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am)进行的，实验起因就是艾希曼的审判。试验的目的是测试艾希曼一类的刽子手的罪行是否为单纯的服从权威，测试个人在遭遇权威下达违背良心的命令时，人性所能发挥的拒绝力量到底有多大。试验让参与者将相信，学生每次回答错误就会遭受教师的电击，但事实上并没有真的电击，只是实验人员在隔壁房间用录音机播放预先录制的尖叫声，所有的人都预期一旦学生抗议，教师就会停止电击，结果却有65%的老师全然不顾学生的“抗议”继续使用最高的450伏电压进行电击。米尔格玛的结论是：“为人正直的人也会被权威的陷阱所诱使……采取粗暴的行为。”(S.E.Taylor，《社会心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3页)津巴多试验是在模拟“监狱”的环境下，分别扮演“看守”和“罪犯”的学生之间的心理变化。6天之后，“看守”就像对待动物一样对待“罪犯”，后者居然也承认了“看守”的权威。这两个试验虽然不能完全还原历史图景，但它能够证明一旦人们受到合法权威的指示时就会对他人施暴，距离受害者越远(比如在办公室传达迫害命令的各级公务员、制造屠杀机器的技术员)，服从命令和施加暴行就越容易。认识这一点非常重要，大屠杀固然是纳粹犯下的，也是德国普通民众参与的事件，服从权威灭绝人性的命令则是人类自身的缺点，从这个意义上讲，费舍尔认为“大屠杀既是德国人的罪行也是现代人的罪行”(第449页)看上去像是为德国人逃责辩护，实际上是提醒人们只要没有民主自由的制度保证和公民的独立精神，大屠杀一类的罪恶就会不断重演。
人类社会如何避免集体迫害
人类文明进程上有许多转折点，第二次世界大战无疑是最重要的一个。战后，地缘政治、意识形态、军事、金融、文化、技术等方面出现的巨大的变化超过了任何时代。但这些都比不上人类通过大屠杀对自身行为深刻反思的重要性。
此前的朝代轮替、种族纷争、国家战争和革命运动，无论胜者负者，都不会检讨自身人性的问题。大屠杀之后，德国思想界以及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对战争悲剧的发生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深刻检讨，令人们不能释然的问题并不是德国有罪无罪的问题，而是人类普遍的道德问题，是人的本性和“原罪”问题。我认为，对大屠杀最深刻的反思是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的后记中所指出的：
“从根本上看，整个人类无形中全都和被告一起站在被告席上。”联想到在批判日本右翼坚持参拜靖国神社的立场时我们常常会对比勃兰特的下跪事件，我们更多想到的是德国人对自身罪行的反省和日本人的不道歉。其实只要认真阅读战后德国思想界的记录，勃兰特又岂止是在为德国忏悔?费舍尔的这本《德国反犹史》也是如此。该书的原名是《历史迷局——德国的恐犹症和大屠杀》(The History ofan Obsession：German Judeophobia and the Holocaust)，作者在研究恐犹症和大屠杀的因果关系之后，既反对非理性的恐犹症造成大屠杀，也反对把全体德国人当成屠犹的刽子手。他讨论更多的是在专制极权统治下人性的变化。费舍尔此书的目的不是要指控谁，也不是要开脱谁的罪名，而是希望通过研究屠杀发生的过程，揭示人类本性丑恶的一面，其批判精神和勇气与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宣扬人类的理性、自由、尊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战后，许多涉及大屠杀的德国人要么辩称自己是迫不得已，要么像艾希曼那样自认为是机器上的齿轮以逃避罪责。但调查研究却表明位于屠杀金字塔底层的护士、技术员、牧师、工人等参与大屠杀都是自愿履行职责，其中显然有他们追逐名利和贪得无厌的心理驱动。德国学者亨利·弗里德伦德尔(Henry Friedlander)指出：“战后几乎50年的历史记录都没有证据表明有人因拒绝参与大屠杀而被监禁、被枪杀或受到任何形式之处罚，除了有可能被送往前线，而这毕竟也是大多数德国士兵的命运。”(第364页)费舍尔据此认为，参加屠杀的纳粹刽子手都是遵守命令，但这不能作为他们屠杀无辜的主要理由，其灵魂深层的东西需要不断地揭露。纳粹的种族主义口号竟然能使大多数德国人相信消灭犹太人之后，德国就能迅速摆脱战败的屈辱而重建“民族共同体”。可笑更可悲的是，纳粹虽以科学的名义宣传种族主义，但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今天，无论从宗教信仰还是种族特征上根本就不存在鉴别犹太人的科学实证方法。问题是在社会进化论的长期影响下，几乎所有的德国人都相信犹太人是一个种族，并且是一个劣等的种族的“科学”。战后的西德在50多年的调查中发现，1947年有四分之三的人认为犹太人是一个种族，1961年这个比例仍保持在73%，反犹歧视基本上表现在当时的青年人(即出生于19191931年的这一代人)身上(第504页)。随着西德的民主自由化和教育体系的改变，今天德国相信犹太人是一个种族的人大为减少。这个调查本身很能说明问题，纳粹所谓的“科学”实际上只是一个时期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信仰，充满了文化和政治的非理性因素。因此可以说，普通德国民众相信纳粹的种族主义是“科学”，毫无愧疚地卷入大屠杀，除了纳粹的宣传蛊惑和民众对科学的批判、怀疑、实证精神缺乏真正的理解之外，19世纪后期反自由民主的教育体系也是大屠杀的主要帮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