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小学和初中的时候，是在穿“军装”的年代里度过的。
我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期的1968年开始上小学的，那时已到了结束“派性”斗争、开始“无产阶级革命大联合”的时期了。
因为我父亲何廷义是当时的复县延安小学(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德和小学、即现在的瓦房店市实验小学)的美术教师，已经10岁了的我每天就跟着父亲一起到学校去上学，放学后再等父亲下班后一起回家。在延安小学读书时，我参加了“红小兵”，相当于现在的“少先队”。
当了“红小兵”，就得穿绿“军装”、戴“军帽”和印有“红小兵”字样的红袖标。“军装”和“军帽”是用绿色的确良布做的，是我母亲领着我到“老三楼”买了绿色的确良布后，再到“先锋服装店”找到人称“老曹师傅”，等到“老曹师傅”下班后再给我量尺码、剪裁好，再送给“中和服装店”的小徐阿姨那里去，她拿回家去给做，这些都是不用花钱的，因为我母亲当时在“复县第一副食品商店”工作，和他们都是“商业战线”上的老朋友。
当我上小学三年级下学期的时候，为了能使住家与学校近一点，我就转学到了“复县井冈山小学”去读书，即现在的瓦房店市文化小学，当时的校址在现在的瓦房店妇女儿童商店(原瓦房店供销大厦)的北边。在那里，我又穿了两年半的绿“军装”。
当我念初中的时候，就到了当时的“复县八一中学”读书，即现在的瓦房店市第四初级中学。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基本上也是穿“军装”、戴“军帽”的，只不过是袖标上的字换成了“红卫兵”，直到“复县高级中学”(即现在的“瓦房店市第一高级中学”)恢复招生的第一年，我考上了那所当时所谓的“重点高中”后，才结束了穿“军装”的历史。
其实，我在穿“军装”的年代里，曾有过一件最幸福、最荣耀、最令人羡慕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三舅在黑龙江省某部队干了10多年，转业到原复县工业局劳资科工作后，曾给了我一套真正的“军装”，还有一个“军帽”，面料都是纯棉布的，“军服”的上衣还是四个兜的干部服(他转业时已是正连级干部，又叫23级干部)，衣领上还有红平绒做的红领章，帽子上的红五角星的材质是铝合金上面烤红漆的。然而，我的这套军装平时是舍不得穿的，只能在节、假日里拿出来穿一穿;但是，“军帽”是绝对不敢拿出来戴的，因为那时候，谁要是戴一顶真的“军帽”上街，肯定是要被那些社会小青年给抢跑了的，这就是当时流行的“抢军帽”。
虽然由于读书的原因，我没有真正地当过“兵”，但在我上小学、念初中的时期，却是在穿“军装”的年代里度过的，就像我所上的小学、初中的学校校名(如延安小学、井冈山小学、八一中学)一样，几乎都和“红色”、“革命”、“军人”等字眼有着一些联系的。
几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回想起我在穿“军装”的年代里的一些事，总还是有一种特殊的感情的。每当我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更是独有一番情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