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去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米勒曾在文章中说过这样一则笑话：
一个老人坐在自家房前的长凳上，邻居路过时问：
哟，你在干什么呢，坐着思考?
被问者答：不，只是坐着。
为什么老人只是坐着，而他的邻居却觉得他正坐着思考呢?米勒说，这是陌生化的结果。以此为例，这位罗马尼亚女作家试图讲述极权制度对人类感知和思维方式的影响。在这种制度下，人们会把理所当然的事物看得不那么理所当然，把它们变得十分陌生，甚至怪异。也许有些人不一定能理解这样的笑话，但曾经经历过极权社会的人们定会对此有切身体会：在那里，最甜蜜的爱情会不再甜蜜，最真挚的友谊将不再真挚，最坚不可摧的亲情也可能在瞬间土崩瓦解。
米勒们肯定不会觉得“陌生化”是一个时髦的词汇，所谓美学上前卫的文学主张，可以拿来轻轻松松地摆弄。与之相反，它是某种沉痛而挥之不去的创伤记忆，它背后的沉重与痛苦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体会的。对于这些好不容易回到日常生活，回到理所当然中来的人们来说，他们怎么可能喜欢“陌生化”?他们怎么会觉得“陌生化”有魅力呢?
不过，这个时代终究让米勒们感到格格不入。这是个试图将一切都变得“陌生化”的时代，在这种喜新厌旧、追新逐异的时代氛围中，似乎没有任何事物可以是理所当然的。没有理所当然的善与恶，也没有理所当然的是与非，更没有理所当然的美与丑。当然，最令赫塔·米勒们痛心疾首的是，人们即便在看待极权主义这样的事物时，似乎也不再有理所当然的共识了。
以赛亚·伯林《苏联的心灵》这样的作品，恐怕在今天不会有多大市场。尤其对于那些身处自由却不觉自由价值的人来说，这样的作品无非是老调重弹，毫无新意，早该被扫入历史垃圾堆。他们不会对苏联作家当时身处的废墟般荒芜的思想环境感同深受，也不再会对当时文人们的奴颜屈膝、尊严扫地而倍感愤慨，他们常有的感情反倒是一种冷漠或是莫名的嫉妒：若是不存在斯大林的暴政，帕斯捷尔纳克们、曼德尔斯塔姆们恐怕早已湮没无闻;他们无非是因为受到迫害与打压，才得到了人们的同情，并且风光无限。不过，若要让他们跟曼德尔斯塔姆们交换一下历史位置，恐怕打死他们都不干。
这种当代网络舆论中的“炒作”思维也日渐盛行于今日学者的种种思考中。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陆建德先生针对赫塔·米勒获奖感言所写的滔滔宏文《受害者与沉默的被告》。该文试图向那些为赫塔·米勒获奖而欢欣雀跃的人们泼一盆冷水。他认为赫塔·米勒无非是借助了“受害者的荣耀与优势”，才站到了道德的制高点，并赢得了文学奖评委们的同情与青睐。换而言之，他觉得米勒的获奖有些胜之不武，夸大其词的意味。她无非是借助了“受害者”的身份完成了一次成功的炒作，也圆满地行使了一次“受害者”的权力话语。
不少人现在并不相信“日光底下无新事”这样的古谚，硬是折腾出许多闻所未闻的观点来。像“受害者”这样的角色一跃从弱者成为了这个时代的强者，所谓“被剥夺与被侮辱者”的话语霸权也被提及，并开始得到文人骚客的重视;犹太受难题材的电影开始被影评家批为意识形态的伪装，而自由知识分子为抗争极权政府而深陷牢狱之灾，也被轻描淡写为有预谋的政治投机而得不到任何同情与声援。新鲜的事情越来越多，奇谈怪论也层出不穷，知识分子与作家越来越多地热心于标新立异，却越来越不坚持公正与道义。这样糟糕的状况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
二
这样的问题或许跟两种知识分子的心态有关。其一是萨义德式的，其二是昆德拉式的。先说爱德华·萨义德，这个叱咤风云的当代后殖民理论家。在著名的《知识分子论》中，他曾提出“流亡”的概念。他所谓的“流亡”，特定指向知识分子在这个世界中的立场。“流亡”的意义在于，知识分子可以不站在任何确定的基点上，这将确保他做到对一切权力的批判。“流亡”才能保证批判的公正，才能使知识分子成为社会的良心。萨义德以1991年美伊之间的海湾战争为例：在他看来，由于“这是两大原教旨主义之间的战争”，因此，知识分子站在任何一方都是不恰当的。知识分子不单单需要批评萨达姆的独裁与暴政，同时也不能放松对美国霸权主义的警惕。知识分子不该站在权力的任何一边，他是一切权力的批判者，为此，他不得不付出流亡的代价。
此言初读起来跟朱利安·班达在《知识分子的背叛》中所宣扬的批判使命异曲同工，班达继承了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以来知识分子的伟大传统，他认为无论在怎样的条件和环境中，知识分子都应该站在普遍正义和客观的立场上。然而，听其言，观其行，我们看到萨义德终究与班达截然不同。
尽管老萨本人一再鼓吹向一切权力说不，但他本人只是倾向于向某些权力说不。从其著书立说之日起，他就没有很好地遵循自己所立下的原则。《东方学》吹响了批判后殖民主义的号角，《文学与帝国主义》则是一部借文学评论来痛骂帝国主义的作品，在《报道伊斯兰》中，他的伊斯兰情结显露无遗，而《最后的天空之后》中他几乎就成了哈马斯的代言人，而新近出版的《从奥斯陆到伊拉克及其路线图》更是一部极其情绪化的作品。从始至终，萨义德除了攻击西方中心论、帝国主义说之外，从来就没有真正想到认真地反省伊斯兰教及恐怖主义的问题。他只愿意为其作无条件的辩护，并无条件地站在它的那一边。因此，他从来没有真正意义地“流亡”过，真正令他感到“格格不入”的只是他的身份与认同，而作为一位知识分子，他与“格格不入”的理念其实相去甚远。
或许这就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心态。他们能提出言之凿凿的理论，摆出正人君子的腔调，实际上却做着有损正义的勾当。他们打着的往往是匡扶正义、经世济民的大招牌，其实捍卫的仍然是局部的小利益。这样的现象在当代被称为“学术左派”的知识分子的群体中尤其明显。
如果说萨义德代表的是一种后现代式的伪善，那么昆德拉代表的则是另一种虚无主义的心态。过去人们经常习惯于把昆德拉视为政治作家，这个结论恐怕今天未必有很多人支持了。随着昆德拉作品的大量引进，人们会发现以前对他的理解多少是一厢情愿的。昆德拉不是什么反极权主义者，他似乎也对政治没有太大的兴趣。他痛恨任何形式上的集体，因为集体代表着趣味上的媚俗。昆德拉厌恶一切形式的信念，一切形式的确定性。若是将萨义德的例子抛给他，他一定不会做任何选择，还会冠以老萨一顶媚俗的帽子。他以他的超脱与反讽为荣，并为自己文字中的虚无感沾沾自喜。
或许，所有经历过极权政治生活的人们都能够理解昆德拉身上那种对政治的厌恶。然而，也许就连昆德拉本人都未曾发现，他自以为的那种在集体政治面前的优越感其实只是一种幻觉。他自以为超越了政治，高高在上，一览无余，却迄今都未曾发现自己依然是极权政治的牺牲品。后者的可怕在于，它既可能扭曲人类的生活感，使之陌生化，同时也可能摧毁人类的政治感，使之冷漠化。昆德拉自以为的高明之处，也许正中了极权主义的下怀。跟另一位捷克作家赫拉巴尔不同的是，其实昆德拉并非对政治不感兴趣，他只是以一种对政治的厌恶来表现他的政治兴趣。现在的昆德拉，洁身自好，不愿意为了这个世界而伤害到自身的一片羽毛。幽默的笔调背后常常显露出他的短视，写作还在继续，但思想却原地踏步。他不会尝试着去读读索尔仁尼琴，去感受下不同气质的灵魂，他也不会很客观地看待高尔基，三言两语，打发便是。即便是在评价他所喜爱的托马斯·曼时，也大失水准。他只能看到曼的幽默，却读不出曼的深沉。
昆德拉关心的只是自己如何不媚俗，如何做到卓尔不群;而萨义德关注的是如何挂羊头卖狗肉，拉大旗作虎皮。当然，这并不是对这两位作家的全盘否定，笔者只是在这二人的作品中看到了极具代表性的知识分子心态。
三
这倒不是说，知识分子的“流亡”或“虚无”是不好的，其实这是在真理道路上的一个必经阶段，正如卡尔·波普尔所言，我们需要在不断地试错中前进。其实对知识分子而言，虚无或是流亡，实在是不得已的结果。尽管尼采说上帝死了，但他是多么痛心地说出这个事实来。加缪希望西绪弗斯推石头上山，舍斯托夫希望头能够撞出墙洞来，存在主义者从未觉得虚无有什么好，只是因为它是那样的真。也许，真正对虚无感到欢欣雀跃的，也只有当代的这帮后现代文人了。
在去年出版的《知我者谓我心忧》中，钱理群先生以极其真挚的笔触袒露了近年来自我内心的挣扎与困惑。在对很多事件的批评中，他都发现自己必须本着一种基于生命本位的立场对事件的方方面面提出批评。比如，在面对伊拉克战争的问题上，他不但严厉地批评了美国的中东政策，也绝不因此而袒护伊斯兰世界，同样对恐怖主义的暴力行径进行了严厉谴责。基于那种人文立场，也基于他的真诚，他难以放弃对任何一方的批判。这才使他陷入到萨义德式的“流亡”之中，或是他引述鲁迅的话，做永远的批判者。但问题是，做永远的批判者是否就心安理得，知识分子的流亡性是否就是终极的归宿?
因为事情往往是这样：对一切权力的批判，往往不一定能换来正义的降临。有时候，对事件双方各打五十大板的结果，不但未能实现匡扶正义的效果，反倒给了意识形态论以可乘之机。这种理论所宣扬的观点就是，一切都是利益和权力之争，除此之外别无其他。有时候，对一切权力进行批判其实是容易的，真正的困难在于，如何在纷繁复杂的事件中区分轻重，有的放矢。对世间的一切事物报以虚无的态度其实是轻松的，真正困难的是如何勇敢地介入其中。
昆德拉赞扬过的托马斯·曼，就是一个坚强地要把自己从虚无中拯救出来的人。波兰知识分子米奇尼克以一种颇令人信服的叙述，向人们讲述了托马斯·曼如何从一种纷乱的情境中突围而走向坚定抉择的故事。作为小说家，托马斯·曼跟昆德拉一样，也是一个希望同政治保持距离，并最终与其绝缘的人。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情形下，他更直觉地感知到脱离政治的不可能性以及作家所承担的公共责任。他并不认为调侃几句，说一句媚俗就能解决问题。因为事态太严重了。
以赛亚·伯林的笔下，是欧洲另一边的苏联。斯大林几乎将整个文艺界摧毁得只剩废墟。在这种情形下，作家们不可能对极权制度形成挑战，而唯有后者将他们逼入绝境。巴别尔、曼德尔斯塔姆自然是被消灭了，肖斯塔科维奇是极其屈辱地臣服了，独留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玛托娃得以幸免，他们的幸免不在于老大哥的仁慈，而在于有尊重文学传统的苏联人民。在这样严酷的时代，他们却还如此热爱他们的作家，如此地敬重知识与文化。这可能是任何其他国家都不能比拟的，这是历史的偶然，也是苏联知识分子的荣幸，因为他们并不孤独。
然而，托马斯·曼确是真正孤独的，整个德意志从上到下早已陷入到疯狂的荒蛮境地。那里也不是捷克，可以让他像昆德拉那样做起“第三种人”。在他的信中他这样写道，对他来说，继续从事一种小说写作的高雅游戏越来越不可能。因为这种政治浪潮将彻底摧毁供其自由写作的多元化秩序，而“当多元化的秩序不存在，正常生活的规则和尺度也随之毁灭”。为此，他奋起反击，以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开骂了。
四
正如米奇尼克所言，托马斯·曼的举动无异于堂吉诃德战风车，不过他还真喜欢塞万提斯笔下的这个人物，甘心做一名纳粹时代的堂吉诃德。我们也看到，在他之后，赫塔·米勒的开骂水平也一点都不比他差：
我讨厌没有肉味的肉/讨厌假币讨厌赝品/讨厌自吹的神灵/讨厌精神的阉割/讨厌无奈的挥刀自宫/这里不是我的家/哪里有齐奥塞斯库/哪里就是异乡
——《我怕故我写》
不过在这个时代，这样的堂吉诃德恐怕是越来越少了。作家们都变得越来越聪明了。不妨看看另一位罗马尼亚作家马内阿是怎么说的：
艺术家不必严肃认真地反对官僚，这只会抬高他们的身价，因为你反对他们，说明你把他们太当回事，无意中反而加强了他们的权势，承认了他们的权威。
——诺曼·马内阿《论小丑：独裁者和艺术家》
当然，马内阿有时也会控制不住情绪痛骂齐奥塞斯库，也会对那种艺术家逃避政治的行为予以鄙视，但他在理智上还是会认同他的上述看法：对待极权主义，只需反讽，无需认真;要的是怀疑而不是信念，要的是喜剧而不是悲剧。
在极权的阴影下写作，“反讽”恐怕是一种最佳选择。多数作家喜欢采纳这一方式，一来这种怀疑主义的写作可使得他们始终在求真的道路上立于不败之地;二来这种喜剧化的处理既安全又容易获得市场的青睐。然而不难看到的是，喜剧既是一种摧毁性的力量，它以笑的方式让权力的宝座摇摇欲坠;但同时它可能会成为邪恶制度的合谋者。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成熟的专制主义已经不是拉伯雷笔下的中世纪，也不再是哈谢克书中的奥匈帝国。施莱格尔早就提出过警告：喜剧常常不是在教会人什么，而是在迎合人们对快乐的追求。在一篇颇具政治反讽意味的小说中，人们并不太在意其中的严肃话题，而是更看重话题周围的边角笑料。即便像米兰·昆德拉这样的作家，在阅读托马斯·曼的小说时都会出现类似的问题，更何况是一般的普通读者。消费时代的娱乐在对权力无视的同时，也放弃了对权力的警惕。
这种反讽式心态其实是复杂的，它既可能是一种玩世不恭，游戏人生的做派，也可能是一种瞻前顾后、畏手畏尾的心态。在这个时代，那种义无反顾的作家恐怕将越来越少了。从性别的角度看，绝大多数的男作家都选择了反讽的姿态。也许是他们经历太多，负担太重，读书太多，反思过盛。他们能站在任何一个角度思考问题，也能对任何一种思考提出质疑，对反思进行反思，对批判进行批判。正是在他们力图使自己的思想做到无懈可击，万无一失的过程中，他们的思想却在这种左思右想的过程中失去了穿透力，也失去了对现实的干预力。
与之相反，多数女性作家却能更直接，更尖锐，也更执着地表达自己对世界的看法。诺贝尔文学奖的三位女性获奖者身上(耶利内克、多丽丝·莱辛和赫塔·米勒)，我们可以感受到的是火焰般的激情和寒冷刺骨的批判。也许，作为母亲的女性，能够更切身地体会生命的尊严与价值，更容易发自内心地对践踏生命尊严的行径感到悲愤。在暴政之下，她们不习惯于玩弄智性，她们只能为创伤而写作。由此才能理解赫塔·米勒，她为什么永远都忘不了她在罗马尼亚的创伤记忆，永远都忘不了这块人生的“苦”面包。即便身处德国，身处完全不同的生存环境，她都不会入乡随俗。因为她离不开独裁专制操纵下人民遭受迫害的阴影;因为“我是在写作而不是在卖鞋”。
像米勒这样的作家，从来都不会太在意她在未来文学史上的地位，也不会太在乎这个诺贝尔文学奖的光环。她关心的只是如何用自己的笔去跟这种人类的邪恶对抗，如何用文字来抚慰这些曾经受苦受难的人们，却不会去关心她的主题是否“陈旧”或是“媚俗”，更不会在乎自己是否偏执或有失公允。她尊重自己的感受，她把它真实地写出来。我们应该理解她，尊重她，而不是嘲笑她，挖苦她，或是找到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贬低她，因为她是为创伤而写作的人。一个不懂得创伤的人，怎么可能有创新?一个社会只有她这样的人得到了真正的敬重和敬佩，这个社会才会有真正的生机与动力，以及可以期盼的未来。而那些只知道对此进行嘲讽的人，最终只是在嘲讽他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