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王受命问题，前辈学者进行了广泛讨论研究，有学者对文王受命的真伪进行辩论，如王晖认为文王受命在西周古文献及古文字资料中是有充分证据，并是完全可信的 ①;而刘光胜认为文王受命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真实，更多是一种不断衍生的政治传说 ②。近年来，随着新材料周原庙祭甲骨及清华简的出土问世，研究视角不再停留在“文王受命”的史实真伪，而是移转到“文王受命”性质内涵及其后续社会影响辨析之上。有如李桂民指出周人对殷商先王的祭祀行为，是体现周受命合法性而采取的神道手段 ③。李忠林认为受命是对权力转移的非理性解释，笼罩着神秘色彩，是天命论思想下的产物，本为子虚乌有的事情。如果将商周之际文王受命看作一场政治造势运动，许多疑窦便可冰释 ④。晁福林认为“文王受命”是周王朝立国的终极依据和王朝命脉之所在，也是周王朝占主导地位的影响有周一代的社会观念 ⑤。总之，政治造势运动、受命合法性及立国依据或命脉所在种种字词表达都表明“文王受命”的实质是以文王为首的周部族上层统治者对“小邦周”取代“大邑商”所进行的政治合法性建构的运动。
一、平虞芮之讼中的“文王受命”
传世文献中关于“文王受命”的起源记载，主要是文王平虞芮之讼及解太姒之梦(亦或称为“扬梦以受众”⑥)两大政治事件。平虞芮之讼的相关记载主要见于《史记 · 周本纪》：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于是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虞、芮之人未见西伯，皆惭，相谓曰：“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只取辱耳。”遂还，俱让而去。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 ⑦。
按照司马迁的记载，文王治下周邦礼让之风感染了虞芮之人，从而惭愧谦让，平息了虞芮之讼，并由此折服了众多邦国“诸侯”，皆认为其是“受命之君”。同样的记载还见于《诗经 · 大雅 · 绵》“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毛诗正义》对《绵》诗详细注解道：虞、芮之君，相与争田，久而不平，乃相谓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质焉?”相与朝周。入其竟(境)，则耕者让畔，行者让路。入其邑，男女异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让为大夫，大夫让为卿。二国之君，感而相谓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让，以其所争田为间田而退。天下闻之而归者四十余国 ⑧。
《毛诗》相比《史记》增添部分内容，如虞芮两君的争端起于田地分歧;文王治下有“士让为大夫，大夫让为卿”的贤能政治局面。相比于《史记》收尾于文王受命“诸侯曰;‘西伯盖受命之君’”，《毛诗》则表述文王处理该事件收获的政治利益是“天下闻之而归者四十余国”。总之，文王利用“平虞芮之讼”为自己积攒深厚的政治声望，获得了诸侯的认可，称之为“受命之君”，同时亦为伐于、密须、畎夷奠定了政治基础，使得征伐其他诸侯师出有名，造成了殷王朝内部的震惊“殷之祖伊闻之，惧，以告帝纣。纣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自岐下而徙都丰” ⑨。
二、解太姒之梦中的“文王受命”
关于文王受命起源的另一重要事件——解太姒之梦详见于《逸周书 · 程寤》，其曰：“文王去商在程，正月既生魄，大姒梦见商之庭产棘，小子发取周庭之梓树于阙间，化为松柏棫柞，寤惊，以告文王，文王乃召太子发占之于明堂，王及太子发并拜吉梦，受商之大命于皇天上帝。”又有《逸周书 · 大开武》记载周公对武王道“兹顺天。天降寤于程，程降因于商。商今生葛，葛右有周” ⑩。佐证《程寤篇》中天降给大姒以梦的史事，尽管其并未表达文王已经受命的观点，但也点明“商今生葛”现象，即商王朝的庭院里生了葛荆，代表商王朝已衰败，可以说这是对周有利的事情，所以是“葛右有周”。清华简《程寤》篇的出土释读，使得我们能一窥《程寤》篇的全貌。现将全文引录如下：
隹(惟)王元祀，贞(正)月，既生 (魄)，大姒梦见商廷(庭)隹(惟)棶(棘)迺小子发取周廷杍(梓)梪(树)于氒(厥)(间)，(化为)松柏棫柞。(以上第1简)(寤)，敬(惊)，告王。王弗敢占，(诏)太子发，卑(俾)霝(灵)名凶，(祓)。祝祈(祓)王，巫率 (祓)大姒，宗丁(祓)大(太)子发。敝(币)告(以上第2简)宗方(祊)杜禝(稷)，祈于六末山川，攻于商神。望，承(烝)，占于明堂。王及大(太)子发并拜吉梦，受商命(以上第3简)于皇上帝。(以上第4简)11
与《逸周书 · 程寤》记载相比，清华简《程寤》为我们提供了更多太姒之梦的细节。简文意思为：周文王元年正月的既生魄这天，太姒梦见商王的庭院里长满不成材的荆棘，又梦见太子发将周廷院中的梓树移栽于商王庭院，这些树变化为松柏棫柞之类的佳木。太姒惊醒后告诉文王。文王不敢独自占卜此事的吉凶，便将此事告诉太子发，并且让神巫说出凶神之名(“名凶”)。于是神巫名“祈”者为周文王祓灾，神巫名“率”者为太姒祓灾，担任“宗”职的名“丁”者为太子发祓灾，然后又献币并将此梦告诉宗祊社稷神灵，后祈福于天地四方和山川神灵，还用“攻”的方式谴责了殷商之神。在望祭和烝祭之后，周文王和太子发才一起敬拜吉梦，表示从皇天上帝那里接受了商命。大姒之梦在《逸周书 · 程寤》仅有文王、大姒、太子发三位核心人物，而清华简中增加有如“祈”“率”“丁”等神巫的参与，并辅以详细的占卜、祭拜形式描述，力图增加大姒之梦的可信性，从而保证该事件落脚点“文王(及太子发)受商命”的史实性。
总体来看，大姒之梦与虞芮之讼相比具有浓厚的神秘色彩意味，其以梦境中的“葛”“荆”在“商庭”“周廷”的生长状况来映照现实，又以祝祷、祓 攘、献币等形式来解梦，最后引申出文王“受命于皇上帝”之上。另《逸周书 · 程寤》抑或清华简《程寤》并未表现出某人或某个群体对文王或太子发的受命认可，而是以“告”“祈”“祊”的形式寻求社稷、山川、皇上帝的认可。其与“虞芮之讼”中诸侯认可、归国靠附的认可形式呈现两种不同的风格，其固有时代不同，作者思想见解不同，但其亦与自夏商流传的至上神崇拜极为相关。从夏商时期开始的至上神崇拜落脚在传世典籍中以“天命”形式出现。如《尚书 · 甘誓》中的“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汤誓》中的“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泰誓》中的“商罪贯盈，天命诛之”。三位君主夏启、商汤、姬发都以天之名来向部众寻求认可。正如邓曦泽认为从《汤誓》和《泰誓》可以看到古代统治者是作为天命者获取权力，且统治者与其说是向人民做出承诺，不如说是履行神灵命令——至少就统治者的自我宣称来说是这样。12
三、总结
“平虞芮之讼”与“解大姒之梦”中关于“文王受命”记载，有各自作者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政治考量。特别是战国两汉时期的文献作者更多借以“文王受命”所代表的商周部族认可及“神灵崇拜”认可来表达政权合法性的建构，来为自己所处王朝合法性背书。其间接反映了以“文王受命”为代表的政权合法性在历史中的认可和传承。正如赵法生所言“西周开国者们面临三大任务：重塑政治合法性、完成民族整合、重塑权力结构” 13，以“文王”所代表的周人统治阶层正是以“文王受命”的形式手段，达成商周部族认可的目的，重塑政权合法性。其正是周王朝立国的终极依据和王朝命脉之所在。这也是本文意图探析解决的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