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业开启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那是一所乡村初级小学。学生大部分是本村的孩子，四个年级总共五十多名童生。
学校的老师，乡亲们称他老五先生。我们喊他老五爷。先生解放前教过私塾，收过百余名弟子，在十里八乡声望极高。解放后私学不兴了，政府用他一技之长，擢任他做了人民教师。先生对我们很和蔼，从不见发火。特别对调皮的孩子，也特别有耐心，像对自家孩子一般。
他是我们那所学校的老师，也是校长。他教语文、算术、常识、体育、图画，总之，我们那小学堂，除了我们这些小子小妮，就他一个大人，上下课、放学摇那只铜铃铛的也是他一一他还是工友。我们最喜欢听他讲课，至今我仍常记起他吟诗《锄禾》时那半闭着眼睛的神态、那闷声闷气长短有致的声调;只是体育课常引得我们抿嘴笑，有时竟敢放肆地哄场大笑一一五十多岁了，老胳膊老腿，很是不听使唤，滾翻常歪出草甸子，这时我们便笑，他也只是笑。
我们从没有家庭作业。老五爷讲课很精当，每节课只讲约摸四分之三时间，剩下的时间便是我们的。比如教数学，他抓住概念要领重点讲，余下时间便把我们鼓动起来，接力算，对口算，比速算，不知不觉竟把课后习题全做完了，哪里还用得着回到家再作业!放学后我们便割草，便放羊，便摸魚，便爬树，便老鹰逮小鸡……因此，每次写周记不知不觉便是几百字，有趣的故事，生动的描述，情感的流露，直个儿象泉水从笔尖淌出来，老五爷看得直眯着眼笑。先生的治学，于我是影响极深，一生受用。
由此，我不禁想起了现在的小学生，常拿着笔怪难为地问：爸爸，妈妈，我今天作文写什么呀?是呵，写什么?到校上课，回家作业，完了睡觉。他们缺的是玩，就是不缺作业，没有自己的空间，少了自己的情趣，缺了自己的感知，能去写什么?确也难为了孩子。
那时，我们除了书本以外绝无什么其他书好读的，唯一见到过的课外读物，是老五先生来校、回家都夹在腋下灰色布包里面的两本书——后来长大才懂得那叫线装书——《千字文》《幼学琼林》。先生让我们每周熟背四句，后一周连起来背八句，再下周连起来背十二句……直到我们全部背会了，才给我们讲每句话是什么意思。记得先生让我们先背的是《千字文》，至今，有些话我还当做警句：知过必改，得能莫忘;罔谈彼短，靡恃己长;上下和睦，夫唱妇随;尺璧非宝，寸阴是竞……接着又让我们用同样的方法背诵《幼学琼林》，至今有时还喜爱吟咏其中带骈体风格的句子：“心多过虑，何似杞人忧天;事不量力，不殊夸父逐日”，“披星戴月，谓早夜之奔驰，沐雨栉风，谓风尘之劳苦” ……
在我读四年级的冬季，有几天我们很是有些百无聊赖一一老五爷病了，两天没来了。我们便打雪仗，也堆雪人，但总忘不了似的每天照例到学校门口去两趟，有时竟背着书包、拎着小石板。有一天，我们商量要去看老五爷。各人回家一说，大人们给我们每人一样东西:：封鸡、腊肉、红枣、杏干，还有大白馍、煎饼……于是我们赶集似的，过年似的，冒着飘飘洒洒的鹅毛大雪，煞白的积雪上留下一串串小小的脚印，一直踩到老五爷家的堂屋门口……
老五爷离开我们五天，终是要回来了，终是要陪我们走进泥巴墙茅草顶的教室，坐上方方正正的石凳，趴到破旧的木桌上。那天一早，雪霁初晴，太阳刚刚露出红的脸，我们便齐刷刷地站在校门口，眼睛盯着老五爷每天走来的那方，一双双大眼睛瞪得溜溜圓，一张张小嘴抿得绷绷紧，比课堂还安静。“老五爷来了!”不知谁先喊了一声，于是大家便一起喊：“老五爷来一一了一一”老远老远，他匆匆走来，象似在跑，寒风吹开他黑色的棉袍。我们“嗡”的一呼啦飞过去……
后来，我们离开村里的初级小学到乡里的小学读书。有一段时间家里做饭的锅不见了，烙煎饼的鏊子也没有了，家里也不再做饭了，男女老少都到队里的食堂吃大伙，用不着帮奶奶洗菜烧锅了，所以空闲时间就多了，我们便常常到那熟悉的校园里转几圈、玩一会，每次都会扒在办公室的窗口看看老五爷的办公桌，看看桌上一摞摞书本、作业簿。有一段时间一连好几次都见不到老五爷，很是不悦。后来听大人们说，老五先生犯错了，我们很吃惊。慢慢才从大人们的闲聊中得知，村里和其他地方一样，把家里的锅、鏊子等铁的东西都献出去了，集中到一起砸了去大炼钢铁。一次老五爷围着人家用土夯成的炼铁炉转了几圈，说了句“这能炼吗?温度不夠呀”，不知那个祸秧子把这事捅到了上头，老五先生便被人带走了，还挨了斗。我们实在想不出什么道理，也不明白谁对谁错，只觉得带走老五爷不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过了没多久，食堂吃不成了，用泥巴夯成的练钢炉也砸了，成堆的炼出来像麻蜂窝状的钢铁也不知所踪了，老五爷便回来了，那所校园里又有了朗朗的读书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