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先生去世前几个月，我没能去看他，除一直为脊柱病痛所苦——他最后一封来信中有“知道你‘艰于起坐’，殊不安。……老伴与你同病，竟日卧床，已约两年”之语;再就是想等我的《周作人传》出来，给他送去。先生恐已无力通读，但随便翻一下也好，哪怕只是看看模样呢。可是这书迟迟不能印成。及至样书到手，已经来不及了。十几年前父亲去世，我曾说：父亲不在了，我感到特别寂寞，这寂寞令我窒息，很多应该和他说的话也只能说给自己听听。人生若形容是出戏的话，它至少是要演给一个人看的，父亲去世以后我才明白这一点，可我的戏还得演下去。现在这样的话又要重说一遍，然而大概也是最后一遍——对我来说，今生今世怕再也没有这样一个人了。
谷林先生曾将他当年剪贴的一叠知堂《亦报》刊文赠我，并有题跋：“此时犹绿鬓少年，今则须眉皓然矣。止庵留之当能知余重视翁之笔墨非一朝一夕事也。零四年三月十三日柯记。”又赠我周氏手稿三篇，著作十几种，以及《艺文杂志》若干期。——他来信说：“四十年代的那套《艺文杂志》，我有一套(止于三卷一、二期合刊)，不知你有用处否。近日取出来略翻目录一过，估计以后也不会再去看它，故很想贡献于你，他日见过，望能带走。《如梦记》是由此刊首先连载的。《希腊神话》则只乍露半面。”(2001年12月16日)这是他的“赠书帖”，其谦和如此。先生读书仔细，每每随手校订，写在书边。我整理《周作人自编文集》，于此获益颇丰。此外版本取舍、文字统一、标点规范等，也得到他详细指点。而《老虎桥杂诗》一种，更赖他当初据周氏出借孙伏园的手稿录下复本，才得以完整保存，首次印行。我们见面，谈论这一话题最多。我曾提到想写“读周杂记”;他说：“前信中提到好几种写作的打算，我都很有兴会，首先是读周杂记，这个题目就好，当时就想借用，因为闲翻此老资料，每有点儿触动，或可写出几节数百字的諸记来。”(1997年10月24日)以后又说：“很想能把‘读周杂记’真的记下来，例如《知堂杂诗抄》为何把李和儿卖炒栗列在卷首;许宝骙挺身而去，自述曾作说客，力劝知堂下水;此等事迹似皆不宜置而不谈。”(1997年12月17日)后来发表的《读许宝骙》等十来篇，大概即在“读周杂记”之列，另有未刊稿《德不孤，必有邻》尚存我处，《答客问》和《书简三叠》中亦略有申说。这里不能详细介绍，只指出一点，有论者称：“尽管他偏嗜知堂文章，然而对其人似乎并非没有保留，答第三十二问周作人散文观感时心态大有意味，引述旁人的称赞居多，自己的评价则欠鲜明，最末以一句‘不必多说’打发了事，看来谷林玩物并不流于丧‘道’。”其实那里写得明明白白，绝非“打发了事”。先生来信有云：“你说到×××的文章，我似不曾寓目，也许看过又忘掉了。”(2005年4月18日)这使我想到孔子所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这些天我把谷林先生的几种著作找出来重读，但是看到《答客问》里有一节说：“至于我，写作的时间很短，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的七十年代末方才开始，写作的数量更少，要从这样的短与少中去考查我这个人，考查所得也只能是微乎其微吧。”不觉惘然。先生文章可以传世，其待人接物唯二三子约略知悉，而这又恰恰是难以言说的。大概还以陈原《无题》讲得最好：“……这人也是宁静的，淡泊的，与世无争的，绝不苟且的，诚恳到无法形容的。”我曾说自己对先生的印象也是如此，而且减少一句则不完全，增添一句又嫌辞费。废名有云，“我们常不免是抒情的，知堂先生总是合礼”，陈原所说，归根结底亦即“合礼”;然而谷林先生却仿佛天性如此。废名尝以《庄子》“鹄不日浴而白，乌不日黔而黑”加以说明，吾今于谷林先生亦云然。前些天有记者采访，我说先生是一位躬行君子，一位蔼然仁者，一位纯粹极了的读书人。这说法本诸《论语》，他的确很像那书里的人物，气象在孔门师徒之间。与“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的孟子，就没什么关系了。多年来谷林先生于我，如《论语》里颜渊所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盖虽常以文章之事请益，我所学者亦在做人。至于先生自己，则可另外借用《论语》里曾参所说：“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然而这些都是陈述事实，并非刻画形容。先生自谓：“我直到五十岁时在咸宁五七干校才通读《论语》的，仍没有细看注解，望文生义，不懂的地方没有着力，自以为懂得之处恐亦未必正确，至于别有会心，自更无从说起。”(1995年12月5日)身体力行，胜于皓首穷经者也。谷林先生属于中国传统最好的一脉，然此亦时隐时现，他不在了，恐怕就断绝了。
谷林先生曾来信说：“我在‘后记’中先把书的读者按以前的印数估计为一万个，接着见到谢其章的估计则为一千个，我重又依他的估计改了，我觉得他的估计较妥当。”(2004年7月16日)所指的是他的“读者群”。他那一辈作者中，有比他作品多的，却不及他文字精致;有比他声名大的，却不及他见解通达。这后一层尤为重要。先生来信说：“近数十年的运动文章，包括领袖人物的所谓重要讲话，一概是先有定论，然后举例发挥，与抒情散文虽小大不可比拟，其实是同一品位，盖独缺性灵也。”(1997年12月27日)而他所受时代局限甚少，既不泥古，亦不趋时。假若但见辞章之美，或以小品目之，未免浅尝辄止，舍本求末。且举一例，1999年8月17日来信论钱谦益事云：“柳如是劝钱投水，钱伸脚入水，嫌冷，遂弗死。这个故实，一向被当作笑谈，我似乎觉得也能理解。即证以柳如是并不因此轻牧翁，可见当作笑谈的人其实搞错了。我自己年届八旬，已不以死生为意，想牧翁亦该如此。盖柳氏以当觅死地，全臣节，牧翁固以为无可无不可，其襟怀较柳氏略高一头地也。”此即如其所说：“我们平常爱说‘通情达理’，能平平实实对待这四个字，这就很好——也许太好了。”(1996年8月26日)“情先于理，情移而后理入，此所以‘拈花微笑’为悟彻也。”(1997年4月10日)写到这里，我想起废名《我怎样读〈论语〉》里的话：“我生平常常有一种喜不自胜的感情，便是我亲自得见一位道德家，一位推己及人的君子，他真有识见，他从不欺人，……”觉得也可以借来一说我与谷林先生结识十几年有多幸运。
(选自《中华读书报》2009年3月4日)
由舒芜之死而想到的
舒芜说：“由我的《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一改再改三改而成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虽非我始料所及，但是它导致了那样一大冤狱，那么多人受到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乃至失智发狂，各式惨死，其中包括了我青年时期几乎全部的好友，特别是一贯挈我掖我教我望我的胡风，我对他们的苦难，有我应付的一份沉重的责任。”这番话他至少讲过两遍。假如不是特为强调“虽非我始料所及”，那么对他来说，死恐怕多少是种解脱。虽然他所说的“责任”，并不会因其辞世而被人们淡忘。舒芜一生勤于著述，直到去年还开博客，然而要论定其学术成就，尚且言之过早，但是他在胡风事件中的所作所为，肯定“永载史册”，百年甚至千年后，我想都会有人提及。
舒芜被称为“争议较大的人物”;说来有“争议”的，不过是“应付的一份沉重的责任”到底多大，以及他的反省深刻与否而已。后一问题尤为论家看重，苟能满意，前一问题或许竟可宽宥。我却觉得，此类反省的意义仅在于当事人自己。常见“×××，你为什么不忏悔”之类呼吁，藉此的确可能使忏悔者实现自我救赎，但是这既不能代表，更不能取代大到整个民族、小到知识界的集体救赎。舒芜说了他所愿意说的;有人要求他说得更多、更深，有人以为够了。然而我们原本不能也不应通过舒芜个人来完成对当年那一事件及其“责任”的反省。
有人说：“如果不是舒芜的‘揭发’和上纲上线，并提供那些书信，就不会产生一个子虚乌有的‘胡风集团’，成为一个巨大的政治事件，牵涉到那么多的人。”又有人说：“可以设想，即使舒芜根本没有写批评揭发胡风的文章，即使他追随尊崇胡风的态度一直没有改变，清算胡风的事件同样会要发生。”前者仅将当年所发生的视为偶然事件，后者则有抹杀已经存在的事实之嫌。另有人说：“在这一事件中，舒芜是有责任的，但主要不在他个人身上。”“主要不在”既不能说明他没有责任，更不能改变其责任的恶劣性质。有朋友讲：“在那个特殊年代，揭发交代别人的事并非少数，舒芜只是大事件里的小人物，不幸由他这小人物惹起大祸，让他成为著名的悲剧人物。”假若“小人物”系“微不足道”之意，恕我不敢苟同。舒芜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绝对不小，极而言之，降低了传统的道德底线，破坏了正常的人际关系，恶化了基本的生存环境。上世纪50至70年代，许多中国人不敢在私信中吐露真实想法，亦不敢保存此类信件，甚至主动上交，追根溯源，不能说与舒芜当年之举全无关系。
“胡风事件”自然不应“完全由舒芜一人顶罪”，前引第二和第三种说法，其实都有部分道理。论者常常由此谈到“体制”，体制的作用肯定比舒芜的作用大，但只见体制，不见舒芜，有如只见舒芜，不见体制，都不对。进一步说，我很怀疑体制与舒芜可以分开来谈。他们之间是种由共犯而共生的关系，彼此相辅相成。而且构成此种关系的不止这两方。那些赞同、附议或默认舒芜所作所为的人，那些主动、被动参与其中的人，乃至那些置身事外的人，也当包括在内。这当然不限于中国知识界。在我看来，此种关系，才是真正的“体制”;而论者所说的，只是“权力”。我曾引约瑟夫·E.珀西科著《纽伦堡大审判》的一段记载形容舒芜及其同时代人。海军上将邓尼茨的辩护律师奥托·克兰茨比勒因法庭所揭发的事实而“面临着一种自我的反质”：“他对发生过的事一无所知吗?如果是那样，他一定是个白痴。他参与其中了吗?如果他参与了，那他一定是个罪犯。他是否了解内情，但并未亲自去干?如果是那样，他一定是个懦夫。各种选择，要么是白痴，要么是罪犯，要么是懦夫，都使克兰茨比勒沮丧不已。”安杰依·瓦伊达导演的影片《卡廷森林》从另一角度揭示了类似问题。卡廷惨案的幸存者耶尔齐少校战后希望惨案真相大白天下，但却有心无力，只能屈从于真相被掩盖的现实。当他向遇害将军的遗孀承认其所属部队在战争期间遵从斯大林的要求，配合证明了“苏联方面对卡廷惨案所作调查的公正性”时，将军夫人说：“这是个谎言，你是知道的。苏联人一定会撒谎来掩盖他们的罪行。但是你不需要这样做，你也不可以这样做。你应该为事实真相作证。”上校以“我们要生存，我们必须活下去”的理由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将军夫人说：“你的想法也许与别人不同，但是你的做法与别人一样，那么，想法不同又有什么意义呢?”而我所以强调个人反省之外应有集体反省，自我救赎之外应有集体救赎，目的即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