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义灭亲”是一句成语，《左传· 隐公四年》记载，卫国大夫石碏的儿子石厚与公子州吁同谋弑桓公，后来石碏杀掉儿子石厚，《左传》称赞石碏的行动为“大义灭亲”。“大义灭亲”泛指为了维护正义，对为非作恶的亲属不徇私情，使其受到应得的制裁。从幼年起父辈就在不断搞“运动”中，在家里经常听到父亲回来说单位“运动”的情形。青少年时期更是亲身经历了四人帮横行、是非颠倒的疯狂时代，那时提倡的是“大义灭亲”，当时发生了太多儿女揭发父母“fan革命”行为的“革命”行动，也曾有父母被那场运动迫害致死的。多年后当明白了自己的疯狂与愚蠢，并证明自己错了，那时已悔之晚矣!九泉之下怎么去见受到自己伤害的父母!?
其实，古人早就告诉该怎么对待父辈的一些错误了，只是我们没有去正确引导年轻一代。《论语》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於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意思是：叶公告诉孔子，“我们这里有一个能行直道的人，他父亲窃人羊，他出来证明了。”孔子说：“我们的直道和此相异。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直道便在其中了。” 叶公说得“直”是坦白。他从法理的关系来看，父亲偷了羊，儿子便去告发他，叶公认为这是正直的行为，因为偷羊毫无疑问是犯法的事。作为社会的一分子，应该维护社会公义，有人犯法，便应不以亲疏地加以指证。孔子则从人伦关系去解释，他认为“直”是率直的性情，儿子不肯作证，是不忍心见到父亲受到惩罚，指证父亲偷羊是违背亲情的行为，因此隐瞒此事，这是亲情的流露，是合乎“直”的品德。孔子并不同意叶公的说法，因为从孔子及儒家的立场，那位坦白的儿子太不近人情了。
《说岳全传》有这样一段描写，原为金兀术麾下猛将的曹宁弃暗投明，归顺了岳飞。金兀术便派曹宁的父亲———大汉奸曹荣领兵去将曹宁擒来;面对曹荣的叫阵，岳飞吩咐曹宁：“须要见机行事，劝你父亲早早归宋。结果父子间言语不和，那曹宁一时恼发，按捺不住，手摆长枪只一下，将父亲挑死，吩咐军士抬了尸首回营，进帐缴令。元帅大惊道：‘你父既不肯归宋，你只应自回来就罢。哪有子杀父之理?岂非人伦大变!本帅不敢相留，任从他往。’曹宁想道：‘元帅之言甚是有理。我如今做了大逆不孝之事，岂可立于人世?’大叫一声：‘曹宁不能早遇元帅教训，以至不忠不孝，还有何颜见人!’遂拔出腰间佩刀，自刎而死。岳元帅将曹宁首级号令。兀术拍手道：‘这才是个元帅，名不虚传!’对着众平章道：‘宋朝有这等人，叫某家实费周折也!’”
当时宋、金交战，正是用人之际，但岳元帅对这种“不忠不孝”的人，虽是猛将也不肯留用，得到对手金兀术地称赞：“宋朝有这等人，叫某家实费周折也。”曹宁如果多受一点儒家教育，多学习一下“论语”，多灌输一些仁、义、忠、孝的思想，大概就不会鲁莽地做出不孝之事。而他的父亲曹荣本身就投靠敌对国，做了汉奸，又怎能对曹宁作忠、孝教诲，这也是一报换一报。
《三国演义》里曹操对这种“大义灭亲”的人也是决不姑息养奸，当时，曹操手下的黄奎与马腾串谋杀害曹操，黄奎妻子的弟弟苗泽，与黄奎的妾李春香有勾搭，为了达到苟合的目的，苗泽告发了姐夫黄奎。曹操将马腾、黄奎擒获，苗泽自以为有功，向曹操要求娶春香为妻。“操笑曰：‘你为了一妇人，害了你姐夫一家，留此不义之人何用!’便教将苗泽、李春香与黄奎一家老小并斩于市。观者无不叹息。”
《史记·季布栾布列传》记载：“季布母弟丁公，为楚将。丁公为项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顾丁公曰：‘两贤岂相戹哉!’於是丁公引兵而还，汉王遂解去。及项王灭，丁公谒见高祖。高祖以丁公徇军中，曰：‘丁公为项王臣不忠，使项王失天下者，乃丁公也。’遂斩丁公，曰：‘使后世为人臣者无效丁公!’”这里说得是：项羽麾下名将季布的舅舅丁公也是项羽手下的将领，刘项大战时，丁公带兵在彭城西面追逐刘邦，眼看就要抓住刘邦了，刘邦回头对丁公说：“我们两个好汉难道要互相为难吗?”于是丁公领兵返回，刘邦脱身解围了。等到项羽灭亡以后，丁公自以为曾放刘邦一马，便跑去拜见刘邦，以为也能捞个官职。没想到刘邦当即把丁公抓起来，说：“丁公做项王的臣下不能尽忠，使项王失去天下的，就是丁公!”当即砍了丁公的脑袋，以警示后代做臣下的人不要仿效丁公!
刘邦之所以要砍了丁公的脑袋，其实是有深刻考量的，并非是不知感恩。当时，天下初定，人心思安，主要对手项羽已经灭亡，像丁公这样的人物对刘邦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刘邦做了皇帝，他现在需要的是他的臣民对他无限忠诚，正好借丁公的头来警示他的臣民，不要像丁公一样吃里扒外，可怜丁公糊里糊涂落得“做臣下不能尽忠”历史反面榜样。孔子“子为父隐”的“隐”并不是知道父亲有错纵容姑息，而是子女忠於自己的感情，举报、对证的行为不应出自父子之间，子女可以以劝告的方式令父亲明白自己的过错。人与人之间互相监视、告发只会破坏人伦关系;不可想象，一个家庭亲人之间都在按法律程序办事。换一个角度说，家庭就是一个简单的小社会，为何家庭之间不能以人情礼教来调节呢?相信失去亲情的人生毫无意义可言。
据说外国的法律也有与此一脉相通的，根据美国的法律，若是一个人的父亲偷羊或杀人，做儿子女儿的并无控告的义务，甚至不必要做被害人或检察官的证人。虽然儿子与女儿亲眼看到父亲的犯罪行为，证据凿凿，仍旧可以坚持不相干。有时被害方面或检察官用各种方法强迫法官要儿子与女儿作证，法官亦只可在法庭上问询，而不是作证。在问询的情形下，儿子与女儿亦仍可用各种方法避而不答。其根据是宪法的补充条文：倘或因回答法官的问题对自己不利，就可拒绝回答。英国、欧洲的法律也规定几等亲之间不能够相互为证,这并不是怕他们串通，而是不希望父子之间的亲情受到摧残。因为父子之间伦常亲情崩溃，人间温暖消失，法制再严明也没有意义。
儒家所推广的人伦秩序、价值自觉，是发自内心而非从外强加的。以礼来调节法，强调个人内省。社会不能没有法律，但法律不能真正解决所有问题，很多情况下法律是没有约束力的，而亲情却可以规范人们的行为。也有人以为只顾亲情不顾法律是中国法制未能建全的原因，这个说法也不太恰当，法理与人情之间必须取得平衡，因为法制的基础基於人性，亲情则是人的价值本性之一，如果法制有违人性就是缺陷。所以孔子认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也就在其中了,孔子的这种理念其实是渗透在现代法律理念之中的。父与子之间互相替对方隐满，方才合乎道义，是有一定道理的，也是几千年来中华传统文化的优良体现。一代开国皇帝刘邦、政治家、军事家曹操、民族英雄岳飞秉承了这种优良传统，对不仁、不义、不忠、不孝之人的处理，更应该启迪后人的三思和借鉴。
从以上几个故事不难看出古人对这类人的处理，是那样恩怨分明，不讲情面，是很值得现代人深思的。法律是不讲人情的，但法律是有人性的，没有人性的法律是悲哀和不可想象的。在一个有人性、不提倡或暗示大义灭亲的法律下，又是怎样一个和谐社会!《莱根谭》有这样一句：“家人有过，不宜暴扬，不宜轻弃。此事难言，借他事而隐讽之;今日不悟，俟来日而正警之。如春风之解冻，和气之消冰，才是家庭的典范。”我们经历过的那个疯狂年代，都见过残忍揭发亲人“大义凛然”的样子，更非常痛心那些迷茫无知的青少年，他(她)们那么绝情的揭发自己亲人，陷自己的亲人于死地，应该是那个疯狂的时代，造就扭曲地认识，能全怪他(她)们吗?谁应该承担这样的错误甚至罪过!?只不过造成的惨烈后果需要他(她)们自己承担，能不悲哀吗!?顿足捶胸，悔之晚矣!
如此看来，“大义灭亲”要不得，可是曾经的法律，你的亲属犯了严重刑事案件你知道了不去告发，更有甚者资助逃跑，那你就犯窝藏罪，要被判刑的。现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与现行法律相比，草案增加了一条规定：经人民法院依法通知，证人应当出庭作证。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按人民法院通知出庭作证，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专家指出，这一条规定表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近亲在案件审理中可以拒绝作证，法律不再强求“大义灭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