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写作与养气
有些人喜欢写点东西，但常因写不出或写不好而苦恼。其中有些人在中学、大学曾读过不少有关写作知识、写作技巧的书籍，对如何选材，如何立意谋篇，如何语言外化等，心里是明白的，可一旦拿起笔来，就没词了，不知从何处入手、下笔;既或写了也不成样子。这与写作修养有直接关系。
笔者认为，懂得一些写作知识、写作技巧对写作是完全必要的，从理论上搞明白也是应该的，但光靠这些还不够。伟大爱国主义诗人陆游曾教导他的儿子说：“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示儿》)他道出了写作的真谛。这里所说的“学诗”，不仅指诵读、会读、能读懂，同时也泛指写作，即写作的功夫并不只在作法和技巧上，而是这些之外的“修养”上。在我国古代是把修养与养气同等看待、相提并论的。他们在论及写作修养时，提出了“养气说”，即“文”与“气”的关系说。“气”是我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者提出的一个概念，是指构成世界万物的一种自然物质;在人身上的“气”，则是人的生命力量的源泉。用今人观点看，它可视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可以视为知识、水平的多少、高低。
“养气”一般来说有两个途径：一是内心修养(内养)，二是外在阅历(外济);内养在读书，外济在远游，即古人常说的一句口头禅“读破万卷书，行走万里路”。
先哲孟子云：“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傲于心，则馁也。”(《孟子·公孙丑》上)意思是说，他善于修养自己的广大之气。集义养气是孟子的本领。孟子所谓气，既指体气，也指气势、正义感。他接着说：“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孟子所说的“养气”，是强调人的内心修养，即儒家的以伦理道德为内涵的思想修养，是“配义与道”而获得的“浩然之气”。“气”是由道德修养积累而产生的。他认为这种“气”至大、至刚，是充斥天地之间的。他的“知言养气”说，强调了“养气”才能“知言”，言辞完全是内心情感的一种外化形式。不过孟子的这些观点多是从思想修养方面来谈的，还没有涉及到文章写作问题。
到了魏晋时期，曹丕最早把“气”与写作联系起来，他在《典论·论文》中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强而致。”这里的“气”是指人的精神气质、个性特征。“清浊有体”是指气有阳刚、阴柔之分。由于有阴阳之别故形成个性气质的不同。曹丕在当时虽看到了文与气的关系，但他却把“气”看成是先天就有的，“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正因为是天赋的，所以不可“力强而致”。这与后天养气是相背的。到了南北朝时期，刘勰在《文心雕龙》一书中设专章论述“养气”问题，并把“养气”概念作为理论问题专门探讨。他强调“素气资养”，强调“养气”对艺术构思的重要作用，心和气畅才能使文思开通。“意得则由舒怀以命笔，埋伏则投笔以卷怀”。这是说等文思酝酿成熟之后再动笔，写不出时不要强行写，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他在《体性》篇还指出：“夫情动而言行，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这是说文章就是人的内在气质的外在表现形式。人的内在气质总是具有个性特征的，和作家的身世遭遇、学识、品德分不开。这些必然反映到作品中来，而形成不同的艺术风格。
到了唐代韩愈，他在曹丕“文以气为主”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气盛”“文宜”的观点。他说“气盛则言之短长声之高下者皆宜”，“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答李翊书》)韩愈这里所说的“气”，就不单指人的精神气质，而是指构成文章内在的一种气势;行仁义就是集义，集义才能养气。由于文章的气势充沛，即“气盛”就可调节文句的长短、声调的抑扬变化。
到宋代苏辙，他针对曹丕气“不可力强而致”的观点，提出了“文者气之所形”，“气可以养而致”。(《上枢密韩尉书》)苏辙明确指出了文章是由“气”形成的，强调了写作者的外在阅历，强调了“养气”对写作的作用。这种重视后天学习、修养的观点，把写作与参加社会实践联系起来，无疑是一种唯物主义的看法，应该说这是苏辙在文艺思想史上的一大贡献。他的养气说不仅指出了养气与写作之间的密切关系，还进一步指出，人的气质是可以通过修养来取得的;写文章不是单纯靠写作知识、写作技巧就可以解决的;文章是作者气质所表现的形式。我们从古人“养气说”可知，不论是思想修养也好，精神气质也好，还是文章的内在气势也好，都涉及到了作为一名作家、写作者的修养问题。
我们知道，作者的为人与作品的艺术风格是相关的。一篇文章的独特意境往往存在于人的独特风格之中，而风格的独特，就是个性化的创作方法(审美方法)。它与作者的精神气质、思想感情、艺术修养是相联系的。司马迁在《史记·屈原传》中说：“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迎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司马氏在这里指出屈原作品之“文”“辞”特征，都是由屈原个人的“志”“行”所决定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篇指出：“是以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子云沈寂，故志隐而味深;子政简易，故趣昭而事博!”就这四家的风格来看，贾谊的“文洁”，近乎作品风格的“精约”，但“体清”又近于“清新”，加上“俊发”，不是“精约”所能概括了的。司马相如的“理侈而辞溢”，近于八体中的“繁缛”，但“”不能概括“傲诞”。杨雄的“志隐而味深”，近于八体中的“远奥”，但“”不能概括“沉寂”。刘向的“趣昭”近于八体中的“显附”，“事博”近于八体中的“”，但这两体都不能概括“简易”。这里指出作品中的风格不能完全概括作家的风格。作家的风格，除了他的作品的风格外，还要加上作家的气质个性来考虑。作家的艺术风格之所以不同，都是来自其创作个性的。我国清代性灵派代表袁枚说：“为人不可以有我，有我，则自恃艮用之病多，孔子所以‘无固’、‘无我’也。作诗，不可以无我，无我，则剿袭敷衍之弊大。”(《随园诗话》)古今中外文人所论述的创作中要有“自我”问题，就是要有创作个性，只有这样才能形成自己的创作风格。我们评论一个人的作品时，常说“文如其人”、“诗如其人”，此话不谬。
因为艺术不是无情物，任何形式的文艺作品无不打上创作者的主观印记，而行诸笔墨的文字更是作者心灵的投影。“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从一个人的文章里我们往往能够看出他的为文乃之为人之道。诸如，从《离骚》中我们读出屈大夫的忧愤，从《出师表》中读出了诸葛武侯的忠烈，从《归去来兮辞》中，读出五柳先生的淡泊，从《赤壁赋》中读出了东坡居士的旷达，从《随想录》中读出了巴金的坦诚……由此我们得知，文品关乎人品，文格反映人格。
同是革命家，在世界观和意识形态方面必然有许多相同之处。但他们在个性特征上、在气质和文风上，都会有很大的差异：如毛泽东才气横溢、文采风流，善于诗词，写来意境高远，气势磅礴，运笔如行云流水。邓小平沉稳寡言，具有“柔中有刚、绵里藏针”的性格特征。他文风朴实，没有空话，用语精炼，要言不繁，在简明论述中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内容。
须知，个性风格是来自个人修养、个性修养的。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一个作家如果脱离了社会生活实践,那他的创作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可能写出好的作品来。不仅如此，丰富的生活阅历，往往会促发作家的创作灵感和生活激情，并通过陶冶性情，来直接影响文学作品的艺术风格。古今中外一些杰出的人物，都是非常重视一个人的经历、修养对作学问、搞创作的作用。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司马迁的家世、家庭对他的思想和治学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继任太史令之后，一度在国家图书馆里阅读、整理古代、当代的档案与藏书，这为他“读书万卷”创造了条件。在青、中年时代，他三次漫游大江南北，可以说是行了万里路。他东到会稽、泰山、海滨;南至巴蜀、昆明;西到陇西，北至长城内外，足迹遍及黄河、长江、粤江流域。所到之处，他广泛访问遗闻旧事，考察各地社会状况，了解风土人情，搜集大量历史故事和文物史料，接触到了人民的实际生活。这大大丰富了生活阅历，开扩了视野，增益了知识。这一切对他进步的社会观、历史观的形成，以及丰富《史记》一书的内容是有重大影响的。当然司马迁“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太史公自序》)给他带来极大的耻辱和愤慨。但这一遭遇，使他一方面对封建统治者的残酷的上层社会的世态炎凉有了很痛恨、很
深切的感受;另一方面，他为雪清耻辱，更加发愤著书，从前代贤人那里吸收了动力，从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中受到鼓舞、滋润，所以他用十年时间，终于完成了一部巨著《太史公书》。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从二十五岁开始“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几乎漫游了大半个中国。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从二十岁起，就开始十年以上的“壮游”，先南游吴越，后北游齐赵。他们接触到了更丰富的文化遗产和祖国的壮丽河山，同时也充实了生活，扩充了眼界。丰富生活阅历，从外在“养气”，这也是写作成功之妙绝。
“古学文者必先浚文之源，而后究文之法。浚文之源者何?在读书、在养气。”(清代邵长衡：《与魏叔子论文书》)读书深，才能养气足;多读书，才能养其气，这是讲的内心修养。“内有养而外有济”。(郑板桥：《与江宾谷、江禹九书》)内与外结合起来，思想修养，艺术涵养和生活阅历、宽广的知识面结合起来，再加上一定的写作技巧，由于“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苏辙：《上枢密韩太尉》)“气”养足了，虽不是有意去作文章，那它也会在不知不觉之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