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江亮是我小学同学。关于他的名字叫法和写法，我曾经和他探讨过，但一直没有统一的定论。
小时候，他的书皮和作业本上都写的是“车将令”，但读的时候，通常是“车京令”听上去像古代的官名。因为我们老家(山西夏县)方言中，汉语拼音中的“eng”和“ang”分不清，把所有“黄”的音都读成“红”。小时候很多同学名字的发音都有这样的困扰。
我和他一直同学到1986年初中毕业，我去了运城中学上高中，而他则因为家庭贫困辍学——尽管他的学习成绩一直不错。从此，我们就失去了联系，直到三年前，通过我父亲的牵线，彼此才有联系，也互相知道了电话号码，存在手机里的他的名字我选择用“车江亮”。
之所以用“亮”，不是因为和我名字的最后一个字相同而有的亲近感，而是因为他的哥哥在上学时名字最后一个字一直使用的是“亮”，所以，我认为应该是“亮”。小时候，我们这些农村孩子搞不清所谓的方言，才有了“令”之写，到现在，他自己也认为应该是“亮”。至于“江”，是我自作主张，听起来大气点，他自己倒无所谓，说怎么叫都行。“江”和“亮”恰好是我们老家方言中都发不出来的音，所以至今，他仍被老家人叫做“京令”，只有我叫他“江亮”，但他本人至今也分辨不清，说怎么叫都无所谓。
说到他的哥哥，大我们四岁，当时在学校也高我们四个年级，和我的哥哥是同班。记得他哥哥和我哥哥当时关系也不错，经常到我家玩，我看到过他哥哥的作业本上写的名字都是“车根亮”，所以确定他最后一个字应该是“亮”。因为“亮”是我们那儿人给男孩起名字经常用的一个字。
费此笔墨讨论他名字的叫法，绝不是效仿孔乙己“茴”字的四种写法，而是因为和他取得联系以后的这几年，他的为人处事几次震撼到我，每每感动时，总不知该用哪种发音叫出他的名字：“京令”?亦或“江亮”?
当年在村里上小学时，因为在班里都算学习成绩不错的，我们俩的关系比较亲近，这种关系一直到初中毕业彼此分开。我上高中他辍学，我之后留北京工作，他四处漂泊打工，30年没有任何音讯。直到有一天，也许是他漂泊累了，回到了他自己的村里，然后又有一天，他突然跑到我的家中，对我父亲说他和我是同学。由于分别在两个村里，我父亲并不认识他，但农村人与生俱来的质朴很容易产生亲近感，一听说是我同学，便热情款待。后来，父亲把我的电话告诉了他，而他则经常去家里看望我的父母，逢年过节，从不空手。父亲曾在电话里跟我说过，但我们俩却一直没有通过电话，我甚至还没有得到他的电话号码，我只知道我这个老同学当时在开卡车，搞运输，经常跑长途为别人送货，偶尔还会来北京。
前年冬天的一个周六上午，我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用我最熟悉不过的家乡话直呼我的小名，只有村里人这样叫我。他说：“我是京令。”我几乎没有犹豫，第一时间就知道了这便是我更愿意叫作“江亮”的那个老同学。
瞬间，关于他的记忆，全部浮现在眼前……
他说：“我开车来北京送货，给你捎了一箱苹果和一箱桃子……”没等我的“你在哪儿?我去接你”这句话说出口，他却说：“我已经在你家小区门口了，你告诉我是哪个单元几楼，我这就上去。”我惊讶到无法相信，傻子般地挂了电话，飞速下楼。
远远地看见小区门口站着一个人，穿着一件现在已经很少看到的老式军大衣，一手提着一个水果箱，眼睛在不停地搜索。毫无疑问，这就是他——我的老同学——尽管额头已满是皱纹，头发花白，沧桑和疲倦镌刻在脸上。典型的庄稼汉。完全颠覆了我儿时记忆里他的形象。心里一热，还好，眼泪没有出来。
原来，多年前他四处漂泊时，曾经在北京朝阳公园附近的一家银行干过两年保安，后来又转移到我家楼下的银行“服役”了短暂的一个月，从我父亲处拿到我北京的家的住址后，就已经很清楚了。
缘分有时候挺能捉弄人的，我们曾经近在咫尺，我住11楼，他在1楼银行，却彼此不知。
他说，这次是到北京新发地送菜，顺便给我捎了两箱家乡的水果，晚上到京卸了货，将卡车停放在五环外，天亮后，先乘坐公交，再上地铁二号线倒五号线。“不用你来接，北京太堵车了，我住的地方远，你跑一个来回，油钱也够买两箱水果了。”面对我的责怨，他是这样解释的。
从地铁五号线出来走到我家，至少还有两公里的路，尽管那天寒风并不凛冽，但是一大早，两大箱子，几番倒车，然后步行……我的内心突然十分沉重，眼眶里也塞满了泪水。我们曾经在同样的环境里长大，时移人非，养尊处优的我出门时，总是矫情地寻找各种理由，不去乘坐公共交通。
记忆太久远了，其间又无机会碰触，我几乎将这个人和与他相关的事遗忘。记忆又太深刻，几乎在看见他的一刹那，关于他的故事全部涌现。
他出生在和我村相距不足两公里的一个很小的村庄，由于他们村人口太少，学校只到小学三年级，从四年级开始，他们村的适龄孩子要全部到我们村上学，直到初中毕业。因此，他是从四年级开始与我同学。
他一进入我们班就显得与众不同：爱说、爱笑、活泼、开朗，很幽默，极其聪明，课堂反应极快，尤其是数学，几乎每次考试都是满分。在他之前，还没有把数学学得这么好的同学。而我，尽管数学与他有较大差距，但各科发展均衡，考试也多名列前茅。也许因为在班里处在同一“阶层”，我们很快熟络并亲近起来。那时村里学校每次期中期末考试，会在学校的墙上张榜排名，我们俩的名字一般都出现在前面。我还注意到，当时初中三年级一个叫“车根亮”的学生，排名每次也都很靠前，那是他的哥哥。
同班以来，他的衣着总是很破烂，尤其是冬天穿的棉袄，前有窟窿后有眼，棉絮时常外露;印象中几乎没看他穿过完整无缺的鞋，总是左一洞右一洞，像拖鞋一般挂在脚上，走起路来发出踢踏踢踏的声音。一度让我很纳闷。
直到有一天，他带我去他家玩，我才明白真相。当时我看到的情景是：一个看上去三十多岁的女人，披头散发，蓬头垢面，衣衫破烂，坐在他家炕上，一会哭一会笑，哭得凄凄切切，笑得毛骨悚然。对于10岁的我来说，以为遇到了鬼，被吓得几乎是屁滚尿流地往外跑，很快被江亮拽回来了。他告诉我那是他的妈妈，精神失常很多年了，除了哭哭笑笑，并不伤害任何人，对陌生人也不会有恶意。即便如此，我还是害怕，不敢在他家玩了。
不知道那时的执意离开，会不会给他幼小的心灵留下阴影，反正此后我再也没有去过他家。
三十多年后的重逢，在我北京家里的客厅，他告诉我，在他出生二十多天时，他母亲就精神失常了，至于什么原因，他父亲从来没对他讲过，他至今不知。他还告诉我，他至今不知道自己的生日：“你知道，村里的男人从来都不记这些，父亲只告诉我大概是在哪个月。况且，母亲突然的精神失常，对父亲的打击也很大。”他尚未成年，母亲就去世了。
然而，命运对于这个家庭的折磨并未就此结束。四年级的下半学期，他家又出了一件天大的事。
农村长大的人都知道，受条件限制，大多生活得比较粗糙，不但不能洗澡，很多人的衣服穿了很长时间也不会换洗，加之睡在土炕上，经常会有跳蚤、虱子之类的小虫，或藏匿在衣服的夹缝里，或藏匿在被子床单里，咬得人奇痒难耐。所以小时候在农村，经常能看见一些老头老太太，把衣服脱了，坐在自家门口逮虱子，抓跳蚤。由于母亲的缘故，江亮兄弟俩的衣服藏污纳垢、藏虱匿蚤更为严重。那是个夏天的晚上，两人被咬得无法入睡，父亲也不在家里，兄弟俩商量着要把这些“害虫”除掉。两人就找出了家里的农药“敌敌畏”——那时，几乎每个农村的家里都会有这种农药——拧开瓶盖，将农药涂抹在各自身上。哥哥大，可能懂点，涂抹得少。江亮则将自己浑身上下涂抹得多了点，导致严重农药中毒。及至他们的父亲回来，两人已经是翻着白眼、吐着白沫，躺倒在家里的土炕上。
其状，惨不忍睹。而旁边，他们的母亲依然在哭哭笑笑。
吓傻了的父亲在邻居们的帮助下，以最快速度将兄弟俩送到了当时的公社医院。由于农村的医疗条件有限，加之夜里急诊大夫人手不够，只能将中毒较轻的哥哥先放一边，全力抢救已深度中毒的江亮。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终于脱离了生命危险。当大夫们准备转而救治哥哥的时候，才发现，哥哥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不省人事，因农药中毒，永远离开这个已经多舛的家庭……
这当然是那时十里八乡的特大话题，街谈巷议者充满了对这个家庭、对兄弟俩的同情和惋惜。在我家的客厅，坐在我对面的这个已写满沧桑的中年男人，向我讲述这些时，从内心到表情，都显得那么平静，就像说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情：“这就是命。哥哥是替我死的。如果我母亲没有精神失常，我们兄弟俩肯定不会出这样的事。”
我则补了一句：“如果家里不出这些变故，你或许不会辍学，而且一定能考上大学的。”他却是淡淡一笑，说：“谁也逃脱不了命运。”
我才了解到，辍学之后，他干了两年农活，就出去在附近打各种零工，早早就结婚生子了，育有一儿一女。后来为了逃避超生的惩罚，举家远赴甘肃、宁夏一带，并辗转到北京打工，直到儿女大了，风声不再紧了，才又回到家乡。
如今，儿女均已成家，并各自有了孩子，与我同龄的老同学早已经“升级”为爷爷、姥爷辈了。儿女各自为了自己的小日子，外出打工不在他的身边。他说，趁自己还不太老，能多干一天，就能多挣一天的钱，儿子结婚还了欠了不少外债，需要慢慢还，自己多尽一份力，就能给儿子减轻点负担。
再次和江亮见面是去年夏天了，应该是7月27日。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家里装修，那天接到他电话时，我正和装修工头谈合同。那天，北京酷热难当。
下午4点多接到他的电话，说刚从西客站下火车，已经上了地铁9号线，准备到我家里。这次他捎来的是一箱桃子和一箱甜瓜，都是地地道道家乡土地上生产出来的。因为我正在忙于谈装修合同，加之他此前来过，我就没多想，对他说：“既然已上地铁了，你就来吧，出了地铁还比较远，你给我打个电话，我去接你。”这一次，无论如何不能让他再提着两个箱子，走那么长的路了。
夏日傍晚5点多，烈日依然焦烤着，地面看上去似乎也在冒烟。
有了上次的经历，这次我长了“心眼”，根据预估时间，提前开车到地铁口等候。大约5点半，江亮从地铁口出来，还是典型的农村人的装扮，很显眼，在嘈杂的人群中第一眼就能看见他。我冲他招手，他朝我这边走来。这时，我才发现他后面还跟着一个身穿那种最简单的白色圆领短袖衫，身形稍显佝偻、消瘦的农村老人。凭着儿时的记忆，这个皮肤黝黑、看上去老实巴交的老人应该是江亮的老父亲。果然，江亮告诉我，老人家80岁了，从没出过远门，这次带他到北京转转，看看天安门，看看北京的大街小巷。江亮说：“老人家虽然没有要求过，但也算是了却我一件心事吧。”
看着突然站在眼前的父子俩，我的心为之一颤，竟说不出一句话，眼泪已泛出眼眶。我的这位老同学还是他一贯的做事风格：在见到我之前，只字不提他是带着老父亲来的。我抱怨之后，他依然那么平静地说：“你们上班忙，哪有时间去车站接?正好也带着老人坐坐北京的地铁。”那时那刻的我，不仅仅是震撼，还有羞愧、不安、自责、敬佩……
我从小生活在农村，知道农村人挣点钱有多么难;知道农村人平时是如何节衣缩食、精打细算的;知道农村的小孩经常因为想买一根冰棍而被父母批评数落一番;知道农村的中年人奔波打工赚钱，是为了给自己的孩子盖房子娶媳妇;知道很多农村老人为了向儿子要一口饭吃而会遭到儿媳妇的奚落甚至谩骂的……而他，带着老人来北京旅游，儿子结婚明明还欠着不少外债。我执意要为他们安排住宿，却一如既往地被老同学坚决拒绝，并说已经订好地方并付完费用了。
他把两箱子水果放到我车上转身就要再去乘坐地铁，即便我以愧求的口气强留他们吃饭，并要求吃完饭送他们走，也被“无情”拒绝，以至于我们在地铁口拉扯了半天，已引起路人围观。但最终还是我“失败”了，他们父子俩没有上我的车，而是继续乘坐地铁奔赴他们的目的地。在此期间，那个满脸敦厚淳朴的老人家一直手足无措、局促不安地站在我面前，一句话都没说。
看着父子俩转身走下地铁的一刹那，我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了。那天晚上，我心情久久无法平静，辗转难眠。
第二天是周六，一早我便和江亮取得联系，开车直奔他和父亲暂时居住的地方，我想我必须得请老人家吃顿饭，并陪他转一天。地方很远，哪里是宾馆呀?就是在靠近首都机场附近的一个村子里，因为他本家一个堂哥在那个村打工租住了一个很小的地方，他们就凑合着挤住在那个狭小的房间里……
这一次，我的老同学依然在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和我打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