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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从政

时间:2024-03-26    来源:馨文居    作者:张克庚  阅读:

  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我还是一介书生模样时,得遇一长者,常聆听他的言谈教诲。有一次,他大意说了:“文人从政,多有不堪。”当时似懂非懂、将信将疑,也不以为然。孔老夫子说:“学而优则仕”,书读好了,尚有余力,是可以出来做官的。马上得天下,以文化天下,古往今来,历朝历代,多少有文化、有见识、有谋略的饱学之士,入世济世,流芳百世,周公、管仲、范蠡、张良、海瑞、包拯,数不胜数。文人从政,不堪从何来?直至今天,完全闲下来了,遥想当时先生说这话时多少有些无奈的神情和场景,似有所悟。先生之言,确有内涵,颇有道理,真实也就是在为我掐了个“八字”。

  政:政治、政权、军政、民政、行政是也。“政”的前提和要害在于“正”,是要弘扬正气、主张正义、坚持正道、维护公正。如何才能使政者正也?靠“攵”,《说文解字》“攵,小击也”,即用手执笔轻敲,没有不时地敲打提醒,甚至是鞭笞警醒,是要走样变形的。文人通过各种形式、比如讽谏、书谏、死谏,可以起到敲打的作用。以文化典章诸如《史记》《资治通鉴》来劝勉皇上、主公,可以发挥警示、引导的功能,使朝政不偏不倚。古人说:“半部《论语》可治天下。”因为句句在理,有理才有政,治国理政嘛,文人从政,是文人的一个重要出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文人的终极理想啊。文人从政,不仅无可非议,而且是天经地义的。现在想来,先生所说的“不堪”,是特定特指的某一类文人,并非是文人的全部。这类文人,大抵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有很高的文学天赋,二是有很浓的文人气质,三是有很深的文化情结。进入官僚体制的文人如果身上具有以上三种特质之一二,就很难能做到绝对服从政治、听从政令、遵从政制、在意政声。服从到盲从、相信到迷信,不堪的事情就会时常发生,文人自身也会很痛苦纠结。我们可以从历史人物中找到例证。汉初的贾谊,18岁时就因善文而为人称道,连鲁迅都推崇备至,称“西汉鸿文”。文帝授任博士,常伴左右,谈论国是。毕竟年轻,居其高位,召来嫉妒非议,也属常情。为了维护他、历练他,文帝让他离京赴长沙,为王太傅。还在某一年,文帝亲赴长沙看望慰藉他,夜半移席,通宵达旦。可见文帝甚重其人其学,只要假以时日、隐忍磨砺,建功立业的机会是大大地有。可惜的是,因为文帝“不问苍生问鬼神”,他便以为是轻视疏远,满怀忧抑,33岁郁郁而终。毛泽东也有《七绝•贾谊》:“梁王坠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贾谊之郁郁而死,绝非梁王坠马,而是书生意气、敏感多疑、不谙世事使然。

  汉武帝朝,有位博学广识、能言善辩、文采风格卓然一家的大文人东方朔,天赋绝对了得。他自己就毫不谦虚地向武帝上书陈述,说自己“年十三学书,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兵法,战阵之具,钲鼓之教,亦诵二十二万言。……”我以为,以年轻想好的东方朔,不至于敢在武帝面前吹这样大的牛皮,才学是绝对响当当的,可是你这样自负自信、自吹自擂,这就是性格有问题、有瑕疵了,终其一生,没被武帝重用,视其为俳优。这不怪武帝,这样轻狂,必不能循规蹈矩,戏乱朝纲是早晚的事。好在他在宫中还有一二个粉丝,武帝的母亲和妹妹喜欢他的诙谐风趣,离不开他的滑稽搞笑,当武帝有一天忍不住要把东方朔发配流放时,还是这两位粉丝保全了他。

  李白的故事,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了。天纵其才,无以伦比,被后世尊为“诗仙”,他率性任性:从“仰天大笑出门去”到“天子呼来不上船”,他轻狂颠狂,让高力士为其脱靴,让贵妃为其磨墨,成为美谈笑谈。杜甫的仕途不顺,也是有个人原因的,历史不是没有提供给他机会。安史之乱,玄宗逃往西蜀,太子李亨在草莽中匆匆宣布就位,尊玄宗为太上皇。杜甫闻听消息,立即启程北上,“麻鞋见天子”,几经周折,第一时间在凤翔拜见到唐肃宗,第一时间效忠新帝,获得了左拾遗职位。可是接下来呢?《新唐书•杜甫传》讲他:“关辅饥,辄弃官去。”因忍受不了饥荒,离官而去了。他自己在《立秋后题》诗中也说:“玄蝉无停号,秋燕已如客。……罢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他把自己比作秋燕,来去自由;他把做官说成是服劳役,不想让身心被官所苦。新帝临朝,万事皆辛,你不能坚持、坚守,不能坚定、坚强地追随,而是选择逃避以求自保、自由,这样的性格弱点,注定了自己为政的结局。若继续说下去,还有苏东坡,他的“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一句诗,把他大半生颠沛流离的际遇和盘托出。他20岁进士及第,才情过人,文章盖世,起初朝廷也没有怠慢他,可是他的中晚年不是被贬,就是在被贬的路上。后人总结其原因,就是他“过于随意”。大多因文生祸,他调任湖州知州,按惯例给皇上谢表时,就有“愚不适时,难以追随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生养小民”。这是什么话呢?尽管外任知州,情非所愿,但给皇上呈表,断然不能让人觉得你不识抬举,有卖老、埋怨之嫌疑。初唐的王勃神童一个,机会开始也很好,在沛王府为沛王与英王斗鸡写下《檄英王鸡》,取悦了沛王,赢得了浮名,却毁掉了日后的锦绣前程,只留下《腾王阁序》。不堪从何而来?从内在禀赋、气质、个性而生,与文无涉。

  由文人从政不堪自然联想到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儒就是读书人文化人。秦始皇坑掉的460多人中,我以为是方士、术士居多,他们坑蒙拐骗了秦始皇大把银子,带着童男童女逃之夭夭。其罪可诛。除此之外,应该就是六国那些怀念昔日荣光、忤逆郡县新制、摇唇鼓舌、诽谤新朝的文人,被坑是立场问题政治问题,无关乎文。也想到过去读的《师说》,文中有“巫、医、药、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我当时正在学医,有点忿然,把医生居然排在了“巫”之后,与“百工”并列,君子们居然是不屑一顾的,感觉心都凉了。现在想来,文中的“君子”都是科举中的优胜者,中了进士、点了翰林的,而巫医、药师是未入流的,书没读透或运气不好,名落孙山,退而为巫医(药)者,不能自拔其高。这也是文人的不堪,这是等级社会注定的。后来又看到一本杂书,说在元朝,职业的排序是这样的: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娼九儒十丐(郑思友《心史》)。元朝统治者是游牧来的,马背上靠蛮力得的天下,没什么文化,也能原谅。该千刀万剐的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儒生排在妓女后面吧。原来文革时知识分子被打成“臭老九”,不想源头竟在这里。只有一种解释,就是这里的儒生是特指落第落魄、且酸且腐的读书人,发达发迹的已经为官为吏了,看懂看透的已为僧为道,退而求其次的为巫(医)为师,剩下来的读书人就是寒儒愚儒了,像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像《儒林外史》中几十年屡试不中而又不事耕种的范进,在胡屠夫眼里是个“烂忠厚、没用的人”,软弱卑微,在白庙村遭到村民的鄙视与毒打,这样的儒和乞丐,真是难兄难弟、不分伯仲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这样寒微可怜的读书人真是不在少数,因为他们的出路真是窄而又窄,不像今天有如此多的出口可以选择。这些人的不堪与从政无关,因为他们进不了这个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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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廷在选人用人时,对文人的考量也是反复掂量的。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在临终前和吕后说:“萧何之后,曹参可为相。”吕后问:“曹参之后呢?”刘邦想了想说:“陈平可以。”但又觉得陈平虽然有智谋有文化,却是难以独挡一面的。“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周勃虽然缺少文采(才),但他性格稳重。刘邦对陈平、周勃的评价是有眼光的,他知道一些文人的弱点,知道有可能用之不堪。果不其然,正是这个周勃平定了诸吕之乱。唐朝的骆宾王绝对是个天才,7岁作的诗现在还是小学课本里极受喜爱的一篇,可是他几度去留、反反复复,最终死于非命。武则天被他骂过,但武则天认为他屈才了,这有何用?历史上宋徽宗、唐后主都是顶级的文化巨匠,专业造诣登峰造极,但是他们在君王的位置上却弄得一地鸡毛,毁了祖宗的基业,也让百姓饱受战争流离之苦,结局很不堪、很难堪。

  近代有个人物曾任孙中山总统府秘书,国民党中央监委员柳亚子,经常与毛泽东诗词唱和,据说他是最早预见毛泽东将成为中国领袖的人,那是在1929年。1932年在中央苏区反围剿之时,他称颂道:“十万大军凭掌握,登坛旗鼓看毛郎。”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在沙坪坝看望柳先生,并将著名的《沁园春•雪》题赠他,柳称之为千古绝唱。“虽东坡、幼安(辛弃疾)犹瞠乎其后……”随后和诗一首,结尾:“……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柳亚子1941年因反对蒋介石制造的皖南事变被开除国民党党籍),全国解放之际,柳应邀北上,共襄国是,甚是兴奋,赋诗:“平生管乐襟期在,倘遇桓昭试一匡。”自比管仲、乐毅,当得知自己只能参政议政时,又心灰意冷。“感事呈毛主席”,引用了战国时期孟尝君门下食客冯谖因不满孟尝君给予的待遇“弹铗而归”的典故。因此有了毛泽东《和柳亚子先生诗》:“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毛泽东引用了东汉初年严子陵不愿出来做官、隐居在富春江观鱼的典故,来规劝柳不要意气用事回家乡分湖去。有意思的是柳亚子看到这首和诗,十分激动地复诗:“倘遗名园长属我,躬耕原不恋吴江。”(柳亚子故居在苏州吴江区),险些弄出笑话来。新中国亘古未有的新气象,岂能再搞分封那一套?毛柳的和复交往,从中折射出柳亚子身上鲜明的文人特质和文化情怀。这对于政治家来说就是软肋,甚至是致命的。

  在《士大夫的悲哀》这篇文章中,对当了官有职位的文人、或尚未当官但已有声望的读书人有入木三分的描述:“……自视过高,互不买账,好口舌之争,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也要争个是非曲直。过分以自我为中心……不善在协同事业中作出必要的让步;在宽松的环境中过分吹毛求疵,在淫威和暴力的压制下又能出奇地忍辱负重。……好抱怨,不好行动,台下勇士,台上懦夫。对个人的安危进退过于在乎,缺乏为共同事业所必需的牺牲精神,结果付出的代价更大。思想固执,小事精明大事糊涂;对他人求全责备,对自己遍设台阶,很少在口头上肯定他人的能力。行为懒散,作风疲沓,缺乏进取精神;自以为掌握知识就可坐享其成,丝毫意识不到知识与贡献是绝然不同的两个概念,报酬只能以贡献来衡量。”这段文字,字字惊心,对于今天从政的文人是一帖苦口良药,如果不改变这些几千年沉淀下来的毛病,就千万不要到官场去凑热闹,十有八九不受老百姓待见,四处碰壁,灰头土脸的倒是小事,影响大局、贻误事业不是儿戏。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没有金刚钻,不揽那瓷器活。现代社会远不止于三教九流,有千万种职业、行业、专业可供读书人、文化人选择,不必再挤独木桥了。这是吾辈的幸事。为了避免不堪、难堪,必须正视自己,行行可以出状元,条条大道可以通罗马,大可不必在从政的一棵树上吊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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