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字狱的功劳
某公有高论：“清代文字狱有利于社会稳定。”想想颇有道理。
谅清帝于此感受最深。余代拟诏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只能解决暴民武装反抗问题，思想反抗，只有靠文字狱。有此利器，则必万马齐喑，无人敢恶攻我大清。“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如此讥笑我大清，岂能不严办?办得文人们学乖了，服帖了，甘心当奴才，我大清于是乎稳定。
龚自珍有句，“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此言更为文字狱有利于稳定之证据。著书立说，舞文弄墨，乃文人之本性，之恶习，动辄言华夷之辨，言驱逐鞑虏，皆不利于社会稳定之恶言。若兴文字狱，使其心存畏惧，转而考古字，著时文，说风月，谈鬼狐，全心全意做稻粱之谋，认认真真写无聊废话，稳定局面岂不翩然而至乎?南山集案、苏报案，只嫌其少，不嫌其多也。
二、其心可诛
庐山批判彭总，也可以说是一桩文字狱。文字证据就是那封被取名为“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私人信件。从近年公布的一些关于庐山会议的资料看，当时众人对彭总口诛笔伐的架势，颇像钱名世被定为“名教罪人”后群臣一齐写“讨逆诗”。批判彭总所用的一个重要方法是诛心法。所谓诛心法，就是不根据事实，而是妖魔化其用心，栽赃其动机，认为“其心可诛”，然后罗织罪名。此法源起颇古，刑吏、师爷常用之，欲定人罪，无所逃遁。季羡林讥称诛心法为“特种心理学”。
康生批彭时的诛心法最典型、最恶劣。彭总信里有一句话：“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康生发言说：“一般的不追究，个别的还是要追究，可以理解为要追究毛泽东的个人责任。”又说：彭的信，“言外之意是否要改换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或改换主席呢?”(《盖世英雄彭德怀》，河北人民出版社253页)这是典型的诛心法，先诬你怀着有坏心思，然后再批判这种坏心思。康生又发言说：“他们(指彭黄张周)心里想：你们过去整我，这次可犯了错误，报复的时机来到了，利用庐山会议，要狠狠地进攻。”(同上252页)也是先猜度并坐实你心里所想，认定“其心可诛”，然后加以批判。对康生的发言，彭总当即反驳：“你说的都是你的主观想象，是你强加给我的罪名。……你主观武断，作诛心论。”(同上)彭总一针见血拆穿了康生的诛心法，康生一时语塞。会上还有一些发言也不愧是诛心论杰作，如说“彭德怀拿匈牙利事件作比，什么意思”，“彭的信是经过周密预谋的”，“企图分裂党，实现他们的恶毒阴谋”，等等。(《从战争中走来》，中国青年出版社，223页)都是先诬你有坏心思，然后猛批。
诛心法与文字狱历来是藤树牵连，密切相关，诛心法造成了无数文字狱。明清文字狱便颇得益于此法。说“生”说“光”说“则”，朱元璋认为是说“僧”说“秃”说“贼”，是大不敬。有位胡姓文人诗集里有一句“一把心肠论浊清”，乾隆便怒问“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认为居心险恶。康生一类整人专家，深得古来诛心法之三昧，娴熟用之，广而用之，造成无数冤案。庐山整彭总的恶果之一，是会上肆行的诛心之法对后来的政治生活产生了示范效应。到了“文革”，以诛心之法整人，已成为燎原之势了。
三、为元人避讳
朱元璋本是靠“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起家的，是汉民族的大英雄。但奇怪的是，他夺了天下后却不准史书记载元人的凶残。按说，朱家天下的合法性，来自于反对元人统治的不合法性，但不让记载元人的凶残，怎能证明你造反有理呢?你推翻元人的行为还能算是伐无道，诛暴虐，顺天应人的革命吗?朱元璋这样做的原因，史家当然会有解释，我不了解，但以我的猜度，大概是因为朱元璋怕老百姓一看到元人的凶残，便会联想到他本人为政的刻深酷烈，进而生出反心。
剥夺世人对历史真相的知情权，从历史上看，总是不会太长久的，结果也并不大好。苏联隐瞒过许多历史真相，如卡廷惨案等，结果一朝揭破，其公信力便烂如败絮，无可收拾。曾有很长时间，谈中共党史，避忌谈苏区的“左”倾“肃反”错误，不愿披露那些血淋淋的“左”祸，结果，又弄出了一个更大的“左”祸——“文革”。“文革”骨子里就是苏区“肃反”错误的继续。前不久，一项社会调查说，许多大学生不知道“文革”为何物，有的竟主张再搞一次“文革”。如此看来，不对大学生进行一点“文革”史教育还真不行。王元化先生在一篇文章里曾提到这项调查，并因此谈到朱元璋为元人避讳的事，他认为，朱元璋实行的是愚民政策，很不可取，效果也“不见得好”。(《民主与科学》2008年第4期56页)
四、马、秦相加不大通
语云：“马克思加秦始皇。”此加法恐不大通也。马克思何许人?秦始皇又何许人?一个是革命导师，一个是封建皇帝。一个欲引导人类达于自由大同之境，一个以血腥暴力弄得“天下苦秦”而败亡。一个认为“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马恩全集》第一卷第414页)，一个一门心思“要一世至万世为君，使中国永远是赢姓的中国”(郭沫若《十批判书》)。如此二者，焉能加到一起?要加，马克思首先不高兴。马克思讨厌“东方专制制度”，对于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自然也持批判的态度，翻翻他写的《波斯与中国》、《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等书，一看便知。秦始皇也会不高兴。秦始皇最反感有人造反，故收天下兵器铸了十二个金人，而马克思偏偏有一套鼓动奴隶造反而且还要解放全人类的说辞。马与秦相加，委实不大通也。或马或秦，只能择其一也。
五、修改史料则史料亡
标题这句话，是套用前贤的话想出的。明人刻古书时，妄行校改，故清代考据家说，“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清人修《四库》时变乱旧式，删改原文，故鲁迅先生说，“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鲁迅又说，“今人标点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乱点一通，佛头着粪。鲁迅称此三事为古书之“三大厄”。我认为，现代人之修改史料，诚可谓史料之一大厄也。
多年来，一些妄人以刀笔剪刀修改史料，或删改文献原文，或裁剪历史照片，致使许多史料面目全非，几近亡矣。例如，1933年杨杏佛在宋庆龄宅为宋庆龄、鲁迅、史沫特莱、肖伯纳、蔡元培、伊罗生、林语堂等所摄“七人照”，长期被裁剪为“五人照”(剪掉伊罗生、林语堂)，令世人懵然接受伪史教育达数十年。又如，因傅作义先生是起义将领，便有妄人于公布历史档案时将原文中的“傅匪”改为“傅作义”。殊不知，国共打仗互以“匪”称，乃历史事实，尽人皆知，若去掉“匪”字，便不是历史。此举不但是变乱历史，更是变乱逻辑：不曾为“匪”，何须大军围城，折冲谈判?又怎能叫作“起义将领”?此两例妄改史料之举，皆出自“政治考虑”，然为一时政治之需而修改史料，终为下下之策。须知只有信史，才能取信于世人，也才能有助于在政治上站稳脚跟。
在正确处理史料存真的问题上，陈云同志堪称楷范。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上，由于彭德怀尚未平反，康生问题还未揭开，故陈云发言时未称彭德怀为“同志”，而仍称康生为“同志”。几年后，这篇发言要收入一本书，秘书请示可否在彭德怀后面加上“同志”，去掉康生后面的“同志”。陈云回答，前一个“同志”不能加，后一个“同志”不能减，因为当时只能讲到那个程度。(此发言后来收入《陈云文选》时，陈云才勉强同意在彭德怀后面加了“同志”二字。)此“不加”，“不减”，表明了陈云对待历史文献的唯实、谨严的态度。此种态度，堪为一切整理、刊布文献史料者，特别是修史者所效法。
六、“双璧”
太平天国毛病甚多，“文革”一无可取。“文革”之劣迹，酷似太平天国的毛病。太平天国自有其合理性、正义性。“文革”之合理性、正义性何在?中山先生曾称赞过太平天国，因其反满革命。“文革”，则被一纸决议彻底否定之。若以二者相似之毛病论，二者堪称近现代政治运动之“双璧”。“双璧”都造神，搞个人迷信，搞神权政治，特点有异而已。皆内斗，领导层里斗，死掐，强势者掐死弱势者。“天京悲剧”乃内斗悲剧。“文革”被定为“内乱”。元首都不相信昔日战友，一个个剪灭之。一个是武化大革命，一个是文化大革命。但文化大革命也动武，所谓“全面内战”。武化大革命也革文化的命，用变形上帝代替孔孟。“双璧”都猛反传统，“文革”破四旧，洪秀全痛批古圣先贤。都打菩萨，毁神像，毁了旧神，供奉新神。“双璧”都批孔，“文革”中号召向天王学习批孔。“双璧”都搞扩大化。天国诛妖又诛人，斩刈平民略无顾惜。“文革”诛人，笔刀并用，伤亡无算。杨秀清、林彪酷似，皆有害主之心，皆无葬身之地。马恩说太平天国“破坏了一切，而什么也没建立起来”。(引自《北京日报·理论周刊》2009年13日《马恩论中国》一文)“文革”“打倒一切”，毫无建树。马克思认为太平天国采取了“一种荒唐可怖的形式”，对人民来说是更大的灾难。(《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第9期)“文革”也是既荒唐又可怖，一亿人倒霉，中华民族蒙受巨大灾难。
七、出家而不得
蒙元以铁骑夺治天下，蔑视儒者，至有“九儒十丐”之等第。儒况悲惨，民族英雄谢枋得状之曰：“管儒者益众，食儒者益繁，岂古之所谓兽相食者欤?抑亦率兽而食人者欤?儒不胜其苦，逃而入僧入道入医入匠者什九。建安科举士余二万户，儒者六百。儒贵欤?贱欤?荣欤?辱欤?可以发一慨也。”(《叠山集》卷六“送方伯载归三山序”)蒙元恶吏作践、敲剥儒者，如猛兽食人，致其不仅尊严尽失，更生计愁苦。为脱苦境，儒者只好去执当时之贱业，做郎中，当匠人，抑或遁入空门，断绝尘缘。谢氏设问贵贱荣辱，答案已不言自明。儒者一至于此，能不令这位高节之士感慨系之!
然身历“文革”者，恐要艳羡元代儒者之境况矣。元代儒者入医入匠，虽身处卑贱，却无“牛鬼蛇神”之名，不受管制;实在无路，尚有空门可入，既有斋饭可食，又可聊寄精神，全无坐喷气式、剃阴阳头之虞。“文革”中之“臭老九”、“牛鬼蛇神”则无此幸运。邓拓被诬为“黑帮”后，吁天呼地，走投无路，绝望地悲叹：“就是想出家也办不到啊!”此恐为“文革”中大批蒙难者共有之心境。“浩劫”者，绝不仅表现于政局外表之狼藉，更表现于人民内心之痛楚，那是真正的“中国不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