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勘岳公台
大月氏遗存到底在哪里呢?
2002年，从车祸中康复的王建新，脑子里依然盘踞着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现实的问题却来自亲人。爱人和儿子心疼他，也不放心他，极力劝阻他放弃野外考古工作，他们还动员所有亲友轮番进言。
49岁，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龄。这个年龄阶段的大多数人，已经阅尽生命与生活的内容，知道一切不过如此、毫无新意。而且无论身体与事业都已攀上顶峰，向前向后还是向左向右都是在走下坡路。人生所求或者得到或者未得，满足或者失望，结果皆已了然于心。所以常常会有一种无意义感。假如境界仍然停留在“一切只为自己”，那么必然走向颓废与消沉，抑郁与忿怨。救赎的唯一道路就是开阔心胸，赋予生命更高的意义，把人生作为一种奉献，给予别人、给予事业或者给予国家，这样才可以提振精神，激发动力。
在养伤的几个月里，王建新想了很多，这也是对自己前半生的回顾与总结，他清楚地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要做什么。这次“活过来”其实是一次满血复活，无论从身体上还是精神上。所以对于亲人和朋友们的劝阻，他只是沉默。
相濡以沫几十年的爱人知道他的好奇心还跟孩童一样，也知道他的执着和倔强是用秦巴山里的大锤锻打出来的。所以叹了一口气，千言万语最后都化成了一句话“出门多加小心啊”。
6月，学校的教学工作刚一结束，王建新和刘瑞俊就前往酒泉。去年车祸之后，那辆皮卡车还停留在安西县。西北大学考古专业赵丛苍教授正在甘肃酒泉的西河滩遗址做西气东输工程的抢救性发掘。他们先去西河滩工地看望了赵丛苍老师和学生，然后准备前往安西取回皮卡车，筹备下一步的考察调研。
然而，王建新的胃病这时候却发作了。上腹胀满，灼热之痛过后是刀割般的尖锐之疼，最后扩散到整个腹部。疼得直冒汗珠，疼得无法入眠。这是长期的饮食不规律引起的，是胃对不被重视的抗议和恶作剧。当地卫生所的大夫判断是急性胃溃疡或者十二指肠溃疡，非常危险一刻也不容耽误，无可奈何他又返回西安住院治疗。
在医院将近一个月时间里，他始终陷入疑惑不能自拔，那就是对“敦煌、祁连间”这一地理区域的怀疑。从兰州到敦煌他已经走过好几趟，河西走廊从东往西越来越干旱。两年来的调查和发掘，让他对河西走廊西端的环境和生态了如指掌，闭上眼睛脑子里都能浮现出那片如同烈焰焚烧过的戈壁。怎么看，那片区域都不是一个足够理想的生存之地和完整的文化空间。
而他也始终被巴里坤岳公台的那片遗址所深深吸引，东天山脚下的莽苍草原上，那些石堆遗存无论从规模还是从建制上看，都让他冥冥之中觉得，那里应该是某个古代文化空间的中心地带。
这样他逐渐形成了“大范围文化调查，小范围精准发掘”的工作思路。扩大调查的地域范围，也许可以从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下还原出曾经活动在这一空间的古人群的生活场景和生活方式。出院的时候，他的视域已经延展到了整个天山山脉，他决定从巴里坤岳公台遗址开始。
7月中旬，王建新带着刘瑞俊、陈新儒、陈晓军、丁岩，直接奔赴巴里坤。
刘瑞俊参加工作已经四五年了，对游牧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渐有心得，来自内蒙古的他熟悉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时常有一些让人耳目一新的观点给大家以启迪。丁岩是王建新2001年招收的硕士生，研究方向为西北游牧民族文化考古，2003年硕士毕业后进入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工作。2017年和2018年，他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附近的伊塞克镇主持发掘了拉哈特遗址。跟随老师的脚步，他也一直行进在丝绸之路考古的最前沿。陈新儒和陈晓军是跟随王建新多年的技师。1982年西北大学考古专业在发掘扶风案板遗址的时候，陈新儒就开始追随王建新在考古工地上做起了专职技师，从那以后就一直伴随师生们四处奔走，算下来这位扶风汉子进入这个行当已经快二十年了，西北大学考古专业几乎所有重要的发掘现场都有他的身影。陈晓军则晚几年进入这个团队，这位河南小伙子是个多面手，既会驾车又会烹饪，干起活来总有一股使不完的劲。
五个人住进了巴里坤县招待所。这时候却发生了一件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
这个招待所正在建设新楼，新楼还未启用，工人们开始索要拖欠的工程款。情绪激动的工人们用电焊焊死了旧楼的大门，王建新他们被封在了楼里。吃饭都成了问题，遑论出野外搞调查?
还好，西北大学考古专业1991级毕业生于建军正好在巴里坤县城东郊外3公里的花园乡做挂职副乡长。他每天从窗户递进来一些馕和西瓜，这样才不至于让自己的老师们挨饿。于建军比牙合甫·排都拉晚两级，也在哈密市文物管理所工作。哈密市文管所后来升格成文物局，他和师兄牙合甫·排都拉搭班子，牙合甫·排都拉做局长，他做副局长。这个敦厚壮实的小伙子，浓密的卧蚕眉下有一双沉静的眼眸，跟老师王建新一样充满坚毅和执着。于建军最终调至新疆考古研究所工作，成为卓有建树的业务骨干，他主持发掘的新疆吉木乃县通天洞遗址入选“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第三天，当地派出所来人撬开了招待所大门，王建新他们才得以脱身。也就是在这三天时间里，他们却逐渐理清了“敦煌、祁连间”在汉代所指代的地理位置，这得益于他们有充足的时间深入讨论。《史记》所言的“敦煌、祁连间”来自张骞之述，而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时，西汉王朝尚未取得河西走廊，河西四郡也并未设立，河西和西域的地理知识和地理命名对于中原而言仍是空白。那么“敦煌”“祁连”从何而来呢?当然来自当地人之口，不要忘记张骞的身边还有一位随从兼翻译堂邑甘父。“祁连”音自匈奴语“腾格里”，汉语“天”的意思，所以这个时代的“祁连山”就是天山。而今天的祁连山在《史记》《汉书》中被称为“南山”或者“汉南山”。第一次混淆视听的是《后汉书》的作者范晔，他在《后汉书·西羌传》中写道：“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别也，旧在张掖、酒泉地。”在这里他直接将大月氏的故地定位在了“张掖、酒泉”。从此之后的学者，除了唐代颜师古之外，皆人云亦云，讹传之下大月氏游牧于河西走廊竟然成了“定说”。
王建新后来就此问题专门写过一篇学术文章《“敦煌、祁连间”究竟在何处?》发表在《西域研究》杂志上，他引用大量且详尽的史料，考据和钩沉了汉代“祁连”就是今天的天山。
汉代的“祁连”就是现在的天山，那么大月氏活动的空间就在现在的甘肃西北部至新疆天山一带。这样位于东天山巴里坤草原的岳公台遗址，地位就凸显而出。
调查队开往岳公台遗址，开始了拉网式的详细调查。
天山山脉像一柄宝剑，这柄剑劈开了广袤的荒漠，北边是准格尔盆地里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边是塔里木盆地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剑的锋尖就是东天山，锋尖所向，阿尔泰山闪开身躯向西北东南方向逶迤，而锋尖所指，直逼甘肃马鬃山。
巴里坤草原就位于宝剑锋尖东天山的北麓。把万里碧空当作画布，用最亮的白色描出雪峰，再用青黑色刷出阴沉而峻峭的山体，然后把厚厚的墨绿色泼在山前的缓坡上，那是一大片茂盛而浓密的草原，充满无限生机的草原。下来画上松林吧，画上从山口奔流而出的小河吧，画上山脚下的乱石和石头垒砌的村舍和围墙吧。这就是巴里坤县城西南3公里处的图景，一幅摄人心魄美不胜收的油画。
这里地处山北迎风坡，降雨丰沛，气候凉爽而湿润，群山半环侍立，呵护着这块南高北低、视野开阔的天作之地。此处西北不远便是银子一般的巴里坤湖，古称蒲类海。再向西经木垒、奇台可进入准噶尔盆地。向东穿过伊吾谷地是蒙古大草原，东南与甘肃北部地区接连，向南可穿过多处山口进入哈密盆地。这里扼守欧亚大陆北方大草原东西交通的咽喉，也雄视财富流淌的丝绸之路，地理位置关键而重要。
位于这片草原的岳公台—西黑沟遗址群以西南东北的走向分布，西达西黑沟，东至县城正南的岳公台山峰，北到兰州湾子村，南至天山北麓峰谷之间，南北宽约3公里，东西延续约5公里，面积约十余平方公里。早在1983年和1984年，新疆社会科学院文物考古研究所东疆队调查并发掘了兰州湾子石结构建筑遗址和弯沟口内的4座古墓。
调查队每天一大早从巴里坤出发，皮卡车里除了工具还有馕、水壶、西瓜和西红柿，他们的午饭几乎都在工地上解决。酷日下每个人头戴遮阳帽，脖子上搭一条蘸过水的毛巾。太阳下山后才回驻地，这时候从山上冲下来的风已经带有刺入肌肤的寒意，他们得裹紧冲锋衣，加快脚步。
当地的农牧民好奇地看着这些人用卷尺认真地测量着那些他们已经司空见惯的石头堆，看着这些人蹲在乱石堆前仔细端详每一块石头，那眼光就像在凝望刚出生的羊羔。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所居住的地方曾经是某个游牧民族的王庭，有过人世间最高贵的权威、尊严、仪式和神秘，他们更不知道这里曾经发生过惨绝的战争，杀戮与烈焰把这里变为人间地狱，往日的繁荣与衣冠瞬间化作凄厉的哭号和血流漂橹的死亡。所有故事与秘密，爱恨与荣辱，只有那些石头们知道。
王建新他们花了近一个月时间，对岳公台—西黑沟遗址的文化遗存进行了详细的测绘和记录。
遗址中有大型石筑高台3座，这些高台“建于地势较高、视野开阔且较平缓的山坡上，平面为圆形或近圆形，由卵石堆砌而成，呈丘状，高度一般为3至 5米，当地群众称之为‘鄂博’或‘敖包’”。3座石筑高台，“自西向东分别为：双闸鄂博、高家鄂博、倪家鄂博”。石筑高台具有明显的宗教祭祀功能，往往是一个建筑群的中心。
3座石筑高台周围分布着数量较多的卵石砌筑的石围基址，这些石围基址以石筑高台为中心，排列有序，与石筑高台构成系统的建筑遗迹群。其中，大型石围墙基址3座，石围基址32组共126座。1984年发掘的邵家鄂博遗址为大型石围墙基址中的1座。
邵家鄂博大型石围墙基址，位于兰州湾子村西南不远处，围墙高近2米、厚达2米，很有章法地用卵石块堆砌而成。室内面积达117平米，分为主、附2室。“主室居南，地表留有许多柱洞;附室居北，与主室有门道相连通。附室东向开有一门，并有斜坡门道。遗迹内出土有陶器、铜器、骨器、石器、炭化小麦粒等。所出陶器均为手制，以夹砂红褐陶器为主，器形较大。此外，还见有少量彩陶，纹饰以倒三角，倒三角网格及弧线纹为主。石器多花岗岩质，以大型马鞍形石磨为主，另有钻孔石斧等。青铜器有大型双耳圈足鍑和环首铜刀等。出土有人骨架17具，人骨具有明显的蒙古人种特征。发掘者认为，该基址为居住遗迹，‘曾三次居住，均见灶坑及地面，最后毁于大火。’但也有学者认为该基址是一座大型墓葬遗迹。目前，该遗迹的发掘资料尚未正式发表，其性质的确认还有待于今后详细资料的公布”。
整个遗址群有墓葬300座以上。大多数密集分布在山谷口附近，形成了墓葬群，弯沟口外的墓葬群有墓葬二百余座，1984年发掘了其中4座。“这些墓葬沿沟谷分布，地表面有砾石围成石圈，直径4到5米。墓葬的下部结构均为竖穴土坑，一座墓穴为土坑偏室，其余三座均为单室。葬式有仰身曲肢、仰身直肢。墓主人头西脚东，面北。见有二次葬。墓葬中出土有陶器、骨器、铁器、料珠、贝币等。其中陶器主要器形有罐、杯，多单耳，纹饰有附加堆纹。另见有羊、马等牲畜骨骼。墓葬出土的人骨具有明显的蒙古人种特征”。
岩画分布在山脚下斜度较大的山坡上，比较密集的有3处，每处有岩画数百幅。岩画内容以动物类图像为主，另外还有狩猎、骑马、车辆等活动场面和太阳、植物等反映自然界的图像。有的岩石上存在早晚不同时期的岩画，晚期的岩画有叠压或者打破早期岩画的现象。这里的岩画，多用石质工具敲凿刻画，造型简单、呆板，表现形式多为静态剪影式和粗线条式。
总结的时候，大家认为，岳公台-西黑沟遗址沿山分布的石结构建筑，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古代农业文化沿河湖分布的土木结构建筑不同，是典型的游牧文化遗存。从遗址的石筑高台、石围基址、墓葬以及岩画的规模和内涵来看，它很可能是某一古代游牧民族或部族的最高首领所居住的王庭。而不应该是古代游牧民族普通家族的居住地，也不应该是一般氏族贵族和部族首领的居住地。古代游牧民族的王庭一般都有夏季王庭和冬季王庭之分。岳公台—西黑沟遗址群位于东天山北麓，地势高爽，应该是夏季王庭所在地。通过详实的测绘，结果证明王建新所提出的“游牧聚落”是真实存在的，也证明游牧聚落考古是研究游牧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方向，同时证明他提出的“聚落、墓葬、岩画”三位一体的依存关系是考察游牧文化遗存的重要理论。
邵家鄂博出土的大型双耳圈足铜鍑，形体瘦高，乳突呈圆锥体，圈足发达;腹下部饰波纹，与陕西榆林靖边麻湾乡小圈村出土的一件时代为春秋中晚期的铜鍑应属同型。但邵家鄂博出土的这件铜器形体较其略瘦高，形式应更晚，年代可以定在春秋战国之际。而此处出土的单乳突环首铜刀“可与北京延庆县军都山墓地所出土同型刀相类比，后者所属文化出现于春秋中期，盛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衰落，战国中期之后融于燕文化之中。因此可以把这件铜鍑定于春秋晚期”。所以初步推断岳公台—西黑沟遗址群所处年代应该不早于公元前6至5世纪，相当于中原地区战国秦汉时代。“当地文物工作者认为以岳公台—西黑沟遗址群为代表的文化遗存的年代一般在春秋战国到汉代之间”。
调查队继续追随当年大月氏迁徙的方向，向伊犁河谷进发。
前往伊犁河谷
2002年8月中旬，调查队在前往伊犁之前调研了巴里坤周边的几个游牧文化遗址，巴里坤的东黑沟遗址、黑沟梁遗址、阔拉遗址、寒气沟遗址，伊吾县上马崖遗址、拜其尔遗址和哈密市的乌拉台遗址、焉不拉克遗址。
东黑沟遗址给王建新留下深刻印象，这里的墓葬、聚落和岩画与岳公台-西黑沟遗址相似，但却有不同之处。他敏锐地感觉到，这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后面一定要找机会进行测绘和发掘。
王建新一行5人经过木垒、奇台向西到乌鲁木齐，然后过石河子、奎屯到精河县，这一路都是天山北麓的绿洲，广袤而富庶。从精河开始攀爬天山，道路并不陡峭。因为古冰川的推蚀作用，这里形成了阶梯式的层层台地，当地人叫做五台、四台。台地上地势平缓，绿草茂盛，适合做牧场。这种地形在天山和阿尔泰山非常常见，是游牧民族赖以生养的家园。爬到台地的最顶部，海拔已经2000余米了，眼前豁然开朗，赛里木湖像一块宝石镶嵌在群山之中，雪峰倒映在绸子一样的水面上。雪峰与倒影、碧水与白天鹅在天际之间勾画出一幅纯净的世外美景。道路从这里开始向南拐去，翻过果子沟抵达霍城，这里已经是伊犁河谷了。当年大月氏可能就是沿着这条路线仓皇逃亡至伊犁河流域的。
大月氏的逃亡是战败的结果。与大月氏有关的战争，史书上记载了五次。
第一次是匈奴头曼单于时期，时间大约是秦末，公元前209年以前。匈奴王子冒顿质于月氏，头曼单于欲废其立幼，急攻月氏，冒顿盗良马而逃，此战未言胜负。
第二次战争由月氏主动发起，公元前177年左右，月氏攻打紧邻的乌孙，杀其王难兜靡，夺其地，难兜靡之子猎骄靡初生，其部逃奔匈奴，猎骄靡由匈奴收养并培育。
第三次战争发生在公元前177年至公元前176年之间，汉文帝在位时期，匈奴冒顿单于派遣右贤王大败月氏，夺得河西走廊，收服西域三十六国。月氏这时可能称臣于匈奴。
第四次战争异常惨烈，从战争的规模和结果看，这是一次你死我活的大决战，起因可能是月氏对匈奴的举族反抗。公元前174年，匈奴老上单于即位不久又攻打月氏，杀其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大多数部众西迁至伊犁河流域，原居此地的“塞种”大部分被迫南迁。
第五次战争由匈奴支持下的乌孙发动，这是一场复仇之战，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39年至公元前129年间，也就是张骞出使西域，被匈奴羁押期间。乌孙王猎骄靡成年，为报杀父之仇，率部众西击大月氏，夺取伊犁河流域等地。大月氏再次被迫南迁，过大宛，进据大夏之地。其后，乌孙便占领了伊犁河流域和伊塞克湖周边地区，王庭设在伊塞克湖附近的赤谷城。公元前119年张骞曾经出使乌孙，但乌孙疑汉国弱，派使者入汉，知其强大而请求联姻，大汉先嫁细君公主再嫁解忧公主。但乌孙始终在匈奴与大汉两个强国之间摇摆不定，解忧公主和她的侍女冯嫽先后强势干政，乌孙与大汉结盟，在汉宣帝时大败匈奴。
细细算下来，大月氏在伊犁河流域驻留的时间不超过50年。王建新他们追寻至这里，希望能够找见大月氏的蛛丝马迹。
伊犁河有三条支流，特克斯河、巩乃斯河和喀什河。位于南边的特克斯河在注入伊犁河之前，向东流淌，它的上游流过昭苏盆地和特克斯谷地。昭苏盆地、特克斯谷地和北边的伊犁河谷地，以及南北东三个方向的山地，形成了“三山夹两谷”的地貌特征。伊犁河谷向西敞开，大西洋的水汽抵达这里，在周边迎风坡的作用下降下雨水，这里年降雨量达400毫米以上，山区的降雨量达600毫米。湿润而温暖的伊犁河谷就像母亲的怀抱，汉族和维吾尔族同胞在这里耕耘稼穑。山间台地和柔缓的山坡上，哈萨克族和蒙古族同胞们在这里养马牧羊。这是一个流着奶与蜜的天堂，殷实而富足。近代沙皇俄国垂涎这块宝地，1871年侵占伊犁。1880年，清王朝派曾国藩的公子曾纪泽出使圣彼得堡进行交涉，付出巨大代价后索回伊犁。
王建新一行前往伊犁河谷的尼勒克县，参观了穷科克岩画和墓地发掘现场。
1985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尼勒克县穷科克公路边的大石头上发现了古代岩画，推断是早期游牧民族的遗存，遂立碑标志，称之为穷科克岩画。在距离吉林台水库不远的一个河湾盆地里，喀什河北侧山下的缓坡上是穷科克岩画集中分布的地方。岩画对面的南岸则是平缓的台地，台地上土质肥沃，牧草茂盛。穷科克墓地就分布在这里，新疆文物考古所正在发掘“穷科克一号墓地”。
王建新发现，天山西部伊犁河谷穷科克遗址也符合“墓葬、聚落、岩画三位一体”共同依存的理论。因为这里除了岩画和墓葬，还发现了石建基址和祭祀遗迹。
尼勒克调查结束后，王建新带领调查队前往昭苏盆地和特克斯谷地。路上，大家再次讨论起了游牧文化与农业文化考古的不同。刘瑞俊说道：“我们对游牧文化了解不够深刻，不仅仅因为考古发掘比较少，还因为我们站在农业文化的视角看游牧文化，我们对游牧民族缺乏生活理解，没有以游牧民族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理解游牧文化的内涵和意义。”王建新听了大为赞同，他们商定要拜访一家哈萨克牧民家庭。
王建新早就发现新疆地区存在一个现象，那就是维吾尔同胞大都在绿洲上从事农业或者在城镇里从事商业，而哈萨克同胞大多在山里从事畜牧业。他还听说当地政府给哈萨克牧民建好定居点，并分配土地给他们，但牧民们却将土地转包给别人，自己仍然放牧。在他们的心里，放牧是遵从自己的天性。
70多岁的老牧民巴克特·阿哈买提是王建新心中理想的人选，他有解放前的生活经历，回忆里满是哈萨克旧时光的传统。昭苏县北山里的一个半山腰上，有一块地势平缓的台地，绿草茵茵，野花如星。平台后的山坡上松林丛立，云影落地。旁边山涧的树林里流淌着一条碎银子般的溪流。巴克特的穹帐就在这里。当昭苏县博物馆那位长满绒毛的红脸蛋哈萨克小伙子把王建新他们带到这里时，几只牛正在溪边饮水，几只马正在松林啃草。头戴毡帽，留着山羊胡子的巴克特老人就在帐篷外等候，眼睛浑浊却依然不失鹰隼般的犀利，布满皱纹的脸膛却依然透着酥油般的光亮。进入帐篷，脱鞋盘坐在毯子上，油炸馓子、油饼、包尔沙克、奶疙瘩、奶豆腐、酥奶酪已经摆好。等他们坐定，奶茶端上来了，撒着洋葱的手抓肉也端上来了，马奶子也斟上了，最后是堆着羊肉的手抓饭。高寒的气候和繁重的体力劳动需要这些高热量的食物。
“我们夏秋放牧，深秋的时候卖掉一部分牲畜。到山外边的镇子上买粮食买布匹买盐巴买用具，用马驮回来。过去直接用羊换，我年轻的时候，用五只羊换回来一口铁锅。快入冬的时候开始宰羊，做成肉干准备过冬，羊皮卖掉，剩下的羊赶回冬窝子。”
昭苏县博物馆的那位哈萨克小伙子，汉语很不错，翻译得还算流利。
“我们吃肉，也吃很多粮食，吃抓饭、吃挂面，吃炒米。用肉、大米、小麦、大麦、奶疙瘩熬‘库吉’(稀粥)。”
“肉、奶和粮食对半，有时候粮食吃得更多。”
“以前的粮食是从山外边种地的手里换来的，现在镇子里的粮店有供应。”
“转场是经常的呀，春天转到山外的低坡上，那里暖和得早，草长得早。四五月份转到山里，然后慢慢往山上走，最高处到达有雪的地方。七八月开始慢慢往山下走，冬天就在向阳的山谷里窝冬。”
“冬窝子是固定的，每年都回那里。有时候夏天也留人打草，给牲畜过冬做准备。”
“也有转场很远的，山里草不好的时候就得走很远，向西走，也向东走。路上吃肉干煮挂面、吃汤饭，喝炒米茶。”
几千年的生活史，概括起来也就数百字。就像人的一生一样，剔除日常细节，总结起来也不过寥寥数语。
马奶子酸的够味，酒劲也够味，几个人从巴克特老人的帐篷里钻出来的时候，个个脸腮滚烫，醉意微醺了。
他们考察了特克斯和昭苏的几个遗址，这里的遗址以乌孙的居多。今年的工作就此结束，时间已经快到九月了，学校里还有教学任务等着他们。
2003年，王建新申请的国家文物局边疆考古项目“新疆东部及甘肃西北部秦汉时期遗迹考古调查、勘测与研究”获批了，有了经费的支持，后面的局面更容易打开。几年来的工作，在此之前都是王建新个人自发自为的行动，而在此之后才成为被认可的学术任务。这年，西北大学考古专业已经迈开大步，踏上了“丝绸之路”考古之途。钱跃鹏教授在尼勒克吉林台水库墓地、陈洪海教授在特克斯恰甫其海墓地都开始了考古发掘工作。
2003年7月，“SARS”疫情结束不久，王建新、刘瑞俊、陈新儒、陈晓军再次前往伊犁尼勒克县，随行的还有研究生何军锋、田有前，香港学生刘美莹和学苑出版社作家张蕾。他们准备花时间仔细研究穷科克岩画。这时候，丁岩已经完成硕士毕业答辩，前往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工作了。
岩画最初是作为艺术品被艺术史学界当作研究对象的，后来才成为考古学研究的范畴。1988年9月，国际岩画学术会议在澳大利亚召开，岩画研究开始从考古学、艺术史、民族学等领域独立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边缘学科岩画学。1960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盖山林先生是国际公认的中国岩画学权威，他的学术贡献垫起了中国岩画研究的高度。在中国搞岩画的学者，手头必有一本盖山林的著作《中国岩画学》。
在没有文字的年代，人们总有一些记忆、情绪、感受、迷惘和信念不为语言和舞蹈所表达尽致、表达到位，所以随兴所至在岩石上留下刻痕。或为某位思而不得的女子，那就用几条线画出一个人形，代表她曼妙娉婷的身姿;或为父辈的荣耀，因为他留下了成群的牛羊，那就画上牛与羊的剪影，牛羊的大小也许代表财富的多寡;或为炫耀自己的骄傲，因为在一次狩猎中，他脱颖而出收获最多，那就画上盘羊与麋鹿，肥硕或者瘦小，代表猎物的丰薄;或为纪念赫赫战功，那就画上引弓射箭，手持剑戈，代表勇武与无畏;或为一次宗教仪式的感化，那就画上萨满巫师的样子，繁杂的线条代表神秘、敬畏与虔信;或者为了记住母亲的慈爱，那就画上她的面孔或者手臂、手掌，代表温暖与怀抱。也可能为了神启，也可能为了卜算，也可能为了赎罪，也可能为了记账，也可能为了约定和契约。也许是因为无聊，也许这就是生活的格式之一。是任何人的随意之举?还是部落里指定专人专职从事?这些岩画要么刻画而成，要么敲凿而成，要么研磨而成。岩画上简单的图像后面却隐藏着深邃无际的秘密，风不知，雨不知，人不知。石知，石无语。
穷科克岩画大概有80多幅，分布在大小49块岩石上。调查队准备采集这些岩画，并进行整理研究。工作分为三个步骤。
第一步，先将整个现场进行区域划分，然后按照岩画的区域位置对岩画进行编号，编号里包含岩画的位置信息，方便后面“会诊”和临摹时准确定位。最后造表登记。
第二步，大家一起对编过号的岩画进行“会诊”，探讨岩画所刻画的主要内容，对岩画中较难辨认的部分做定性分析，对岩画之间的层位关系进行判断，然后用粉笔勾勒出岩画的边缘。“会诊”结果填表记录。
第三步，覆上塑料薄膜，对岩画进行临摹。临摹下来的图画根据编号对应存档。
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难度在于分“幅”取画。分幅实际上就是将同一块岩石或者同一个岩石面上的岩画按照时间早晚区分为若干个具有内在联系的完整画面。问题在于经常遇到多个岩画叠压在一起或者互相打破的情况，边界并不好辨别。加之年代久远，即就是磐石上的刻痕也经不住千年风雨的侵蚀，岩画的线条常常模糊甚至中断。区分岩画之间的边界，甚至要拿上放大镜仔细辨析。大家围着一块石头观察大半天讨论大半天，忘了炎热，忘了饥饿。
这也并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会诊”并做完记录后，用粉笔描摹边缘。非得小心翼翼不可，因为担心破坏岩画。腰酸背疼不要紧，要命的是下雨。白天描好，晚上一场大雨把整天的辛劳冲刷得无影无踪，只留下气恼和无奈。重新再描一次，“由于工作量比较大，所以二次描边的工作常会交给一个人单独完成，这不像第一次那样大家一起‘会诊’，现场描边。所以结果有可能会成为个人的‘二次创作’”。有时候造成的谬误，需要从“会诊”重新开始。临摹的工作更加缜密严谨，要尽量临摹所有细节，包括刻划的力道和刻痕的毛边。高处的岩画还好说，低处的岩画就得趴在地上一点一点进行。想象一下那种感觉吧，不要忘了三伏天的烈日，不要忘了地上的蚂蚁和各种爬虫，还有用体温蒸溽而来的湿气。
穷科克岩画上能够辨认出的形象有大角羊、盘羊、羚羊、梅花鹿、马鹿、人物、蛇等。而制作方法归结起来有密点敲凿、疏点敲凿、浅磨刻、深磨刻、划刻等多种方式。这几种制作方法有的是单独使用，有的则混合使用。经过对岩画大角羊、盘羊、鹿和人物的造型以及刻画方式的分析，穷科克的岩画大概归类为两个文化时期的两群人创作。“穷科克墓葬遗址和穷科克岩画同属于一个文化遗迹”，根据穷科克“一号墓”“二号墓”的出土文物以及墓葬的封堆和规制，参照附近几个遗址的考古资料，大概确定“穷科克岩画第一期时代跨度从公元前800年左右延伸至公元前后，也就是春秋到西汉时期。第二期岩画的起始年代在公元前后，也即两汉相交之际，下限最晚至魏晋时期”。
“从文献记载来看，伊犁地区有确切记载的民族，最早是‘塞人’，此后大月氏东来，‘塞人’被迫南迁，再后来乌孙又东来，大月氏又被迫西迁。《尼勒克县地名图志》记载尼勒克自汉迄魏，皆为乌孙国地。匈奴人也可能曾征服这一地区，但是并没有长时间的占据。因而总体来说，伊犁地区这一时期中的常住民只有塞人和乌孙两支。结合对穷科克岩画群的分期以及据此敲定的年代框架来看，穷科克岩画第一期可能是塞人时期的作品，第二期则可能是乌孙人时代的作品。”
由此可以推测，公元前后一段时期，匈奴、“塞人”、月氏、乌孙可能因为战争而发生过大规模迁徙。这一情况也与《史记》《汉书》的记载相符。
重回马鬃山
2004年7月下旬，王建新带领刘瑞俊、梁云、陈新儒、陈晓军，以及研究生何军锋、席琳，与甘肃省考古研究所的李永宁再次前往甘肃马鬃山。2001年7月，他曾浮光掠影地初步考察过这里。
1893年，斯文·赫定在第二次考察中亚时曾经途经这里。1927年，斯文·赫定和徐炳昶带领的“中国瑞典西北科学考察团”也曾在这里开展过考古和科学考察工作，西北大学考古专业的奠基者和丝绸之路考古的开创者黄文弼先生参与其中。不过百人的马鬃山镇，至今清冷而寂寥，谁曾想王建新他们踏过的覆满细尘的街道，黄文弼先生当年也曾踽踽而行。
调查队进驻马鬃山镇宾馆，他们商议把这里作为基地，存放物资和设备。然后把大马鬃山以北划分为12个考察小区，每个小区采取定点调查的方式，仔仔细细地把这个南北连接蒙古高原与河西走廊、东西沟通内蒙草原与新疆东部草原的咽喉之地梳理一遍，搞清它的遗迹分布和遗迹特点。
由于地阔路远，每天往返太浪费时间。调查队决定在考察点宿营，每调查完一个点就返回马鬃山镇补充给养、整理资料、总结经验，顺带也洗个澡休整一番。
人迹罕至的黑戈壁上，太阳毒晒着每一块石子和山峁，亘古的风吹过亘古的荒凉，仿佛没有生命迹象才算真正的永恒。在这里，囚禁视野与灵魂的反倒是广袤无垠的空阔，而调查队的身影和声音淹没在空旷之中，不但没有增添生机，反而让空寂与孤独更显得漫无边际。
晚上的宿营地一般都选在牧民的冬窝子里，老师们的帐篷搭在外围，把席琳圈在中间，她是这里唯一的女生。看着明月高悬、布满星辰的夜空，她耳边时常会响起虫鸣、蛙鸣，犹如故乡的夜晚那样。其实除了风声之外什么都没有，虫鸣和蛙鸣是绝对寂静之下所产生的幻听。
工作之外一切从简，包括吃饭。忙起来的时候用面饼、黄瓜、西红柿对付一下。到晚上的时候可以燃起煤气灶，炒几个菜，烧水煮饭或者煮面条，有时候还能吃上西瓜，这得感谢那辆皮卡车。
经过一个月的调查，在南北约130公里、东西约135公里的范围内，调查队发现了岩画石301块，墓葬53座，古代居住遗址20座及汉代城址1座。
岩画的调查基本上沿用尼勒克穷科克岩画调查的方法，先进行编号，再召集全体人员“会诊”，然后照相、填表、临摹，并按幅记录。岩画的内容包括动物、人物、车辆、鹿石、抽象图案和符号等。动物岩画数量最多，而北山羊、马、双峰驼、狗是各类动物中数量较多的几种。人物岩画数量次之，可分为一般人物、骑者、射猎者、舞蹈者、巫师形象、牵马者等，从人物装束来看，有裸体、着衣、戴尾饰、带头饰、戴帽子等几种。经过类型分析，马鬃山的岩画分为三个文化分期。
53座墓葬分为方形石筑墓、近圆形石筑墓和石板墓三种类型，调查队各选一个进行了试发掘。各类墓葬墓室均为竖穴土坑墓。随葬品较为缺乏，仅有少量残陶片、绿松石串珠、石器、木器残块等。墓葬普遍用织物包裹尸体。人骨较为凌乱，骨骼保存状况较差，被纺织物严重侵蚀。有“两处地点个体的下肢骨发育明显较弱，特别是股骨骨干上部相当扁平，骨间嵴发育很弱。相对而言，这些个体的上肢骨粗壮程度较强。联系到马鬃山区特殊的地理位置，这里曾经是古代游牧民族异常活跃的地区，这种较发达的上肢与发育较弱的下肢或许正是长期骑行造成的结果”。“通过股骨最大值推算出女性个体的身高平均值为161.9厘米，说明该地区的女性居民拥有相对较高的身材”。
墓葬中采集的纺织品标本经过显微结构观察、红外光谱测试、扫描电镜测试之后，“判定为棉纤维”“很可能是我国目前年代最早的棉织物的出土实物，为研究我国棉的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20座石围基址中方形19座，圆形1座，由于各种原因呈现出零散的分布状态，保留下来的极少。在调查中以观察结构为主，同时注意了其与墓葬、岩画的空间位置关系。
最后根据调查和试发掘的结果分析，马鬃山遗址共存在三期文化。第一期属于公元前5世纪以前的文化遗存，也就是春秋以前时期。由于自然环境特点，遗址规模较小，分布也较分散。第二期可能是公元前2世纪中期到公元前后的文化遗存，也就是战国末期到西汉时期。第三期由于自然环境条件的不断恶化，再晚的游牧文化遗存很少发现，仅有以三期岩画的少量符号文字为代表的可能受吐蕃文化和蒙古文化影响的遗存。
总体感觉马鬃山属于几种文化的交融和过渡地带，是某个文化圈的边缘区域。
马鬃山的工作完成之后，整个夏天也已匆匆而过。2000年至2004年，王建新已经在河西走廊和天山一带调查发掘了5年时间。他掌握了大量资料，对这一大片地区文化遗存的理解也渐渐有了轮廓。下一阶段，他需要花时间进行整理、研究、消化和总结提炼。
也许在这个过程中，大月氏会走出迷雾，浮出历史的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