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2月6日(美国东部时间)晚上8点，从纽约回到我所在的柯盖特大学所在地汉密尔顿。一下长途汽车，顿时感到一股寒气像刀子一样钻进裤腿里。这里到底比纽约要冷。一家三口拖着行李箱在结冰的路上轰轰隆隆地行进。
晚上近10点钟，吃完晚饭，妻子带孩子睡觉。我打开电脑，收看外出这一周间的邮件。文学院办公室刘老师来信的主题词“余虹老师不幸逝世”一下子跳到我的眼前，接着，是朋友汪民安的来信“令人心痛”。不用打开看，这也一定是关于余虹的!
一刹那间，犹如五雷轰顶，我不相信也得相信了!
但是，怎么会呢怎么会呢?我在不停地问。我的手也在发抖，不知在摸索些什么。我禁不住弯下腰来，几乎被悲痛所压倒。
在那一夜，整个脑子里全是余虹、余虹。他占据了我整个的存在。他成为一种更强烈的存在。
终于睡着了。似乎是在一座黑暗的宿舍楼里。走廊对面一个亮灯的房间里传来说话声。忽然，那里的门开了，萌萌神采奕奕地走出来，后面似乎还跟着画家尚扬。我一下子拉住萌萌的手，悲痛地问“怎么会呢?怎么会呢?”“趁我在，你就好好哭一场吧”，萌萌平静地安慰说……
就这样，我从黑暗中醒来。萌萌，余虹。先是萌萌于去年英年病逝，现在又是余虹。这两个相互呼唤的精神友人，这两个光辉的魂灵。一个在召唤另一个。
而我，被彻底留在地球西半部这片绝对的黑暗里。
怎么会呢?2007年9月初来美的前三天，我们还约好一起去看尚扬在望京新落成的画室，在一起吃饭。就在饭桌上，他再次约我为他主编的刊物组织一个和诗有关的专栏，我们定下了主题：“翻译与中国新诗的现代性。”来美之后，我也很快给他发去了几张我们一家在美国的照片，他回了信：谢谢家新!祝一家愉快!
他总是带着微笑，除了偶尔在什么场合激动得大声说话(那一定是他在为什么仗义执言)。他总是微笑。他的微笑，总是让我感到一种睿智和亲切。与人们猜想的正相反，他从来不是一个患有“自闭症”的人。他有着一大帮朋友，他也十分注重、或者说善于处理人际间的关系。他办什么事都从容有度(与此有关，他穿衣服也很讲究)。据我所知，他对他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工作和处境也很满意。不仅如此，作为学科带头人，他总是在“招兵买马”，就在我出国前，他还想把一位优秀的学者调到人大文学院来。
但是，这样一个总是在微笑的人却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微笑是他的“假象”吗?不，他在死后仍在微笑。他留给我们的只有微笑。只不过他的死，使他的微笑更具含义了。
我们的认识纯属君子之交。很早我就读过他阐述海德格尔的文章，他在他的一本文学理论的书中也专门有一节写我的诗论，称它们体现了一种“新历史主义诗学”。我很感谢多年来他对我和其他中国诗人的关注，也非常认同他的敏锐和洞见。但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直到五年前他由海南大学调到人大后，几次托朋友转告要聚一聚，我们就在一家饭店里见面了。
但我更深地了解他，是在我近年里调到人大并读了他的几篇文章之后。一篇是关于海子的《神·语·诗——读海子及其他》，在我看来，这是诸多论述海子诗歌及“诗人之死”最具有哲学的透彻性的一篇。还有一篇是他2007年上半年在波士顿大学访学期间有感于震动全美的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击案后、美国民众和学生除了为三十二位受难者外“居然”也为饮弹自尽的凶手赵承熙燃起了祈祷蜡烛所写下的《有一种爱我们还很陌生》。这篇文章的意义，在我看来更为深远广大，我相信它不仅为我也将为更多人的心灵打开另一重视野。至于他的一篇广被引用的文章《一个人的百年》，我也和很多人一样，是在他死后才从网上读到的。在这篇长文中，他回顾了他的老师、著名教授石璞女士百年来的坎坷经历，他这样发问：“人的庇护从何而来呢?现世的社会和彼世的信仰，前者给人以生之依靠，后者给人以死之希望。”
我一读到这里，就像中了电击一样，不能再读下去了。是啊，人的庇护从何而来?在他的生前，他一直在这样问，孤独地、执著地、不为人知也不为人解地问。而在他死后，该这样问的是我们了!
12月的、处于纽约州上部的汉密尔顿。连日大雪不时落下，山峦和树木白茫茫一片。近处，家家户户的屋檐挂满晶莹的冰柱。
早上去学校，我没有乘坐学校的校车。我只是想走，在深深的雪地里走。不停地走，绝望地走。我甚至想在雪中呼告苍天。我只是想要那冰雪的力量把我彻底洞穿和制服。
但是，我错了。我没想到这眼前的飞雪是如此美，雪中的树木又是如此的富有生气。我走向它们。我走向更远处的它们。而它们，带着冰雪雕出的美，甚至仿佛带着一阵永恒的圣咏所闪耀的回音，在迎接我，注视我。余虹，这雪是因你而下的吗?这冰，是因为大地的伤痛而结晶的吗?这来自上苍的抚慰，我们又该怎样去迎接?
此刻，我不知道远方的北京是否有雪。我只听说许多人大的学生知道余虹的事后在课堂上抱头痛哭。这是余虹老师给他们上的最后一课。这一课，比什么对他们的人生都更重要。
头脑中一阵绝对的黑暗过去之后，我想他们不仅将带着一双泪眼看世界。他们也将带着这心灵的重创和净化去生活。
这两天，我也看了一些网上的反应。有人指责他对生命不珍惜、不尊重。但是，什么是“生命”呢?仅仅为一种肉体存在?毫无尊严地活着?我所知道的是：余虹，以他的死，永远地拥有了一份永恒的生命。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不断地同他讲话(我相信这样做的远不止我一人)。他怎么可能会不在呢?他“就在那里”!在这雪的闪耀中，也将在我们一生的远景里。
的确，有一种死——它和对生命的爱、和对生命价值的更高肯定更深地联系在一起——我们还太陌生。
余虹的死，使很多人在现世中所追逐的东西，一下子显得毫无意义了。
或者说：余虹的死，使人们最终要面对的显现出来。
“为什么?”“为什么呢?”人们仍在问。人们可以理解那些因走投无路而自尽的人，在中国，人们甚至也接受了海子那样壮烈的死。但余虹的死不可追问。余虹的死像他的微笑一样，是一个谜。余虹的死是一次“哲学短路”，我们的脑子里一片空白。
据说直接原因是自2006年9月份以来，他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但是，他为什么会一夜夜失眠?究竟是什么在黑暗中抓住了他?
他在北京世纪城的家我去过。他住在二楼。而他选择纵身一跃的楼道窗口在十层。他从那里回到大地的怀抱。从二层到十层，那一道盘旋的昏暗的楼道。当他最后一次踏上那楼梯，他的步履，需要怎样的尺度才能丈量?
看崔卫平的纪念文章，我知道了他在美国访学期间曾拍有一张题为《墓地与城市》的照片。从陶东风的博客中，我终于看到了这件摄影作品：大片庄重而宁静的墓地，墓地那边，则是一片城市(纽约)的高楼和电视塔的尖顶。
我再次受到震动：这一次，生，成了死的背景。一座座墓碑肃穆、庄严、宁静。墓地被赋予了永恒的生命，而远方的城市背景却显得是那样虚幻。
即使从摄影艺术角度看，这幅照片也堪称杰作。但，余虹是无意成为摄影家的。据他对朋友讲，他是路过纽约中央公园的墓地时拍下这幅照片的。在那里，永恒的宁静与闹市的喧嚣仅一步之隔。这使他深受震动。他带着他的震撼，也带着他那对生与死的深邃而超然的眼光，拍出了这样一幅照片。
他拍出了这样一幅照片。他已经听到召唤了。他已经处在他毕生所渴望的永恒而宁静的庇护下了。他的一本美学论著就叫《艺术与归家》。在该书“前言”的最后，他引用了荷尔德林《归家》一诗中的诗句“你所寻者近了，正上前来迎接你”。
是什么上前来迎接他?当然不是冰冷的死。是神圣母亲那颤抖的充满悲悯的臂弯，是最终向他敞开的“家”——在那里，用我写过的一句诗来说，青草的爱抚，胜于人类的手指。
他就这样走了。他走得是那样干净。
他还有什么牵挂的?他抚养多年的儿子已到美国留学。孩子已大了，可以独自到远方了。他又是一位多么尽责的父亲!记得两年前我们在北京西山开会，会后我和朋友们希望他留下一起喝酒，但怎么也留不住：他要赶回去给他正在上“大三”的儿子做饭!
而孩子们能否理解这种爱?但无论理解还是不理解，无论爱是多么徒劳、柔弱，他都必须去做。是的，除了爱和牺牲，他已别无选择。也许他对世俗生活的幻想早已灰飞烟灭，但他仍在爱。他最后的那纵身一跃，看似抛却了一个人的一切责任，但他仍在爱。
因此他会承受着我们难以想象的身心折磨，在他的遗书中请我们“谅解”。他说他已“尽了全力”。这不仅是他对他的好友讲的，也是对他爱着的整个世界讲的。他唯一能做的，是在他死后，将他一生的藏书捐献出来。
他还有什么牵挂的?那远在四川的母亲和弟弟。母亲年纪已很大了，弟弟是一位很有思想和艺术个性、但却不被更多的人认识的画家。也正是在余虹死后，我这才更多地体会到了他为什么要在北京为他弟弟召集一个作品研讨会，时间就在他“临走”前的三个多月!
正是在那个会上，我有感于他弟弟余明为人的沉默寡语和画风的深邃宁静，谈到了言说与沉默的关系。那时我说的是：其实一个艺术家对存在，或者说对他的神明的最终的接近，就是沉默。这种沉默，并不是什么都不说，而是通过说，让那“属于文学的沉默”对我们讲话。
现在，我深感自己当时“说”得还过于轻易。想一想余虹，我们还能够说些什么?有一种沉默，使我感到了喋喋不休的可耻。有一种沉默我们永远难以抵及。有一种沉默，也许只能通过死亡对我们讲话。
余虹就这样走了。我深深感到欠了他很多。至少，我欠他一首诗，一首挽歌。不过，他是否需要?在这美国东北部静静的雪夜里，我只是一遍遍地，试着翻译奥顿的一首诗《爱的更多的一个》：
仰望着那些星辰，我知道
为了它们的眷顾，我可以走向地狱，
但在这冷漠的大地上
我们不得不对人或兽怀着恐惧。
我们如何指望群星为我们燃烧
带着那我们不能回报的激情?
如果爱不能相等，
让我成为那爱的更多的一个。
当我译这些诗句时，余虹的面容就在我的面前。可以说，我是为他译这首诗的。这是奥顿的心灵自白，但我相信，这也正是余虹想要面对他的星空和众神说出的话。的确，这是一个听到召唤的人，那就是神圣的爱之召唤。他的全部生活和思想历程，包括他经受的矛盾和挣扎，把他领向了这里。他迈出了我们这些世俗之人很难跨越或者说根本没有意识到的一步：他站在了那“爱的更多的”行列。
世上还有没有别的庇护呢?没有。这才是对人的唯一的庇护。
只是，我仍感到了那已逝者所曾怀有的痛感：在我们的这种文化环境中，有一种爱我们不仅很陌生，它也更难实现。因为那是一种斩断了恨的、超越了利害关系的神圣之爱。那是一种和自我牺牲注定联系在一起的爱。那甚至是一种即使对罪人、对“凶手”也怀有深深同情和怜悯的爱。这种爱当然很难做到，但是不是唯有它，才能够把我们从人性的黑暗、褊狭和蒙昧中解救出来?
写到这里，我还想起了诗人米沃什说他为什么写作，那是因为他不能安于“我们不曾以绝对的爱，超乎常人能力地，去爱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可怜的灰烬”的“那种悔恨”。而我们，能安于这种悔恨吗?或者问，在我们的内心中，是否也曾涌现过这种看上去和我们的生活毫无关系的哀痛?
余虹就这样走了。无论怎么说，他留在我本子上的电话号码，已永远打不通了。
这是我们活着的人的悲哀。这些年，命运从我们的生活中带走了一个个优秀的人。他们的离开，是我的永久的痛。但我已没有泪。
我没有泪。我打开巴赫的音乐。更多的眼泪来自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