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申请下放，带着我们回到豫东老家，连他也始料未及的是我们总是要搬家，且总在搬家。用居无定所来形容我们居住的窘境，是一点都没有夸张的。
回到老家不出一个月，父亲最失望的是他的医疗诊所被取缔了，不到五佰元钱的下放安家费用几乎全都打了水飘。医疗器械和所剩不多的药品全被没收充了公，听说是上缴到公社卫生院去了。乡邻们看病所欠的费用一个子也收不回，而且也不可能有收回的希望。父亲当初申请下放的初衷是回老家开诊所，为他家乡的父老乡亲奉献他大半辈子历炼的医疗技术，为他们解除各种病痛的困挠。父亲后来告诉我，他当年申请下放，回老家办诊所几乎是“老夫聊发少年狂”的笑话。他把一切想得太过美好了，甚至觉得他下半辈子会因回老家开办诊所而时来运转，光宗耀祖。
父亲不无自嘲地说，他压根就没顾及回老家还要有栖身之所，如果那时把安家费的一半用来修建三间房子，这令他最为头痛，也令几个儿女最为苦楚的头等生活大事不也就能解决了吗。父亲还说下放老家那段艰难的岁月里，每次面临要搬家的时候，他最是痛心疾首的。因为他当年给外公留下的那笔钱不就是让外公为他在长沙置两处房产的吗?外公没有置房产，钱也打了水飘，好歹父亲在朋友的接济下在道湖搭了两间茅棚。但正是苦于茅棚居住的诸般艰辛，父亲才克服一切困难把家搬去了他所在单位电力学院，住进了红砖红瓦的小洋楼。父亲苦笑着说，虽然当时下放时没有天真的认为，黄泛区的豫东老家也有几间红砖红瓦的小洋楼等着他“衣锦荣归”去居住，但自己怎么就忘却了无房居住的惨痛教训了呢，怎么就好了伤疤忘了痛呢?唉，一切是自己造的孽，既如此，那就只能再食无房居住的苦果了。
我们在生产队的保管室住不到三个月，待麦子颗粒无收后，生产队要组织社员们生产自救，我们借住的保管室要开劈作造纸的碾房，我们一家就只能立即腾屋，搬家走人。搬到哪里去，哪里有现存的空房子呢?那时豫东因是黄泛区，乡邻们的房子全都是打土坯，剁土墙，盖麦秸的干打垒似的房屋，而且每家的房子都狭小逼窄。自家住尚不宽敞，哪还能周济别人。没办法，二伯父家只三个女儿，二伯父便让三个女儿和二伯妈挤在一屋，把他女儿们住的那一间房子騰出来给我们一家六口挤在一起住。好在当时乡邻们对居住的概念仅仅是能放下一张睡觉的床而已。
做饭怎么办，好说，只要几块土坯砌一个灶，架一口铁锅，在灶的四围架四根柳树桩，再在柳树桩上横搭两根树棍子，在那横着的小树棍上搭上些柳条秸草便可以了。所谓的厨房锅灶，也就只要能贴几个锅饼，搅几碗糊涂，下熟一餐汤面就可以了。
记不起我们回到豫东老家，搬了几次家，但记得回到豫东老家不到半年的两次搬家。当然，那两次搬家都容易。除了两床铺盖，一包烂衣服和几副碗筷就别无他物了，拎包走人呗，简单。在豫东的那些岁月，我对“幸福”的含义领悟最为深刻的就是，幸福，它就是在特定情境中，一种自我感受而已。那时我觉得如果不搬家，不管好歹有个安定的栖身之处，而不是居无定所，无以为家,那就是幸福的!可是因为我们总在搬家，所以在黄泛区的豫东居住的那十多年，这种有处栖身之所的幸福感受，我几乎从来就没有过。
父亲为锅灶搭茅棚的时候，我便自然想起在道湖茅棚中生活的时候。每每遇到刮风下雨即将到来的时候，母亲慌忙让姐姐们把我们几个弟弟或抱在怀中，或牵在手里。母亲便急匆匆从米箩中抓几粒米，口中念念有词，祈祷老天爷保佑她可怜的儿女们别被风吹雨打塌了茅棚而压死压残。然后母亲冲出门外，对准茅房顶棚，使劲一扬手，将手中那几粒米随风吹雨飘扔上了屋顶。那时，我太小，心想着母亲定是让风婆婆，雨奶奶，雷公公，老天爷吃几粒我们家的米就不会吹倒压垮我们家的茅棚了。
后来我们搬到了长沙南城，住进了父亲单位分的红砖洋楼，尽管是一楼，南风天气地下水浸满一屋，母亲也再没将米洒进水中，祈祷地下水吃饱后别再冒出来，让我们家不用鞋飘如船了。如今看着父亲将秸秆和柴草柳条胡乱地搭到遮锅灶的茅棚上时，家中没有米怎么办?我慌忙从箩斗中抓几粒玉米出来，当我要把玉米撒上茅棚顶时，我的四姐立刻说喝住了我，她说这茅棚顶这样矮，鸡会飞上去挠的，玉米撒上去，不正好是招鸡来挠吗?我只好悻悻地折回身，将几粒玉米扔进箩斗中。
四姐说得真准，家里没人的时候，那些可恶的鸡就真的飞到锅灶茅棚顶，它们肆无忌惮地将锅灶的茅棚顶挠得七零八落，漏洞百出。就像是给人斗法似的，只要家中无人，它们便大胆地飞上茅棚顶，把茅棚顶挠得稀乱，顶棚覆盖的柴草漏满了锅灶。后来，父亲学聪明了，顶棚全盖上了柳条，那几只可恶的鸡飞上顶棚挠不出吃的了。但那几只可恶的鸡仍有股子“占山为王”的气势，居然立卧在柳条上，安然自得地栖息在上面，把茅棚顶当成了它们的鸡窝。
我们在二伯家住了不到三个月，不知为何父亲和二伯妈吵了一大架，把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全都翻了出来，那些事我们闻所未闻，那是上辈人的人性纠葛而留下的一些说不清理还乱的怨恨情仇。我们只有恐惧，我们几兄弟颤抖成一团，都给吓哭了。我们害怕像发了疯似的二伯妈冲进来撵走我们，我们怕她拿扫帚扑打我们，因为好几次二伯妈似要冲进我们屋里，她被看热闹劝架的乡邻们拖开了。
二伯妈的确是想撵我们走，她也可能想用扫帚扑打父亲，嫂子打小叔子也合符伦理，何况他们在吵架，孰是孰非，没人去理论。但打我们兄弟几个，她应没有那样的念头，我们平素很尊敬她，没惹她生过气，当然我们也从没骚扰过她，她也从未关心爱护过我们。但这次父亲与二伯妈的争吵，很显然是我们住进了她们家，而且一住还快三个月了，何况并未付过房租。怎么办，再住下去是不可能了，即便今后再不争吵，相互生了闲隙的人同住在一屋檐下，其尴尬无趣也是可想而知了。 没法子，继续找栖身之处吧。满腔热忱回到故乡，回到故乡接踵而至的是一个个令人极及苦脑的境况，现在想想父亲那时的心境是何等的悲凉，他应该为他一念故乡而自蹈火海而追悔莫及。好在天无绝人之路，父亲几十年前曾一起读过私塾的老同学给父亲支了一招。他告诉父亲说，在村子北边的一漫截地里，曾有处菜园子，那是当年大跃进吃食堂时，大队开辟的菜园子。菜园子有一间房子曾是守菜园子的社员居住并收放蔬菜的仓库，而且是一间砖瓦房。如今那处菜园子早已不种菜了，菜地归入了大田。那间仓库便空在那里，整日里茕茕孑立在漫漫的野地里，任四面八方的风吹打着它，雨浸蚀着它，它周身的砖墙也剝蚀脱落得坑坑洼洼，它屋顶的灰瓦也破碎不堪。
那个老同学笑了笑对父亲说，如果你老弟不嫌弃，给大队上的负责人说说，自己出点钱找个砖瓦匠修补下，应该带着咱这几个可怜的娃儿住进去是没多大问题的。何况那间房的门口有一眼曾经浇菜的水井，水井边上有五棵硕大的柳树，树冠团团如盖。你住进去了，不啻是陶老夫子的化身，归去来兮的五柳先生呀。哈哈哈…… 父亲一听，大喜过望。他即刻去找了大队的负责人，那负责人顺水推舟，一口便应承了父亲。那个负责人是时任大队书记的刘树仁，他用一处几乎是荒野上的破房子，对父亲做了个天大的人情，在父亲堆满笑意的苦楚而又万分感激的言语中，他颔首微笑，送客出门。然而他的名字却让我们兄弟几个几乎是记了许久，也感恩载德了许久。后来他因破坏军婚的罪名在文革中被批斗，我们看着与父亲同样站在土台子上，戴着纸糊的高帽子，被贫下中农造反派绳梱索绑，被打得七荤八素的刘书记那副凄惨的样子,我们也很难过。我们兄弟几个参加完批斗会后，回到又一处窝棚，我们为父亲，为刘书记还流下了极为伤心的泪水。
后来刘书记疯了，他每天都戴着纸糊的高帽子，手持一个破搪瓷盆满大街敲着喊着，我刘树仁不是人，是性口，我破坏军婚搞女人，我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坏蛋…… 记得那晚，父亲从刘书记家回来后，把找到了一处绝佳房屋的消息告訢我们姐弟时，我们都高兴极啦。都恨不得连夜就从二伯妈家搬走，我们实在不想赖在她们家住了。自从父亲和二伯妈大吵了一架后，二伯妈看我们的眼神就像一把刀子剜向我们，我们十分地害怕，整日提心吊胆。我们对父亲说，我们快点搬走吧，哪怕住大街呢。
在豫东老家，我们每一次的搬家，虽然都是情非得已，但这次的搬家，更感觉似是逃离一般。我们第二天去村子北面那处漫截地里看了那间破烂不堪的破房子，我们姐弟像是麦哲伦发现了新大陆，和父亲一样满心的高兴。
其实，那算是一间房子吗?它前不着村，后不靠庄，孤零零地杵在漫截地里，倒像林冲被逼梁山在漫天风雪中避寒的山神庙。房子不大，四面无窗，它屋顶的瓦已大多破碎，缕缕光线映着飘浮的扬尘，屋内很是昏暗。屋里破床烂灶，腐烂干枯的菜叶残烬满屋皆是，破柳筐破箩斗堆了一屋。老鼠丝毫不惧生人，叽叽喳喳地叫着满屋乱逡巡，甚至它们还睁着贼溜溜的小眼窥探着，猜测着是何人竟然这般大胆，踏足它们的世袭领地。这间房子虽是砖瓦房，但年久失修，破烂不堪，周身的墙壁已脱落斑剝，一个个凹糟和砖缝透着寒风。我们兄弟四个来时满心的高兴仿佛被兜头来了一桶冰水，失望至极。
父亲安慰我们说，这间房子现在看的确不好，但找个泥瓦匠修缮一下就很好了，毕竟是间砖瓦房。而且虽然看这间房子在漫截地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庄，但好呀，就我们一家多清静，既不会打扰他人,也不会被别人打扰。再说，你们看水井就在门口，取水多方便。这柳树团团如盖，綠荫匝地，夏天肯定不热呀。我们在屋边再搭一处灶屋，喂两只鸡，种点葱和叶子菜，妥妥的一处别墅呀。听父亲这么一安慰，我们兄弟心里又好受一些，但不好受又能如何，难不成真去住大街上吗?
泥瓦匠是生产队一个姓高的师傅，他也是外姓氏族。他老家是兰考的，那里比我们老家黄泛区更穷。他老婆也姓齐，我们称着“妮”姐。妮姐有两儿一女，嫁到兰考许多年了，因她嫌弃那儿太穷，还不如娘家这边好。她说那里一年到头都没吃饱过，常常是一到春天家里就断粮了，等麦收还要小半年。怎么办呢，挖野菜，撸榆钱榆叶，採槐花。但野菜榆钱槐花哪里经得饥饿的人採呀，于是就去逃荒要饭。一张架子车，拉着全家老小风餐露宿去往河南西部的桐柏山区要饭。一些青壮劳力便投奔新疆兵团的亲戚，在那里开垦种地。但又不能光明正大地去新疆，只能偷偷溜着去，被公社大队的基干民兵抓住了，要开批斗会，并把这些偷去新疆未成行的人叫着“盲流份子”。少数用各种办法偷偷溜去新疆的青壮劳力，一般在新疆再艰难，三五年也能混出个模样来。
高师傅是个驼背，他的背虽然驼着，但他做泥瓦的功夫却在老家那一片很是出名，手头功夫又快又好，找他做功夫的人自然也不少。但他很自律，跟生产队请假时，只要队长皱眉头，他便心领神会，就不去接这档活了。一般外姓人，倒插门的，在老家都被称之为外来户，他们尽管很能干，也因身份的尴尬，好似二等公民一样。
高师傅用了三天的时间修好了房子，父亲给他工钱，他只收了一半。他说父亲为妮姐治好了风泪眼也没收一个子，他也只象征性地收点材料费就好了，都不容易呀。他还对父亲说，国华叔，你从长沙恁大的城市，要求回咱这穷窝窝，不值当呀。你看现在只能住这漫截地了，唉，苦了几个小兄弟呀!父亲打拱作揖嗫嚅着谢过了他。
高师傅的手艺的确不错，经他手一拾掇，那间被废置的菜园小屋竟有模有样，像一间屋子了。屋顶換上了整块的瓦，虽不是全新的，但至少不破碎。四面墙抹了掺有秸杆的泥浆，也不漏风了。对着水井的门边，高师傅还特意挖了个四正四方的窗户，并用砍下的柳棍做支掌，算是有了窗棂，既可透光又可換气。同时在窗户的西边靠墙搭了小间厨房，彻了锅灶，并用柳棍做了放碗的两层木架。比之寄住在二伯家，这里更有三分家的味道。
父亲和我们急不可待，墙上抹的泥浆还未全干我们就搬了进去。这次搬家同样简单，一包衣被，一只箩斗装着几副碗筷而已。不像在南方，油盐酱醋，瓶瓶罐罐，碗筷菜碟一大摞，在豫东老家生活，一只油瓶半瓶油，一吃吃到年底头，半碗盐，一只水桶，一只葫芦瓢，一个铁的洗脸盆，一条毛巾全家共用。除此之外,有没有其他的家什了。
豫东家乡的人几乎成年四季是不洗澡，不泡脚的，喝的开水也很少烧，因为用来烧锅的柴草和填肚子的粮食一样，同样金贵缺少。现如今的人无论如何都体会不到，仅仅是少了一把柴草，煮在锅里的面汤就只是沿锅边咕嘟一下，锅的中间既不咕嘟也不冒泡。那种窘境时有发生，并不稀少。每每这时人们就扒拉下灶膛里的热灰，让面汤在锅里嚓嚓就吃了下去。并未烧开的汤面喝进口里，那股子粘粑粑生涩的味道，实难下咽。难以下咽也要咽，你硬要咬牙不咽，那就只能饿上一餐啰，关键是下一餐煮饭的柴草又在哪里呢?
住进被父亲乐观豁达戏称之为的“五柳之家”，三五天新鲜感消失之后，挠头皮的难题便一个接着一个迎面而来。
首先是听不到生产队出工的钟声了。那是挂在村口榆树杈上的一截钢轨，不知从那检拾来的铁路上的一小截钢轨。一把小锤子，锤把斜插在那截钢轨的眼孔中。每每生产队长估摸着乡邻们大多吃完了饭，女人们刷完了碗筷，他便抽出木柄铁锤“铛铛铛”的敲将起来，于是人们鱼贯而出，聚集在村头那棵大榆树下等生产队长派活。
队上全体队员开会、议事听读报纸念新闻等都是听钟声聚集在大榆树下席地而坐。男人一边用旧书报或家中学生的作业本裁剪的纸片裹上一小把碎烟叶，抽一支自家卷的烟卷，吞云吐雾;一边略有所思地听着台上人的讲话。女人便自顾自的或翻出笸箩里的鞋底嗤拉嗤拉拉上几行，或比划比划后用剪刀针线缝补衣服。 一大桶从井里提摆出的清凉井水上飘着一只葫芦瓢，参会的人便可咕咕碌碌畅饮一通。队长会计保管员有要事讲一通后，也会舀上一瓢井水喝一通。然后队长吆喝一声“出工”众人便站起身，拍拍一屁股的土灰，立马全场拍屁股的声音，收拾针剪放归笸箩的声音，呼儿喚女的声音，吆喝伙伴的声音，闹腾腾响成一片，好不热闹。
听不到上工的钟声，父亲就让姐姐把碗筷泡在锅中，等下工回来再洗。父亲嘱咐我们上学的，放下碗筷擦把嘴就匆匆去学校好啦，毕竟这处“五柳之家”离学校有段距离。不上学的小弟弟则可慢悠悠吃完饭，或呆在家中，或去生产队那棵榆树下玩会儿。
收工回来，四姐姐把中午埋在锅底热灰中的锅饼翻检出来，用盖馍的手巾使劲吹打后，给几个弟弟一人掰一块锅饼，父亲也打来了一桶井水，一家人就着井水把手中的锅饼嚼完。夜色很快就袭来了，漫截地里吹来的风特别劲厉，风声如啸，不绝于耳。
因节省灯油，我和两个弟弟在学校已写完了不多的作业，四姐也早早刷完了锅碗。于是一家人就爬上床，拥被说上几句话后，倒床睡去。村子里人声狗吠，马嘶驴鸣，一阵又一阵，随风传来，然而我们一家已鼾声轻起，梦靥回环。梦里是在回味着过往，还是期盼着未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