料，樊振邦等人在拉拢同乡会的人为其投票，让他成为理事会成员。陈默君早就知道樊振邦是国民党的爪牙，他心里盘算索性将计就计，也打进理事会，拓展我党在同乡会的力量。
有了主意以后，他找到了同乡好友刘正文商量，刘正文认可他的想法后，他们就开始四处奔走联系安徽在上海的大学同学，拉选票，并对一些思想上有顾虑的同学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地劝说。经过两人的多方努力，终于在新选举的理事会中双双当选。
理事名单出来以后，樊振邦等人的脸色很难看，但又拿他们没办法，只得灰溜溜地走了，看到他们离开，陈默君和刘正文相视一笑。
1936年初，在党组织的安排下陈默君和吴莆生筹办了余日章第三小学。陈默君任校长，改名金斯理，吴莆生任学校党支部书记，和金斯理单线联系。
招教师时他们选择的都是思想进步的大学生，还有一部分是党员。这些老师对自己要求极苛刻，只吃饭，不要薪酬，白天在学校里教孩子们学习知识，晚上他们还把一些想识字的工人和妇女聚在一起上课。
这样的场景深深感动了金斯理，他对自己要求更严格了，不允许自己多花一分钱，但又对其他有困难的人倾囊相助。有个老师病了没钱看，他把自己最后一件过冬的棉衣典当了给他治病，自己却因为又冻又饿染上了肺病，同事们看着他瘦弱的身体心疼不已，可他却和他们开玩笑说：“我瘦点更精神。”
03
1937年秋的一天，天空晴朗的不带一点杂质，仰望着这干净的天空，这位叫陈默君的男人又出发了，这次他要去革命圣地延安，在刚刚开办不久的陕北公学负责招生。
转过年的春天，陈默君就担任了陕北公学四队主任，负责党支部工作。陕北公学校园里，师生们常看到一个瘦削的身影，这个年轻人瘦弱的身体和他迸发的工作热情极不相称，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靠着强大的信仰支撑。
1938年下半年，随着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不断扩大，迫切需要一批干部深入敌后工作。12月初，党派陈默君赴晋冀鲁豫地区工作，化名陈希愈，并配给了“上尉文书陈希愈”徽章和八路军的军服作为掩护用。
没想到陈默君去西安路过咸阳时就被国民党宪兵扣留，更加糟糕的是就在前一批被扣留的人中也有一位叫陈希愈的人，只是他是“少校参谋陈希愈”，这件蹊跷的事引起了国民党宪兵的警觉，先后将两人扣留。
刚被扣押的陈默君内心有些忐忑，他不知道具体哪个环节出了问题，究竟那个陈希愈是谁呢?
刚还在琢磨的陈默君竟和陈希愈关在了一起，两人没费多大事就把事情的原委弄清楚了。原来陈希愈、张越、杨清华、李克坚等同志离开延安时组织上先给陈希愈办了“上尉文书陈希愈”的徽章，后来为了工作方便又改成了“少校参谋陈希愈”，决定由陈希愈带队赶赴根据地，期间要先去“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过了几天，组织上估计陈希愈等人已到达西安，便将原本要发给陈希愈的“上尉文书陈希愈”徽章发给了陈默君。
提审的时候几个人都商量好了怎么应对，说是发证的人员印错了名字。宪兵团的人并不信这个理由，杨清华还挨了几鞭子，可也没过多难为他们，陈默君猜测他们可能还有别的想法，也许是怕轻举妄动会打草惊蛇。
虽说过了眼下这关，可这里的形势并不乐观，国民党宪兵分队扣押我方过往人员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几天功夫又多了一百多人，宪兵分队的院子里挤满了被他们扣押的人。为了解决眼下的困难，陈默君决定开展斗争，他悄悄把人员都组织起来，与敌人进行面对面交锋，直言必须要八路军方派代表进行交涉。过了几天，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罗副官来负责具体交涉，要求国民党方面释放扣押的人员。
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国民党方面只答应释放第三批扣押的人员，说是他们已经把前两批人员报给省里，不敢擅自做主。
听到这个消息，陈默君和陈希愈、杨清华、李克坚商量了一下，决定留下来。他们要把释放的名额留给其他同志，还想营救剩下的同志。
为了更好地展开工作和敌人斗争，经过几人商量，他们成立了以陈默君为领导的斗争核心。
在咸阳宪兵监狱狭小的窗口看出去，只能看到天空被一层灰蒙蒙的雾气笼罩着，其他的什么也看不见。看着身边沉默的战友，陈默君左右看看小声说：“现在的世道就像眼前这灰蒙蒙的天一样，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层灰擦去，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推翻腐败的政府，这样老百姓才有活路。”
听陈默君这么说大家的精气神又好了起来。
杨清华说：“要是能活到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推翻腐败统治那天，我就吃两大海碗白米饭就着炒鸡蛋，喷香。”
陈希愈说：“到时说不定还能吃上陈默君家里的咸猪肉呢，听他说那才叫香。”
陈默君笑着拍了陈希愈一把，小声说：“为了我们能早点吃上咸猪肉，眼下我们先要分工合作。希愈同志和我负责分化敌人，把那些有正义感的人拉过来，为我们所用，清华和克坚两位同志要去和其他几个监舍的同志取得联系，让大家统一口径说我们是去前线部队的，千万不要提到共产党员和抗大学生的身份，再有就是要积极和组织上取得联系。”陈默君说完，几位同志就点点头，互相握握手，迅速分开了。”
过了几天，一辆警车开来，二话不说就让他们上车，陈默君和同志们互相对视了一眼就上了车，经过几个小时的颠簸他们被拉到了西安的宪兵六团，看着眼前两排低矮的房子和宪兵手里牵着的大狼狗，陈默君他们意识到更艰苦的斗争要开始了。
牵着大狼狗的宪兵在他们面前来回巡逻，谁要是大声说话轻则被训斥，重则要被拖出去毒打，还不允许随便上厕所，即便是冷饭也不给吃饱，取暖的被子都是谈不上，看着眼前恶劣的环境，陈默君和战友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开展斗争，取得一点权益等待被营救的机会。
他们决定进行绝食，可陈默君的肺病又犯了，不但整夜咳嗽，还在咳血，看着他越来越瘦弱的身体，李克坚含泪劝他放弃，陈默君笑着说：“放心吧，我没事的，革命没胜利我还舍不得死呢。”
绝食第三天，宪兵团终于答应了陈默君他们提出的条件，派医生来给他们看病，拿来御寒的棉被，适量增加了食物。
1939年春节后，陈默君和战友们已经被关押了快一年，长期的营养不良让他们的身体很虚弱，走路都费事。宪兵团又把他们交给了第十战区长官司令部的特务营。
陈默君和战友们没放弃寻求获救的机会，他们利用一切机会向特务营有良知，有爱国心的看守士兵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揭露国民党抵制抗日的阴谋。渐渐地，有些人对他们从不理解到支持，从同情到钦佩，在一位特务营排长帮助下，他们向统一领导北方各战区的国民党天水行营呈递了报告，又经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林伯渠等人积极营救，半月后，他们终于收到了释放命令。
5月11日晚，憔悴不堪的陈默君和战友们终于获释，很快陈默君和杨清华等同志被安排到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没有歇息、调整，他们很快赶赴了新的工作岗位。
04
1939年元旦前后，党创刊《新华日报》(华北版)，并决定以《文摘报》为基础筹备召开晋东南全区的文化大会。“晋东南文化教育界抗日救国总会”(又称文总)于5月4日成立，会址设在沁县南沟。
文总成立之初，不但人少，且几个理事都是兼职的，处于白手起家的状态。李伯钊同志看到这种情况就想起了才来北方局工作不久的陈默君，在他眼里陈默君文笔流畅，颇有文学方面的才华，且工作认真负责，在他的推荐下，陈默君开始负责文总的组织工作。
陈默君在接到任务之初就感觉到了责任重大，作为文化宣传的阵地，文总肩负着向华北地区宣传抗日救国思想的重任，接过这项重任他一丝一毫不敢懈怠。
他先是梳理了以前同志编撰的文字材料，又在这个基础上加入了一些自己的新想法。在一个个不眠之夜后，他陆续编了10种小丛书，都是64开薄薄的油印小册子，内容有反映抗日现实的小报道、小故事，也有怎样开展文化工作的简介，其中尤以街头、墙头短诗为最多。这些诗文形式活泼多样、内容通俗及时、易于记诵，很受群众的欢迎。
受到群众欢迎和同事肯定的工作方法让陈默君干劲更足了，当看到街上的孩子们玩游戏时会唱诵他编的诗文时，他笑的也像个孩子。
看着眼前孩子们玩闹的身影，一瞬间他似乎回到了自己的童年，那时他也无忧无虑，除了学习就是玩耍，他又想到了母亲，也不知道她的身体是不是硬朗，记得出门时母亲还是病着的，他又想起大哥，大哥受父亲嘱托，守在家种田没出去上学，他掰着手指头算算侄子都十多岁了，陈默君不敢再想下去，他记挂家里的每一位亲人，但当下他要先把眼前的工作完成，等把日本人赶走，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他就回老家，在那如画般的山景里盖一座房子，和亲人们过上悠闲的生活，每日里只要读读书，种种田就行了，想到这他的内心充满期待。
文总的经费短缺一时解决不了。
这些日子陈默君把手里的钱换了一点精米精面，开始在街边炸油条，做点米粑粑来卖，这些小吃都是他小时候吃的，常看着母亲和帮佣做，他回忆着她们做的步骤，竟然做的八九不离十。
街上的孩子们总是最捧场，他们知道墙上那些诗文就是眼前这位瘦弱的伯伯写的，他们理解不了他为啥做这个，但是他们知道他是个好人，和他们的父辈一样，因为他总是摸着他们的小脏脸，一脸疼爱。
1940年春天，柳树还没发芽，斗争还处于残酷中，战场上不时传来惨烈的战况，当然也不时有好消息传来。
陈默君再次接到调令，因工作需要，他被调到晋东南鲁迅艺术学校编审委员会工作，与蒋弼共同主编《鲁艺校刊》《文化动员》等刊物。
由于长期辛苦劳作，加上过往牢狱生活的折磨，陈默君显得十分苍老憔悴，孩子们叫错他的年龄他已习以为常，和他在工作中接触的同志，对他年龄也不了解，常常以为他是个老年人。
对于这样的误解，陈默君总会用辛弃疾的诗笑答：“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从1940年8月至12月的“百团大战”后，晋东南全区各机构进行了调整，人员也有较大的变动。文总则改称为文联(其时政府的教育系统已确立)，迁于麻田，归区党委领导。
1941年春天，陈默君调离鲁艺，前往文联主持全面工作。
这一年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发生极大困难。中共中央号召抗日根据地军民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切实开展大生产运动。
负责文联工作的陈默君积极响应，于3月5日发出《告文化界同仁书》。在一路吃苦，自力更生走来的陈默君看来，这些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在他的带领下，文化界走到了大生产的前列，其他单位纷纷来找陈默君学习先进经验。
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这是陈默君一贯的工作思路。
为了活跃文化生活和学术研究的气氛，陈默君就带领文联同志搭棚建屋。他在没有经费又缺乏材料的情况下亲自动手，既当瓦匠，又当木匠，苦干了半个月。3月时，桐峪和索垒两地在他的努力下终于建起了文化俱乐部。俱乐部虽简陋，但却宽敞、明亮。
俱乐部前有平整的草地，随处可见的小花虽叫不上名字，但却养眼。俱乐部四周还有成片的树木，他们常在林中漫步，从清晨到深夜，从阳光到繁星，他们举办学术演讲、问题讨论、诗歌朗诵、戏剧音乐演奏、美术创作展览，完全忘了时间。
在陈默君的努力下，有各类文艺才华的人渐渐聚拢到了文联。知名小说家、画家、文艺爱好者蒋弼、赵树理、刘稚灵、陆耕、王韦、王春等30余人的到来让文联进入了文艺极为繁荣的时期。
文艺家们写小品剧，写诗歌，写歌词，教唱，画战争场景，创作一切能为抗日战争服务的作品，把自己对国家深厚的情感释放在作品里。
陈默君知道团结、领导好这支队伍并不容易，他觉得不仅在政治上要团结好，还要在生活上也照顾好这些同志。很快陈默君诚恳、谦逊、亲切的工作态度就让文艺家们感受到了集体的温暖，都说他从不以领导者自居，只要在他身边总能听到笑声。
同时，为了巩固与扩大以抗日为中心的文化界统一战线，把太行山建成华北新文化运动的根据地，陈默君废寝忘食地工作着，战友们都知道在他心里一切以工作为重，自己个人的得失他是不计较的。
在他的努力下从3月到6月，短短3个月时间里，文化工作就呈现出了一番崭新的景象。文协、美协、音协、木刻协会、太行诗歌社相继成立，《华北文艺》《文艺轻骑》《新美术》《太行诗歌》等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看着各文艺团体有声有色地开展活动，积极投入到抗日救国的工作中，陈默君心里说不出的高兴。
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认识到文艺工作的重要性，陈默君撰写了《纪念五四与文联同步工作方针》一文，文章在1941年5月4日，太行区文化界举行五四纪念大会时在《新华日报》(华北版)发表。
陈默君在文章中就文联工作方针指出：“必须继承和发展五四的光辉成果，更进一步巩固文化人、青年知识分子之间的团结(包括敌占区)。继续成立各种文化团体及与个别名流学者取得经常的联系，扩大文化界统一战线，以便有力地配合本区各方面的建设。此外，在抗日高于一切的总原则下，成立各种学术研究团体，提倡自由辩论、自由研究、自由著述，发挥我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内文化界应有的作用。最后，他还提出文联目前工作的具体措施。”
这篇文章一气呵成，条理清晰，逻辑严密，发表后对本地区的文化界工作起到很好的指导作用，受到了大家的认可。
陈默君像个永不知疲倦的陀螺一样转动着，他的辛勤工作，给文联带来了生机和活力，文化活动开展得丰富多样。
7月份，他们大力开办文化俱乐部、文化合作社、文化食堂、文化旅馆等，以各种方式，发展敌后文化事业。同时，为了适应斗争的需要，提高全区文化工作者的理论素质，他还组织人员翻译了大批重要学术论文及各种研究资料，编成丛书，在全区发行。
7月20日，在陈默君的直接领导下，文联会刊《文化报》创刊。
1942年1月16日，一二九师政治部与晋冀豫区党委联合召开了一个全区文化人座谈会。会上，文联就文艺该不该通俗化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意见出现了分歧。这次大会后，晋冀豫文联、文协、美协、音协及华北文化团体，根据中共中央提出整顿“三风”的精神，联合成立了检查委员会，特别强调整顿文风，进行了为期3天的检查。内容包括本区的整个文化运动，各团体的内部工作，及干部本身的学习、工作、生活和作风等方面。
鉴于上次大会争论的问题和这次检查，陈默君进行认真的反思，写出了《纪念五四对文化工作的点滴感想与意见》一文。在文章中，他倡导文化界应该从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等实际问题的纠正上，来纪念这个光辉的节日。他较含蓄地提出文化工作为谁服务的问题，通篇文章立论正确、内容丰富、极富说服力和指导性。他在文章的结尾强调：希望从五四开始，在我们的文化工作上，大家共同携手，创造更新鲜更丰富的成果。
事实证明陈默君的许多思考是正确的，观点经住了时间的考验。
05
1942年春天，树木才抽出新芽，边区残酷紧张的反扫荡斗争就开始了。到了5月，日军突然进攻边区，全区反扫荡斗争逐渐展开，战斗就在眼前，陈默君开始指导文联的同志们收拾、整理文件和宣传作品，把能带走的提前打包好，不能带走的全部销毁。
5月21日，东南西北之敌如野兽般突然来袭，其目标是对桐峪、麻田及其以东地带作宽大正面的包围合击。当时，文联和总部直属队正驻在清漳河上游的麻田镇，就在敌人的合围中。
五月的麻田镇气候适宜，遍地的野花，但空气中却散发着紧张的气息，平时淘气的孩子都不见了踪影。
看着敌人像包饺子一样合围而来，陈默君深知这次斗争的严酷性。当夜，他就紧急集合文联机关的全体同志，宣布体弱有病的同志分别到敌占区附近隐蔽待命，其余同志随总部直属队行动。他还指定了临时小组长和疏散的地点，后各自回房收拾，进行坚壁清野。
黎明前，队伍出发了。文联随干部团，开始顺清漳河而下，然后向偏城方向转移，以便转到根据地的外围去。一路上，大家并没表现的很窘迫，而是乐观地看待这次战斗，毕竟大家对残酷的战斗并不陌生，已做好了一切准备。有的同志为防万一，互送纪念品。
陈默君笑着说：“怎么?还没遇上敌人，就准备牺牲啦!”
队伍还没进偏城，前方就接到敌人从武安城出来正向偏城逼近的消息，形势很严峻，陈默君看着战友们陷入了沉思。此时，有一万多敌人从四面压缩，以偏城西北的南铺、十字岭、圪拉铺等地为目标，进行包围合击。
陈默君和战友们感觉到一场包围与突围的战斗残酷地展开，一场恶战在所难免。
大家在露营休息时，陈默君一点也没睡，战友们知道他的脑子就没休息过，他总想想出万全之策能突围出去。
第二天拂晓，敌人紧缩了包围圈，敌侦察机左右盘旋指挥敌人向八路军逼近。我们的队伍走到哪侦察机就跟到哪，头顶的侦察机像个摆脱不掉的阴影一样，不断有战友向空中射击，可奈何距离太远，设备又差打不中。
中午，队伍转到麻田附近的十字岭，还没停下来休息，狡诈的敌人也运动到十字岭附近。想到十字岭地形复杂，易守难攻，只要占据有利地形，敌人一时难以得手，陈默君紧锁的眉头总算有些放松。
可是情况并不乐观，凶残的敌人武器精良，除了集中猛烈地炮火，还配合6架飞机对地面进行轮番轰炸，就是要阻止八路军部队突围。
一时间，战场上狼烟四起，陈默君喊着让大家各自做好战斗和隐蔽。他嘶哑的声音不断钻进战友们的耳朵，过了一会儿声音突然消失了，战友们左右找他，都说没看到。
远处，八路军少量的警卫部队战士还占守在山头上坚决抵抗，好为各机关人员突围提供了一些时间。
各机关人员则趁着敌人立足未稳，朝着火力相对较弱的西北南三面奋力突围。战斗从中午一直到天黑，敌人虽战备精良，可八路军的坚决抵抗也让他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等敌人深夜占了南铺后，八路军大部份人马已经胜利突围。敌人在战斗前吹嘘的铁壁合围，要对八路军包饺子的幻想，成了泡影。
等敌人如潮水般退去，战场上一片狼藉，有的战友在清点人数，救治伤员，他们在尸体、倒下的树、塌了的房子间来回寻找，他们在战友的尸体面前步履沉重，生命在战争面前显得那么卑微。
在一棵炸掉主干的树边上，有人发现了陈默君，他还保持着战斗的状态，正端着手中的枪，战友想把他手里的枪拿出来，可却丝毫动不了。他紧握着枪和生前手里紧握着笔一样，他的眼睛还是血红的，怒视着前方，他瘦削的身体几乎要嵌进身边的树里，成为树的一部分，战友们抱着他痛哭不已，可再也召唤不回那张率真的笑脸，再也召唤不回那个质朴的身影。
他带着对未完事业的不舍离开了，带着对战友们无私的关爱离开了。
战友们抬起头，仿佛看到瘦削的他在向他们挥手，然后就渐行渐远，这时战友们才想起他还没结婚，还没有一个眉清目秀的姑娘爱过他。
1942年9月1日，太行山区暴雨如注，战友们的泪水和着雨水送别陈默君、何云、蒋弼、高咏、刘稚灵(女)等牺牲烈士。
陈默君终于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长眠太行，年仅三十岁。
消息传来，还处于白色恐怖下的家人不敢流泪，只得默默祭奠。父亲陷入长时间的沉默，他眼前又出现了儿子幼时的样子，他五岁就能背诵全唐诗，除了学业好，他还那么懂事，总想为父母分担些什么。母亲找出了他小时候看的书，穿过的衣服，一遍遍地摸索着，这是她失去的第二个儿子，如果国家昌盛，没有外族入侵，她的小隆芳会在合适的年纪结婚生子，会过着普通却幸福的生活，是日本人的入侵和国民党的腐败让她失去了儿子，她颤抖地抱起儿子的旧衣裳老泪长流。
1942年9月25日，《华北文艺》第四期发表了华北文化社同仁纪念陈默君、蒋弼、刘咏、刘稚灵4同志的文章。文章对陈默君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号召大家学习陈默君“工作，工作，还是工作”那样一种忘我的奉献精神，称陈默君同志“成为晋东南抗日民主根据地蓬勃生长的文化运动中心，敌后文化事业的柱石”。
柱石为顶天立地之石，他无愧于这一称号。
作为我国文化系统的奠基人，金隆芳(金子美、金斯理、陈默君)短暂的一生质朴而伟大。作为一名文化战士，金隆芳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是工作的一生。他没看到抗日战争胜利的一天，但他为抗日所做的贡献是无法磨灭的，他的一生就像一根蜡烛，在不断变换的烛台上，燃尽自己照亮他人，他和他的工作融为一体为战友照亮方向，取暖、鼓劲，让他们看到胜利，看到希望，奔向祖国美好的明天，文学艺术的功用正是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