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夏，钱锺书先生因病住院，海外华侨多表关切。广州《南方日报》派员到京采访，我介绍了钱先生治病情况，及各方关照之情。但我更多的焦虑，在于我事务缠身、未及通读《管锥编》。或者说，我对“打通”仍是一知半解，无法上升到方法论。
回看我的《欧美新学赏析》，算是战战兢兢，试着打通的开始。可那本小书费时6年，拼凑16篇杂文，破碎凌乱，前后不通。如此写法，颇似新手开局：只会胡乱投子，占据几块边角。
可我始终痴心不改，盼望慢慢造势于外，辛苦筑巢其内。或许最终侥幸，也能赢他洋人几个子，岂不随了先生高悬云天的一片心愿?问题是：区区—本《新学》，竟让我备感艰辛，难在何处?
其一，我面向国内读者，讲解20世纪欧美新学，此乃一桩跨洋运输工作。运达后，还有一个消化反刍过程。鉴于中国伟大而复杂的国情，我断不能像当年，独自品尝知识糖果，而不操心其他。
其二，我是学洋文出身，自当接续中国学统。研习西学之机，我亟须补习国学、借鉴前辈经验，尤其是钱锺书放洋求学、比较东西的心路历程。于是又有下面的读书心得。
钱氏英法留学记
1934年，钱锺书以总分第一名，考取庚款留学。1935年，他与杨绛双双赴英留学。杨是自费生，钱入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攻读英文学位两年。在牛津，钱锺书不开心。他生活寂寞，时感失望。原因在于牛津课程枯燥、学风呆板。钱锺书冷清不过，便把自家住所Norham Gardens取名“恼人园”。又将他常去的Bodleian图书馆，戏称为“饱蠹楼”。
饱蠹楼中横扫西典
世人皆言钱锺书博览群书，却不知他在牛津如何饱蠹。杨绛说：饱蠹楼图书向不外借。读者只准携带笔记本铅笔，书上不准留痕迹。钱氏在《饱蠹楼书记》第一册留注：廿五年(1936)二月起，与绛约间日赴大学图书馆读书，各携笔札。
杨先生又说：“做笔记时间，约摸是读这本书的一倍，锺书却说，最精彩的句子要读几遍后才发现。如是，做笔记成了习惯。锺书笔记从国外到国内，从铁箱、麻袋、枕套里出出进进。锺书去世后，我找出大量笔记，经整理，分为三类：一外文，二中文，三日札。”
令人惊叹者：外文笔记包括英、法、德、意、西班牙、拉丁文。“其中记有书目、版本、原文页数。英国文学在他已有基础。于是循序攻读法国文学。同样攻读德国、意大利，一部一部细读，勤勤谨谨做笔记。以后他就随遇而读。全部外文笔记，共计三万四千多页，七百多万字。”(《钱锺书手稿集》杨绛序，商务印书馆2001年)
不拘专业，打通齐观
杨绛笑称：“极俗的书他也能看得哈哈大笑。精微深奥的哲学美学，他像小儿吃零食那样，一本本渐次吃完。可他对于英文专业课，只有—次苦读。有一门古代版本学，要求学生爬梳15世纪抄本。锺书头疼之余，只好恶补。而他所谓苦读，是每天加看—本侦探小说，以便休养脑筋。”话说回来，牛津的苛刻训练、死板考试，养成钱氏无懈可击的外文功底。40年后，即1979年，他随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美时，仍能随口背诵英、德、法文诗篇。依照美国华人学者费景汉的说法：钱锺书以69岁高龄，面对满堂学者，侃侃而论，其洋文之精准、学问之高雅，“真把美国人吓着了”。
巴黎读书，海阔天空
1937年秋，杨绛赴巴黎大学攻读学位，钱锺书随往。这—年，他要比在牛津快乐得多。拉丁区的旧书店、咖啡馆，让他恣意读书交友。开心之余，他发现做学问之人，实该自由自在地生活，海阔天空地读书。
杨绛《我们仨》旁证：“锺书在巴黎这—年，法文自十五世纪诗人Villion读起，一家家读将来。德文、意大利文也如此。这是锺书恣意读书的一年。我们初到法国，两人同读《包法利夫人》，他的生字比我多。一年后，他的水平远远超过我。”有巴黎垫底，钱锺书留学三年，终不枉此行。遍览群书之余，他最喜欢的书籍，却以西洋思想史为主轴。依我考察，其中重点分别为：1.以拉丁文为主的古希腊哲学;2.以意大利文为主的文艺复兴经典;3.以法德文为主的欧洲启蒙与现代思想。
若要为钱氏绘制一张海外游历图，当从荷马、柏拉图开始，经由维柯、拉伯雷，伏尔泰、卢梭，一路拜会过康德、黑格尔、尼采、弗洛伊德，直至遭遇胡塞尔、海德格尔。这两位德国现象学宗师，颇似—对癞和尚、跛道士。钱氏与之暗通款曲，引为知己。到了《围城》、《谈艺录》中，竟是同登一叶扁舟，携手飘然而去。巴黎读书方式，揭示钱氏治学理念：即于学问一道，他绝不拘泥某个学科，而是上天入地，纵横驰骋。他后来将小说及各类文艺作品与哲学思想相结合，美其名曰“打通齐观”，实出于此。
执教西南联大
1939年，钱锺书携妻女从马赛回国，时年29岁。清华教授叶公超此时主持外文系，破格聘钱为教授。由于抗战，清华南迁，钱锺书从香港上岸，直奔昆明西南联大。据王佐良回忆：“是秋，叶公超亲陪钱锺书，来到高级英语研修班，向大家介绍说：钱是我的学生，你们真幸运，能有这样一位好老师。”短短一年中，钱锺书教过的学生有：王佐良、许国璋、周珏良、杨周翰、李赋宁等。他们生前，莫不自许“钱师门下”。
文学之魂，时代精神
许国璋回忆：钱锺书在联大开课三门，分别是欧洲文艺复兴、当代文学、大一英文。“其时大学讲文艺复兴，多讲英国。钱师则自意大利与法国始，尤喜法国拉伯雷。盖拉氏深恶教会之蒙昧，挞伐无所不及，最足以表示时代精神。所讲文学史，实是思想史。”
许国璋又说：“师讲课，既语句洒脱，又无取冗长。学生听到会神处，往往停笔默诵。盖一次讲课，即是一次美的感受。课堂板书，师喜用英国伊丽莎白朝之意大利体。字体大而密，挺拔有致。凡板书，多为整段引语，拉丁语、古法语、意大利语。钱师，中国之大儒，今世之通人也。”(许国璋文载《外语教育往事谈》，上海外教社1988年)
1979年我在北京读研，听北大李赋宁教授讲文艺复兴。他一改英文系积习，从但丁开始，继而介绍拉伯雷，末了才讲莎士比亚。我对李先生说：学生眼界为之大开。李笑答：“当年钱锺书就是这样教我的。他让我明白，文学研究山外有山，楼上有楼。”
所谓文学，随人见性
钱氏如何看待文学批评?早在清华园，他就写下《新文学源流》、《中国文学小史序论》，继而在《谈艺录》、《七缀集》中多有发挥，自成一套“文学通论”如下：
何谓文学?英文Literature与中国“文学”一样，兼有文献、诗文、学问等多义。在钱氏目中，文学乃“天童舍利，五色无定，随人见性”，所以他著述累累，始终不愿给文学下一定义。基本理由是：《易·系辞》：物相杂，故曰文。古希腊人谈艺，举“一贯寓于万殊”为义谛。据此中西二说，文学无所不涉、无所不包。我们打开文学经典，犹如“入百花之谷，游五都之市，应接不暇，钻研不尽”。另外与西洋不同，中国文学“兼本末、包内外”，具有天人合一的总体象征性。(《钱锺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
《管锥编》经史子集俱全，诗词歌赋齐备。什么道理?钱氏按：文贵华彩丽事，笔工直白纪实。文笔分工，各司其职。中国历代学问，向以经史为上：经示法，史存迹。圣人示法，隐晦曲折，故以史为阐释工具。然史学传迹，又离不开文学。司马迁《史记》文采斐然。《左传》开后世小说法门。史学大用，因而在于“传神写心”，或再现历史精神：“遗其精神亦即失其真也。”
如今人文学科，大多“主内容、辨真伪”。文学却是一部脱空经：它突出雅郑之殊，讲究形象思维。意大利哲学家克罗奇谓：诗文如百灵鸟，“围绕不可言传者盘旋”。文学不重逻辑，但求比喻模拟，反能冲破概念，走向变化。诗歌小说等，因而常比史书来得高明。
诗无通诂，却有大判断、小结果
文学“抒作者之情，更感读者之心”。譬如杜诗韩笔，人人都觉美，却又各见所长。诗无通诂，原有畅通与变通二义。诗意不显，必索乎隐。各种解说，必主于一，此为畅通。诗意亦可游移，如庐山之横看成岭侧成峰。此乃变通也。
文学批评是训诂考据，还是叙事修辞?钱氏笑曰：“只怕有些学者，以为此外更无学问。”唐代诗人姚合称：诗家有大判断，有小结果。“如今学术论文，多作场中批评”，即忽略造艺之本原，常以小结果为务。批评关键，在于“把千头万绪化为二三大事”，发掘那些“隐于针锋粟颗，放而成山河大地”的思想精髓。
教书与交友
钱锺书在联大教书时，旅居昆明文化巷11号。他在此写下《冷屋随笔》四篇。文中不难见出：作者精神郁闷。1939年底，钱氏辞去教职，前往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出任外文系主任。
据吴宓之女吴学昭追记：“(联大)外文系主任陈福田不聘钱锺书，父亲奔走呼吁，不得其果。寅恪伯父同意父亲看法，但教父亲不可强合。1940年11月4日，父亲赴陈福田便宴，议请钱回校，忌之者明示反对，但卒通过。父亲与寅恪伯父稍感宽慰，但钱君已不愿返回。”(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103页)这桩公案起自清华：传说钱氏毕业时，不愿留校读研，陈福田因此大不满。实际情况，我以为要复杂得多。
不落巢穴，破体求通
在清华，钱锺书遍采百家，又欲不落俗套，岂无自处之法?外文系教授叶公超，有心延揽才俊。钱赋诗答曰：“亦居魏阙亦江湖，兔窟营三莫守株。”不久钱作《论交友》，称“我有大学时代最敬爱的五位老师，都是以导师而更做朋友的”。请注意：他承认亦师亦友，坚持无师无门，其间夹有一层通学之虑。《管锥编》称历代学问大家，因不落巢穴，方有所突破。贾谊论文像赋，辛弃疾作词似论。《醉翁亭记》不为赋乎?《货殖传》不类志乎?故能废前法者乃为雄。名作多破体，死守则自缚。
宗派阻绝，无师自通
其次，钱氏深知辩证规律。《谈艺录》称：诗文之累学者，不由其劣，而在其佳。此说源自《管子·枢言》：“佳则动心仿造，仿造则立宗派，宗派则有巢穴，巢穴则变腐恶。”《管锥编》更作两面观。其一，宗派判分，对疆阻绝。其二，各派多暗契默合，而非直相受授。譬如惠能“得无师之智”，所以毋宁观其会通。大师无意开派，而自成派。弟子本意尊师，而反害师。
我在上文提及：钱锺书在巴黎读书时，一度熟读胡塞尔、海德格尔。这两位德国现象学宗师，颇似《红楼梦》里那—对癞和尚、跛道士。钱氏与之暗通款曲、引为知己。到他写作《围城》、《谈艺录》中，竟是同登一叶扁舟，携手飘然而去。
国内文学研究，一向忽略《围城》成书的欧洲哲学背景，尤其是其中围绕中国现代性的重大隐喻。我却以为：作为一部蕴含丰富的哲理小说，《围城》的思想分量，在国内堪与鲁迅的《阿Q正传》比肩，在海外则不输于法国哲学家萨特的《恶心》。
先看钱锺书与胡塞尔、海德格尔二人的灵犀相通。1935年，因受纳粹迫害，胡塞尔被剥夺德国公民权。生命危难之际，老人毅然发表《欧洲科学危机》称：“我肯定认为，欧洲危机起源于一种误导的理性主义。”这一现代理性取消精神探索，抛弃伦理价值，因此失掉针对人类生活的总体把握。为此老人大呼：“欧洲如何摆脱危机?哲学不死鸟，何时能从思想灰烬中冉冉升起?”(倪梁康译《胡塞尔选集》下卷，上海三联1996年)
1963年，海德格尔发表《哲学的终结与思想的任务》，宣判西洋哲学死刑。在他看来，现代科学昌盛，实乃一个瓦解真理的过程。这一发展导致哲学解体。解体之后，老海何去何从?据其女弟子阿伦特解说：老海晚年并不关心体系重建。他的思想探索，因此变成一种漫游随笔、哲人诗话。例如《路标集》与《林中路》。
中国学术史上，与胡、海遥相唱和者，首推钱锺书。旧文四篇中，钱氏针对现代文化灾变，写下精彩论述：“不妨回顾一下思想史罢。许多严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学系统，经不起时间的推排销蚀，在总体上都垮塌了。但是，它们的一些个别见解，还为后世所采取而未失去时效。”(钱锺书《七缀集》，上海古籍1985年，30页)
再看海德格尔如何赞赏“诗思”：诗与思分属人类揭示真理的两大原始方式。诗是去蔽和开启，思乃聚集与统一。老海心中的知识家园，深藏在一片原始森林中：浓荫深处，隐藏着人类不可接近的奥秘;败叶遍地，蜿蜒着一条名唤“诗思”的蛇行小路。在老海看来，它有望带领人们穿越迷误，重返家园。对于老海的诗思，钱锺书表现出浓厚兴趣。他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表示：“我一贯的兴趣，是所谓现象学。”(胡范铸《钱锺书学术思想研究》，华东师大出版社1993年，21页)
依我考察，钱氏的现象学兴趣，始于他在英法博览群书。1938年回国后，他几度辗转，先执教西南联大和蓝田国立师范，继而蛰居上海沦陷区，饱尝人生苦难。苦闷之余，他开始创作小说《围城》，即像海德格尔那样，尝试一种世界游戏(Weltspiel)。请留意：钱锺书此时严酷而荒诞的生存背景，与同期欧洲思想家相去不远。以我拙见，《围城》实以一种中国式的存在主义眼光，描写以方鸿渐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表露他们乱世飘零、精神孤寂中的“亲在”经验。根据何在?
《围城》首先揭示一种“无出路境界”。钱氏引述《易林·大壮》：“火左寇右，尚网开两面，此则周遮遏破，心迹孤危，足为西方近世所谓无出路境界(Auswe glosigkeit)之示象，亦即赵元叔所谓‘穷鸟’之遭际也。”(《管锥编》，1986年，574页)赵一凡按：“穷鸟”即方鸿渐。鸿渐一名，取自《易经》渐卦，即鸿渐于干、鸿渐于磐、鸿渐于陆、鸿渐于木、鸿渐于陵、鸿渐于阿。
卦中之鸿，正是一只飞来飞去、没有着落的“穷鸟”：它从海上飞来，逐次飞临岸边、石头、陆地、树木，最后飞上山头，始终处于一种寻觅不定、无家可归的动荡中。
鸿渐之名，遂与“围城”对应，构成一种无奈而悲悯的人生意象。围绕中国文人生存状态，《管锥编》频繁引述老海名言，不下十次之多。此处试举两例，略证其旨趣所在：
其一曰：当代西方显学有言，人之生世若遭抛掷(der ezistenzial Sinn der Gewor fenheit，赵按：老海名言)。此句堪与中国古人相互引发。譬如李白《上云乐》：女娲戏黄土，抟作愚下人，散在六合间，蒙蒙若沙尘。(1424页)
其二曰：与人为群，在己无偶，吾国词章中写此情者，以曹(植)、李(白)两文为最古。聚处仍若索居，同行益成孤往，各如只身在莽苍大野中(1a solitude en commun，赵按：此为萨特语，the lonely crowd, each his own wildness)，乃今是西方著作常用咏叹之境。(1064页)
上述植根于中国本土的知识感悟，上起曹李，下达方鸿渐。继而勾连中外，与德法思想家平等对话、往来咏叹。它所造成的丰厚象征意义，直指人类当下存在，或曰“现代性”的福祸相依、吉凶难料。
另外，钱氏自《谈艺录》起，开始讥笑空中楼阁，反对人为体系。同时他像老海那样，寻求一种“诗思漫游”法，以期生动再现历史精神。《谈艺录》称：必须“穷尽力气，欲使小说、诗歌、戏剧，与哲学、历史、社会学等为一家”。(352页)《管锥编》小结：目的是发现那些“隐于针锋粟颗，放而成山河大地”的普遍性。(1279页)
于是我们看到《围城》以“爱情小说”戏仿形式，从凡人琐事、逸闻掌故中，一再抉发中国走向现代性之“围困主题”。
《围城》第五章，方鸿渐在上海登船。由于途中寂寞，便与孙柔嘉聊天，提及一个“大鲸鱼童话”。那条鱼饱含寓意：它出自英国作家斯威夫特《一只桶子的故事》。传说英国水手有个习俗，每当在海上望见鲸鱼，总要扔只空桶，逗那可怕大鱼游开。身为讽刺大师，斯威夫特在此讪笑霍布斯的《利维坦》：即老霍在对付国家怪兽时，也像水手扔桶子那样，“玩弄一切宗教与政治手腕”。
《围城》巧用此典，喻鸿渐为水手，柔嘉为大鱼。只因鸿渐“刚吃过女人的亏”，又遇上—个同船女孩，不免学水手惯伎，胡吹—段“巨鲸吞船”的牛皮。他自以为能逗女孩转向，偏又识不破她“借书核查”的圈套。若非辛楣解救，他早已变作一条“钻进鱼嘴的糊涂船”。(《围城》，1980年，145页)
船上对话，充满喜剧色彩。不料，它犹如一曲阴森伴奏，反复加强，直至形成“围困主调”。在三闾大学，鸿渐发现柔嘉“颇有主见”。订婚后，他感到“自己有了女主人”。待到辛楣再次提醒时，他已陷身鱼腹，“不能任意傻干任何事了”。日本学者中岛按：此一令人惊悚的醒悟过程，代表传统文化对现代中国人的围困。
钱氏为何要借一位小家碧玉，来表现这种围困?原来柔嘉一名，出自《诗经·大雅》。其中卫武公道：用戒不虞，慎尔出话。敬尔威仪，无不柔嘉。又云：中山甫之德，柔嘉维则。令仪令色，小心翼翼。这两段古训讽颂交替，体现中国古代统驭之道。
《围城》另一贯通大喻(Controlling Metaphor)，即理想与现实相悖。换言之，“五四”先驱所提倡的图变之举，未必就能如愿。钱氏引用英国人休谟的公式，指Is和Ought(现实如何、理当如何)永不交叉。据此，方鸿渐只配娶孙柔嘉。对比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现代性在历史运动中获得了实现，可那毕竟是一种被扭曲的实现。”(参阅《西方文论讲稿》下卷，715页)
哈贝马斯的惨痛发现，也是一起“失败婚姻”。返转一想，这种难觅出路的现代困境，岂非正是钱锺书笔下的那个“围城”?所谓围城，即一种两难境地：外面的人急着进去，里面的人闹着出来。杨先生点题：天下大事小事，男女情感纠葛，莫过于此。
我追加一句：欧美左右思想，各派时髦理论，暗合其理。以我陋识所见，钱锺书明白韦伯合理化悖论，他还早早预见到：中国人尾随西洋，也将进入现代之后的危机。考证如下：
首先，依照曹雪芹“十二钗正副册”，《围城》中出现一双正副英雄：鸿渐教书育人，辛楣从政救亡。然而这一对“五四”传人，偏偏无法圆梦。生活中，他俩也接连遭遇爱情挫败。什么道理?原来二人姓名包涵中国隐喻。鸿渐姓“方”，只因孔子能方不能圆，所以他注定了“头方命薄”。赵辛楣与唐晓芙之名，双双来自《楚辞·九歌》。湘夫人歌曰：“桂栋兮兰燎，辛夷楣兮药房。”此处“辛楣”指香草做了户楣，高贵堂正。
湘君又唱：“采薜荔兮水中，察芙蓉兮木末。”这是辛辣讽刺理想主义者：下河去寻旱地薜荔，爬树为摘水生芙蓉，尽干那些“固不得矣”的傻事儿!最后，辛楣与晓芙相加，又暗指中国古代大诗人屈原留下的千年梦想，此即“香草美人”。
其次，参考英国人休谟的《人性论》，钱氏指理想与现实从来就是两码事，女朋友和情人截然不同。根据这一现代人生大喻，方鸿渐只配娶不理想的柔嘉，暗中为晓芙的消逝痛断肝肠。请留意：鸿渐毅然离家出走，根源即在于此。各位不妨串想一下：福柯后来转向尼采，浪迹江湖，成了“游牧思想家”，是否酷似方鸿渐?
《围城》并不只写鸿渐。书中副骑士辛楣，作为鸿渐可笑的另一半，痴心不改，执迷不悟。小说于是续写他惨遭汪娴氏诱惑的悲剧副本。我们知道，辛楣先是暗恋文纨，与鸿渐争风。未果，他又在三闾大学坠入情网，因此落得个无家可归。
赵按：苏文纨之名，明写她是文采昭然的大家闺秀。但此女作为“城堡贵妇”，在书中象征金钱与权力。钱氏先引歌德伪洁论，再套墨子所染论，暗指苏小姐为人势利，终将在名利场中堕落。辛楣随后爱上的汪娴氏，其相貌与文纨吻合。案发后，辛楣不敢承担责任，结果遭那女子痛骂：“胆子只有芥菜籽那么大。”
至此，二人皆因性格软弱，双双受到重伤。平行线不相交的残酷定理，终于被确认无误。我最后问：辛楣这位副英雄，是否很像哈贝马斯?这两位英雄的故事，是否合成一部“噬啮嗑合，相反形成”的现代悲喜剧?(参阅《讲稿》下卷7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