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屠杀之所以发生是多种因素结合的产物，从屠杀者的成分看，具有博士头衔的毒气杀人专家在集中营多的是。从生物进化论到种族主义到“安乐死”再到集中营，以科学的名义和方式使屠杀者的心理逐步脱敏的邪恶训练是屠杀能够持续地进行下去的主要原因，参与其中的知识分子都自觉地充当了大屠杀的刽子手。费舍尔强调，屠杀是一个逐步升级的过程，“直到屠杀者都陷入一种由共同的理想、同谋犯罪和科学技术支撑的残酷文化之中。看到安乐死计划每天的实施过程，以及它如何将其实施者变得更加残忍和兽性，锻炼他们承受更为残酷的任务，人们就已经看到了未来奥斯维辛集中营将发生的一切”(第365页)。毫无疑问，“安乐死”是纳粹除去种族基因缺陷、实现纯种雅利安人欲望的“科学”体现，而社会进化论和“科学种族主义”在德国社会的长期酝酿发酵促成了这一罪恶的发生。
1900年，军火商克虏伯组织了题为“从达尔文主义的原理和其在深层政治的发展及国家法律的应用方面，我们能够学到什么?”的论文竞赛，由著名的社会进化论者海克尔(Ernst Haeckel，18341919)任评审组长(“文革”期间一本发行很多的自然科学的书籍《宇宙之谜》就是他的著作)。获奖者均为种族主义的鼓吹者，其中就有日后创造“种族卫生学”的普勒茨(Alfred Ploetz，18601940)，德国下一代的优生学家和遗传学家无不受其影响，后来被称为“死亡天使”的奥斯维辛的科学顾问费许尔(Otmar vonVerschuer)就是最令人恐惧的一个。对于过去人们认为大屠杀是欧洲恐犹症和希特勒的种族主义偏见相结合的产物这种观点，费舍尔指出，“希特勒对世界充满种族意象的认识并不仅仅是他谬误思想的产物，这也是他吸收德国和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科学的结果……他们仅仅是吸收被学术界和舆论圈广泛接受的思想而已”(第151页)。参加大屠杀的这一代人是在社会进化论和科学至上精神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且不说要反抗灭绝人性的种族屠杀，就是质疑种族主义科学性的声音他们都没有发出，这才是德国知识界和教育体系的悲哀。
普通人卷入大屠杀的心理机制
费舍尔尽管反对全体德国人对大屠杀负有罪责，但并不否认大量普通德国人参与了大屠杀。普通群众参加纳粹运动有重要的政治、经济和心理根源，与德国现代化的方向和一战造成的创伤有密切的关系。早在第二帝国时期，俾斯麦的铁血政策使普鲁士迅速崛起，不仅令西方各国刮目相看，也向德国的普通民众展示了马基亚维利主义的成功，反自由民主的思潮也因此迅速在德国教育界扩展。表面上看，德国的教育体系很完备，受教育的人数之多超过任何一个国家，但它的教育目标是为德国培养训练有素、遵守纪律和尽职尽责的顺从仆人，不是具有自由民主的思想者和文化人，而后者又恰恰多是犹太人。因此当时大多数的德国知识分子团体都有反民主主义、反犹太人的偏见和对专制主义的偏好。正如梅尼克(Friedrich Meinecke，18631954)所言，第二帝国的成功，使19世纪80年代的反犹运动“轻而易举地发展出来一种普遍的反自由主义和反人文主义的意识。这也是走向国家主义的第一步”(梅尼克：《德国的浩劫》，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3页)。
一战之后，魏玛共和国的民主政治又承担了失败和卖国的责任，随着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这一切好像又是犹太人的阴谋，感到绝望的一些普通德国人拒绝民主、反对革新、憧憬强人政治就不难以理解。
德国民众被绑上纳粹战车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纳粹宣传方面的成功。www.xinwenju.com纳粹上台后，在解决魏玛共和国留下的社会问题方面采用了一系列宣传欺骗手法，得到了多数选民的支持。19世纪后期，欧洲社会普遍存在对群众运动的恐惧，纳粹针对知识分子的这种恐惧向他们宣传精英统治和种族理论，诋毁魏玛的民主。“科学种族主义”鼓吹的精英政治使他们很容易臣服于韦伯所称的那种具有超凡魅力的“卡里斯玛”(Christmas)式的领袖。费舍尔指出，对那些在“科学种族主义”熏陶下长大的一代而言，“科学种族主义”能够讨得他们的欢心，是促使社会融合的手段。当时纳粹宣称他们已经创造了一个“完美的社会”，“过去的分歧已经被解决，由具有神赐超凡能力的领导人执行领袖职能，他代表了至高无上的人民的意愿”(第250页)。针对普通群众对德国战败和魏玛共和国的不满，希望结束长期的社会动荡，纳粹利用“科学种族主义”编造出的一套伪科学，把矛头指向法国大革命以来的自由民主法则，声称是民主自由导致了德国的战败，只有纯洁日耳曼的血统才能复兴。“他们将民主及所有民主生活方式和富豪们的经济利益及自私颓废的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在他们眼中，民主是为犹太富豪们所创造，其真正目的是剥削、弱化和毁灭德国人民”(第2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