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爷去庙里喝茶
明人冯梦龙的《古今谭概》里有个段子流布颇广，说的是有位官人游僧舍，茶喝得畅快舒服了，便吟诵唐人诗：“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僧人听罢笑了起来。官人问笑什么，僧人说：“尊官得半日闲，老僧却忙了三日!”
假如是白衣书生要去庙里坐坐，老僧事先并不需忙。读书人去寺院找僧人闲话，这在古时候是常事。此为平常人的交往，大可不必拘礼。倘若那和尚是俗气的，见了不第寒士还会翻白眼。可去的恰恰是官人，和尚就不敢怠慢了。
官人哪天想去寺院坐坐，自己也许说得轻描淡写：“有些日子没上山了，看哪天到庙里喝杯茶去!”这话说出去，够和尚忙上三日的，必是不小的官。底下的人听了这话，便要赶快吩咐下去，鸡飞狗跳地张罗。老爷到底哪天去，却是不敢细问的。衙里案牍劳形，不知道老爷啥时得闲。老爷又是个性情中人，可能哪天说去就去了。纵然是去，需得哪些人陪着呀?平日里老爷喜欢邀来清谈的张举人、陈孝廉、李秀才要不要请上?老爷褒奖过的神童小毛子要不要带着?
时令倒是才过清明，明前茶早预备着的，却不知老爷口味变了没有?老爷上回去谈的是《金刚经》，这回要和尚准备哪门功课?上回有个小沙弥挺机灵，老爷夸过他几句，照例要那个小沙弥侍候。要紧的是不知道老爷到底哪天去，那老和尚、张举人、陈孝廉、李秀才、小毛子、小沙弥都得天天候着。又逢佛祖圣诞近了，寺院香火太旺，老爷却是个爱清寂的人。老爷出门依礼是要坐轿的，可他老人家偏喜欢骑马。那马可是惊过一回，老爷摔得一身泥。这回再有闪失，摔坏了老爷，底下人都吃罪不起。如此如此，不光是和尚得忙三日，衙里管事的也忙成了无头苍蝇。那张举人几个天天换了体面衣服在家等着，说不定哪个时辰衙里传话的人就来了。
老爷去了是要作诗的，张举人他们也得有诗。应早早儿招呼下去，免得到时候诌不出来。神童小毛子上回的诗不错，后来听说是他老子事先作好的。这话不能让老爷知道。这回神童还应有诗，也得先告诉他老子。老爷自己的诗无须操心，必是早早儿就成竹在胸。和尚的经讲得好，茶也泡得好，就是诗作得不好。但他的诗是不可少的，定要他作几句才是。每回和尚的诗都很逗趣，老爷也喜欢在庙里找些乐子。
总之，老爷要去庙里喝茶，上上下下得忙坏一干人。若又碰上个喊冤的，老爷细心问个明白，三言两语断了案子，立马发牌下去拿人，那可就功德无量了。陈孝廉无意宦情，听说在写本闲书，专录地方官绅名士趣闻雅事。倘真遇着老爷佛前断案，必成陈孝廉笔下佳话。纵然没有这等巧事，老爷拜庙访僧，礼贤寒士，亦是善举，陈孝廉定会记下的。老爷常问陈孝廉：阁下佳构何日付梓?陈孝廉听得明白，寻思着怎么也得想些老爷的好故事写进书里去。
冯梦龙实在有些偷懒，老爷在庙里做甚说甚，居然一字未表。只道为着老爷的半日闲，那和尚忙活了三日。和尚哪知道衙里的人和那张举人等，也忙了不知几日。老爷倒是很满意了，回去还得写条札记，把沿路访农家，话桑麻，通通变成白纸黑字。倘若深夜兴会未减，诗囊里还会多几首绝唱。老爷是要刻书的，诗文并事功传将出去，文名政声通通有了。
老爷不会天天坐在衙里，如此这般出门走走，便是去闻民间疾苦。俗话说，铁碑石碑，不如口碑。哪天老爷高升了，张举人等必要牵头，送上一把万民伞。他们会妙笔生花，给老爷起个绰号，叫作某青天。乡里会有童谣，传唱老爷的好。绰号自然是读书人起的，童谣肯定也是读书人编的，但传到皇帝耳朵里，通通是出自黎民之口。皇帝说不定就金口玉牙下去：此乃理学名臣，可为百官表率!
大人们的坏脾气
张之洞是晚清名臣，且是能干之臣。此属定论。他平常有个坏毛病，不管待客喝茶还是吃饭，他想睡觉就睡觉，说醒了就醒了。古人好附会，都说张之洞这个坏毛病，全因他是猴精托身之故。据说猴的习性便是如此。近人陈恒庆《归里清谭》说，张之洞的父亲曾在蜀地为官，有天夫妻俩上山游玩，夫人想看看这山上的猴子，这只猴子大概很有名。山中和尚却说：“那猴子很久不出洞了，不要去看。”张之洞的母亲也许有些撒娇，硬是非看不可。他父亲只得命人把洞中的猴子抬了出来。不承想，猴子面对张之洞的母亲就坐化了。不久，这位母亲就生了张之洞。偏是这儿子名中有个“洞”字，岂不是猴子变的吗?又号“香涛”，岂不是谐了“香桃”的音吗?猴子是喜欢吃桃的。张之洞又号“香岩”，“岩”也是猴子待的地方。看来，张之洞是猴精变的，确凿无误了。但查查张之洞年表，就知道陈氏记忆有误。张之洞并非降于蜀地，他出生在贵州，时其父亲任贵州兴义知府。
张之洞在巡抚任上，有一回学政前来拜访，话没说上几句，他就呼呼大睡了。学政话又不敢说，辞又不敢辞，只好在花厅枯坐。这位学政既是张之洞的下属，又是他的门生，奈何不得。还有一回，张之洞刚到山西赴巡抚任，专门去拜会尚未离去的前任巡抚。前巡抚很讲礼数，鸣炮将张之洞的轿子迎入二堂。轿子停了，人却未见出来。揭开轿帘一看，张大人睡得正香。前巡抚忙命人抬来屏风，严严实实地把张大人的轿子围了起来，任他继续酣睡。前巡抚身着礼服，同张大人的随从一起鹄立于庭。张之洞在轿里足足睡了大半天，醒来之后并无愧疚之意，仍旧笑谈自如。主人及侍从们又饿又困，有苦难言。张之洞这般做派，有人说是居官傲慢，有人说是魏晋风度。我却想问问：张之洞晚年拜相入阁，怎不见他在皇上和慈禧太后面前想睡就睡?
封疆大吏，平日所见多为下属，免不了会拿拿架子。咸道年间，某公任两广总督，凡属员跪拜，他都睡在胡床上，爱理不理的样子。有一年，京城某部曹改捐县令，派到广东去任职，得拜见这位总督。有人事先告诉这位新县令，说总督如何傲岸无礼。新县令不信天下有这种官，愿意拿一桌满汉全席赌输赢。不承想入府拜谒，那总督大人真的跷着脚睡在胡床上。新县令愤怒且屈辱，还将输掉满汉全席。此公是条汉子，寻思着定要让总督起身，就说：“卑职刚从京都来，有事要呈面大人。”总督大人听了，以为必是皇上有旨，慌忙起身端坐。新县令说：“我没什么话说，只是敢问大人在京陛见皇上时，皇上举止如何?”总督听了这话，倒是吓着了。官不管做得如何威风，都是怕皇帝的。
居上者，总难替下面的人着想。苏东坡这般人物，也有遭下面人烦的时候。宋人《道山清话》记载，苏东坡有天夜里读杜牧《阿房宫赋》，朗声诵读好多遍，每每叹息感佩，不觉已到深夜。有两个守夜老兵熬不住了，一人埋怨道：“知道那文章有什么好处?这么寒冷的夜，还不肯睡觉!”另一人说：“也有两句好的。”那生气的老兵愈加气愤，说：“你又知道什么?”那人回答说：“我爱他这句：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苏东坡的朋友叔党不巧听见了，第二天实言相告苏东坡。东坡大笑：“这条汉子也有鉴识!”这则掌故里，东坡倒是通达可爱，不似那般难侍候的官员，寻机要派人家一个不是，远远地充发了去。
东晋时候有个叫殷洪乔的官人，脾气也来得有些怪。此人曾在湖南长沙做官，史料记载其官声不好。此话且不多说。只道他从建康去江西做官，临行时京都建康很多人托他带书信。他收下人家书信百余封，走到半路却把书信全部投入河中，高声大喊：“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我殷洪乔不能为你们做送信邮差!”魏晋世风颇变态，这种无信无义之事，居然被看作风雅放浪，不拘礼法，受人称道。殷洪乔就因做了这件无聊事，居然被写进《世说新语》，从此名垂千古。但是，殷洪乔真是这么个不懂礼法的人吗?他后来又回京城做官，有一回晋元帝司马睿喜得皇子，赏赐大臣们。殷洪乔领了赏，满怀感激地谢恩：“皇子诞育，普天同庆!臣没有半点功劳，很惭愧得到这么丰厚的赍赏!”司马睿笑道：“这种事情，怎么能够让你有功劳呢?”原来，殷洪乔不是不懂礼法，而是懂到了迂腐的地步。奴性到了愚蠢，才说出如此犯忌的话。幸好司马睿有雅量，开句玩笑就过去了，不然殷洪乔的脑袋就得搬家!
戒石云云
古代县衙里都立有所谓戒石，上勒四句圣谕：“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戒石立在大堂之外仪门之内，县令升座办案，抬眼就可望见。据考证，戒石源起商周，起先是刻于官员几案之上的“座右铭”，迄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有清以前，不管朝代如何更替，县衙门里的戒石总是有的，不同的只是上头的圣谕或有个别字词之易。但戒石屹立千秋，冤案何止千万!晚清余杭县衙里头肯定也有这么一块戒石，但这并没有阻止县令刘锡彤罗织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冤狱。杨乃武总算捡回一条性命，只因他是举人，冤案引起天下读书人的愤慨，终于闹得慈禧太后都知道了。此桩公案世人皆知，自不必细说。
依照清代制度，朝廷明令京官到地方去，或上司到下面去，地方官员或下级不得宴请、馈赠。也就是说，不论多大的官，出差费用自理，不得给下面添麻烦。但实际上完全是两回事。地方官员费时费钱最多的就是接待过往官员，包括依礼恭迎、安排住宿、酒席款待、看戏冶游、馈赠盘缠、送客上马登舟。清朝京官如果只拿俸禄就会很穷，放外任或者出京办差正是他们捞钱的好机会。倘若都按朝廷的规矩办，京官只有穷死。明令官员不准到下面捞钱，而到下面捞钱恰恰是官员发财的正途。
地方官和下级不光日常接待得花钱，还得对京官和上级有长年孝敬。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曾经给康熙皇帝上折子说：“察访两淮浮费甚多……其名目开列于后：一、院费，盐差衙门旧例有寿礼、灯节、代笔、后司、家人等各项浮费，共八万六千一百两。一、省费，系江苏督抚司道各衙门规礼，共三万四千五百两。一、司费，系运道衙门陋规，共二万四千六百两。一、杂费，系两淮杂用交际，除阿山条奏‘别敬’‘过往士夫’两款外，尚有六万二千五百两。以上四款，皆出匣费，派之众商，朝廷正项钱粮未完，此费先已入己。”所谓“匣费”，指的是盐务费用。有意思的是康熙皇帝在第二项之后朱批：“此一款去不得，必深得罪于督抚，银数无多，何苦积害。”原来皇帝老子对此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再看曹寅所列第四项，所谓“除阿山条奏‘别敬’‘过往士夫’两款外”，意思就是说这两项也是理该要的。“过往士夫”就是上面讲到的接待费用，“别敬”是指京官被皇帝放了外任，临别之前要给有关京官送银子，托他们日后好好关照，为的是朝中有人好做官。此处所言“阿山”，系当时的两江总督。他“条奏”的这两项钱，也是皇帝默许的。
官场遵守的是“海洋法则”：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扒沙子。底层的官员就只有鱼肉百姓、盘剥更下级的皂吏了。县衙那块戒石原有两面，朝里的是前头说到的四句圣谕，是给县令看的;朝外的是“公生明”三字，是给百姓看的。百姓进门就看见这堂皇三字，再往大堂上一跪，看到的是“明镜高悬”或“清慎勤”的牌匾。这又往往是哄人的。曾有县令快过生日了，十分廉洁地出了告示：某日就是本老爷的生日，任何人都不得送礼!这种官话，更是信不得了。
素材与灵感
我不是个做学问的人，读书仅为写作，真是惭愧。近日便读《清史稿》《清史编年》之类，想从史书中寻得蛛丝马迹，看能否变出几个文学形象来。毕竟手头正做的活计同历史有关，我不想弄得完全空穴来风。不承想，还真有些意思。
比方，有个叫佛伦的人，就让我很感兴趣。史载：康熙二十九年六月十六日，山东巡抚佛伦疏言，该省累民之事，首在赋役不均，凡绅衿贡监户下均免杂役，富豪之家田连阡陌而不出差徭，以致全由百姓负担。请以后绅衿等与民人一样，按田亩赋役照例当差，不免役。有旨准其所请，并命其他各省督抚确议具奏。
我想这位佛伦真是位替民做主的好官，不妨记下他的名字，看他是否还有其他善举。倘若更有作为，便可树为清官形象。
可是再看此人后面的疏报，我就皱眉头了。“康熙二十九年九月初六日，从山东巡抚佛伦疏奏，该省今年正赋豁免，秋成丰收，绅衿人民愿于每亩收获一石者捐出三合，以备积贮，计全省可得二十五万余石。”
我想象不出佛伦是如何知道丰收了的老百姓愿意捐粮给官府的，而且老百姓意见很统一，每亩收获一石者都肯捐出三合。那时候又没有电话，官员下乡也没有汽车坐，怎么就把全省老百姓的爱国热忱摸得那么准确?我想，佛伦此举大为可疑。
再往下看，佛伦已擢升川陕总督。“康熙三十二年七月十一日，川陕总督佛伦疏报，陕西麦豆丰收，秋禾茂盛，流民回籍者已二十余万。”因为前面已对佛伦质疑了，此处又见他报喜，感觉总不是味道。再回头看看，原来康熙三十年陕西大旱，官府赈济不力，且隐情谎报，总督和巡抚都被革了职。我没法查阅当年的气象资料，不知道康熙三十二年陕西是否就风调雨顺了。但是按照古今惯行的官场逻辑，既然前任没有把事情干好，上面重新任用能人，工作就应有新的起色才是。如此推断，佛伦走马上任，陕西即获丰收，应在情理之中。只是不知道陕西丰收了，老百姓是否又踊跃向国家捐献余粮?“受灾自有朝廷关怀，丰收不忘朝廷困难”，也在情理之中。
不过，这回佛伦的主意变了。“康熙三十二年七月二十三日，从川陕总督佛伦疏请，动用正项钱银，贱价收买本年秋粮三十万石，以备西安旗标兵明岁一年军需。”贱价收购余粮，百姓是否自愿，我没能力考证，只好悬想而已。而从事收购勾当的人，大可从中渔利，似乎是肯定的。这并非我的官场成见作怪，《清史编年》中有类似案例记载。
又，“康熙三十三年正月二十七日，川陕总督佛伦疏言，奉旨查阅三边，墙垣历年久远，坍坏已多，请于每年渐次修补”。修建军事工程，投资自是不小，油水旺得很啊!好在康熙脑子还算清白，他对修长城并不热心。康熙皇帝说自秦始皇以来，长城历代整修不迭，却从未有御敌之功，贵在人民团结，众志成城。
阅读到这些材料，佛伦在我眼里就大打折扣了。我怕自己犯胡乱臆想的毛病，便去查看《佛伦列传》。一看，方知此人的确不是什么好鸟。有个叫郭琇的人曾经参劾佛伦为明珠朋党，佛伦因此获罪罢官。佛伦复出后，到了山东巡抚任上，便挟私报复，参劾郭琇做吴江县令时私吞公帑，而且说郭父乃明朝御史黄宗昌家奴。拿今天的话说，郭琇既是现行贪污犯，又是历史反革命。多年之后，郭琇得到机会觐见康熙皇帝，替父亲申冤。当面对质，佛伦不得不承认当年指控不实。康熙皇帝震怒，欲罢他的官，最终还是赦免他了。也许因为他毕竟是正白旗官员吧。
有了这些材料，佛伦该是个什么样的文学形象，我心里有谱了。
袁世凯的稻草龙椅
袁世凯是颇有些新派姿态的。他提倡新闻自由，他的儿子便办了张报纸，只发行一份，供袁大总统独个儿阅读。他不搞个人崇拜，允许把自己的图像铸在钱币上，老百姓谁都可以在他的头上摸来摸去;哪怕是后来禁不住天下人劝进，奉天承运做了洪宪皇帝，他也要把龙椅改革改革。人类已进入20世纪，太和殿里那张坐过明清两代皇帝的雕龙髹金大龙椅，实在不合时宜了。西学东渐，科学昌明，国际交流远胜往昔，天下万物生机勃勃。洪宪皇帝的龙椅，也得同国际接轨，才不会被西方人耻笑。于是，袁大总统摇身变成洪宪皇帝时，登基坐的龙椅，就是张中西合璧的沙发。但毕竟不是纯正的西式沙发，它是金銮宝座。高高的靠背上，有个大大的帝国国徽。最值得说说的就是这个国徽了：圆形，径约两尺，白色缎面做底，上面用彩色丝线绣了古代十二章图案。
沙发欲柔软舒适，里面要么用弹簧，要么须有填充物，或许还有更高级的技术。袁世凯坐着那龙椅是否舒服自在，别人不知道。那龙椅虽然有些非驴非马，但在当时朝贺的洪宪大臣们眼中，实在是威武无比的。谁又料想这张龙椅只有八十三天的寿命呢?最叫人们料想不到的是天长日久之后，洪宪帝国国徽上的白色缎面渐渐断裂，里面露出的填充物竟然是稻草!有位供职故宫博物院数十年的老专家在著作里写到了这则掌故，应该不是讹传。
故宫博物院为了修复那张雕龙髹金大龙椅，耗时近千个工日，可见龙椅制作技术之精、工序之繁。谁有这么大的胆子，敢往洪宪皇帝的龙椅里塞稻草呢?如果把那人想象成预言家或革命家，知道袁世凯倒行逆施，日子长不了，只怕也抬举了。真是这样的好汉，他就早如蔡锷揭竿而起护法去了，绝对到不了袁世凯麾下的。督造龙椅又是天大的事情，非几个工匠就能成事，必有相当于内务府总管以上的官员天天盯着。但督造龙椅的官员，不论官阶高低，谁敢如此胆大包天?或许某个工匠是位觉悟很高的劳动人民，看透了封建社会的腐朽，便背着督造官员，故意把稻草塞进袁世凯的龙椅里。不过这种想象，只可能在三十年前的革命小说里出现，显然是天真可笑的。
那么，只有一种可能：官场上弄得无比正经的事情，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那是儿戏。官场中人谙熟此道，再大的荒唐都会出现。当年追随袁世凯的人，很多都是久历宦海的官场混混，从晚清混到民国，又想把民国变成洪宪帝国。他们最能从庄严肃穆的官场把戏中看出幽默、笑话、无聊、虚假、游戏等等，因而就学会了整套欺上瞒下的好手艺。既然大家都知道官场门径多为游戏，为什么还玩得那么认真呢?又不是黄口顽童!原来大家都明白，皇帝虽然喜欢杀人，但只要哄得他老人家高兴，赏赐也是丰厚的。管他游戏不游戏，玩吧!玩得转了，不论赏下个什么官儿做做，便可锦衣玉食，富贵千秋。
替袁世凯造龙椅的人早算计过了：要等到这龙椅露出稻草来，须得百年工夫。有着这百年时光，他们想做的什么事情早都做成了。督造龙椅的官员，早已福荫三代，赐公封侯了。那些抡斧拉锯的工匠，倘若运气不错，也早已由奴才变成主子，他们的后人只怕也做上总督或巡抚了。这个时候，如果稻草露出来了，混得有头有脸的后人，大可替显祖辩白。总得有个人抵罪，倒霉的大概是某位混得最不好的后人。也不一定真会出事，皇帝表示宽厚仁德也是常有的。如果后来真有袁二世或袁三世，他兴许会说：这都是猴年马月的事了，朕不予追究。只是各位臣工往后要仔细当差，否则朕决不轻饶!
倘若袁世凯当时就知道自己坐着稻草龙椅呢?我想他也不会龙颜大怒，只把这口气往肚里吞了算啦!宰相肚里尚且撑得船哩，何况人家是皇帝!袁世凯心里很清楚，如果离开身边这帮成天哄骗他的人，他是连稻草龙椅都坐不成的，他得坐冷板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