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访问馨文居,您还没有 [ 登录 ] [ 注册 ]

漫谈写作与养气

时间:2023-10-14    来源:馨文居    作者:肖旭  阅读:

  漫谈写作与养气

  有些人喜欢写点东西,但常因写不出或写不好而苦恼。其中有些人在中学、大学曾读过不少有关写作知识、写作技巧的书籍,对如何选材,如何立意谋篇,如何语言外化等,心里是明白的,可一旦拿起笔来,就没词了,不知从何处入手、下笔;既或写了也不成样子。这与写作修养有直接关系。

  笔者认为,懂得一些写作知识、写作技巧对写作是完全必要的,从理论上搞明白也是应该的,但光靠这些还不够。伟大爱国主义诗人陆游曾教导他的儿子说:“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示儿》)他道出了写作的真谛。这里所说的“学诗”,不仅指诵读、会读、能读懂,同时也泛指写作,即写作的功夫并不只在作法和技巧上,而是这些之外的“修养”上。在我国古代是把修养与养气同等看待、相提并论的。他们在论及写作修养时,提出了“养气说”,即“文”与“气”的关系说。“气”是我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者提出的一个概念,是指构成世界万物的一种自然物质;在人身上的“气”,则是人的生命力量的源泉。用今人观点看,它可视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可以视为知识、水平的多少、高低。

  “养气”一般来说有两个途径:一是内心修养(内养),二是外在阅历(外济);内养在读书,外济在远游,即古人常说的一句口头禅“读破万卷书,行走万里路”。

  先哲孟子云:“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傲于心,则馁也。”(《孟子·公孙丑》上)意思是说,他善于修养自己的广大之气。集义养气是孟子的本领。孟子所谓气,既指体气,也指气势、正义感。他接着说:“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孟子所说的“养气”,是强调人的内心修养,即儒家的以伦理道德为内涵的思想修养,是“配义与道”而获得的“浩然之气”。“气”是由道德修养积累而产生的。他认为这种“气”至大、至刚,是充斥天地之间的。他的“知言养气”说,强调了“养气”才能“知言”,言辞完全是内心情感的一种外化形式。不过孟子的这些观点多是从思想修养方面来谈的,还没有涉及到文章写作问题。

  到了魏晋时期,曹丕最早把“气”与写作联系起来,他在《典论·论文》中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强而致。”这里的“气”是指人的精神气质、个性特征。“清浊有体”是指气有阳刚、阴柔之分。由于有阴阳之别故形成个性气质的不同。曹丕在当时虽看到了文与气的关系,但他却把“气”看成是先天就有的,“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正因为是天赋的,所以不可“力强而致”。这与后天养气是相背的。到了南北朝时期,刘勰在《文心雕龙》一书中设专章论述“养气”问题,并把“养气”概念作为理论问题专门探讨。他强调“素气资养”,强调“养气”对艺术构思的重要作用,心和气畅才能使文思开通。“意得则由舒怀以命笔,埋伏则投笔以卷怀”。这是说等文思酝酿成熟之后再动笔,写不出时不要强行写,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他在《体性》篇还指出:“夫情动而言行,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这是说文章就是人的内在气质的外在表现形式。人的内在气质总是具有个性特征的,和作家的身世遭遇、学识、品德分不开。这些必然反映到作品中来,而形成不同的艺术风格。

  到了唐代韩愈,他在曹丕“文以气为主”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气盛”“文宜”的观点。他说“气盛则言之短长声之高下者皆宜”,“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答李翊书》)韩愈这里所说的“气”,就不单指人的精神气质,而是指构成文章内在的一种气势;行仁义就是集义,集义才能养气。由于文章的气势充沛,即“气盛”就可调节文句的长短、声调的抑扬变化。

  到宋代苏辙,他针对曹丕气“不可力强而致”的观点,提出了“文者气之所形”,“气可以养而致”。(《上枢密韩尉书》)苏辙明确指出了文章是由“气”形成的,强调了写作者的外在阅历,强调了“养气”对写作的作用。这种重视后天学习、修养的观点,把写作与参加社会实践联系起来,无疑是一种唯物主义的看法,应该说这是苏辙在文艺思想史上的一大贡献。他的养气说不仅指出了养气与写作之间的密切关系,还进一步指出,人的气质是可以通过修养来取得的;写文章不是单纯靠写作知识、写作技巧就可以解决的;文章是作者气质所表现的形式。我们从古人“养气说”可知,不论是思想修养也好,精神气质也好,还是文章的内在气势也好,都涉及到了作为一名作家、写作者的修养问题。

  我们知道,作者的为人与作品的艺术风格是相关的。一篇文章的独特意境往往存在于人的独特风格之中,而风格的独特,就是个性化的创作方法(审美方法)。它与作者的精神气质、思想感情、艺术修养是相联系的。司马迁在《史记·屈原传》中说:“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迎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司马氏在这里指出屈原作品之“文”“辞”特征,都是由屈原个人的“志”“行”所决定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篇指出:“是以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子云沈寂,故志隐而味深;子政简易,故趣昭而事博!”就这四家的风格来看,贾谊的“文洁”,近乎作品风格的“精约”,但“体清”又近于“清新”,加上“俊发”,不是“精约”所能概括了的。司马相如的“理侈而辞溢”,近于八体中的“繁缛”,但“”不能概括“傲诞”。杨雄的“志隐而味深”,近于八体中的“远奥”,但“”不能概括“沉寂”。刘向的“趣昭”近于八体中的“显附”,“事博”近于八体中的“”,但这两体都不能概括“简易”。这里指出作品中的风格不能完全概括作家的风格。作家的风格,除了他的作品的风格外,还要加上作家的气质个性来考虑。作家的艺术风格之所以不同,都是来自其创作个性的。我国清代性灵派代表袁枚说:“为人不可以有我,有我,则自恃艮用之病多,孔子所以‘无固’、‘无我’也。作诗,不可以无我,无我,则剿袭敷衍之弊大。”(《随园诗话》)古今中外文人所论述的创作中要有“自我”问题,就是要有创作个性,只有这样才能形成自己的创作风格。我们评论一个人的作品时,常说“文如其人”、“诗如其人”,此话不谬。

美文,小清新图片,馨文居

  因为艺术不是无情物,任何形式的文艺作品无不打上创作者的主观印记,而行诸笔墨的文字更是作者心灵的投影。“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从一个人的文章里我们往往能够看出他的为文乃之为人之道。诸如,从《离骚》中我们读出屈大夫的忧愤,从《出师表》中读出了诸葛武侯的忠烈,从《归去来兮辞》中,读出五柳先生的淡泊,从《赤壁赋》中读出了东坡居士的旷达,从《随想录》中读出了巴金的坦诚……由此我们得知,文品关乎人品,文格反映人格。

  同是革命家,在世界观和意识形态方面必然有许多相同之处。但他们在个性特征上、在气质和文风上,都会有很大的差异:如毛泽东才气横溢、文采风流,善于诗词,写来意境高远,气势磅礴,运笔如行云流水。邓小平沉稳寡言,具有“柔中有刚、绵里藏针”的性格特征。他文风朴实,没有空话,用语精炼,要言不繁,在简明论述中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内容。

  须知,个性风格是来自个人修养、个性修养的。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一个作家如果脱离了社会生活实践,那他的创作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可能写出好的作品来。不仅如此,丰富的生活阅历,往往会促发作家的创作灵感和生活激情,并通过陶冶性情,来直接影响文学作品的艺术风格。古今中外一些杰出的人物,都是非常重视一个人的经历、修养对作学问、搞创作的作用。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司马迁的家世、家庭对他的思想和治学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继任太史令之后,一度在国家图书馆里阅读、整理古代、当代的档案与藏书,这为他“读书万卷”创造了条件。在青、中年时代,他三次漫游大江南北,可以说是行了万里路。他东到会稽、泰山、海滨;南至巴蜀、昆明;西到陇西,北至长城内外,足迹遍及黄河、长江、粤江流域。所到之处,他广泛访问遗闻旧事,考察各地社会状况,了解风土人情,搜集大量历史故事和文物史料,接触到了人民的实际生活。这大大丰富了生活阅历,开扩了视野,增益了知识。这一切对他进步的社会观、历史观的形成,以及丰富《史记》一书的内容是有重大影响的。当然司马迁“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太史公自序》)给他带来极大的耻辱和愤慨。但这一遭遇,使他一方面对封建统治者的残酷的上层社会的世态炎凉有了很痛恨、很

  深切的感受;另一方面,他为雪清耻辱,更加发愤著书,从前代贤人那里吸收了动力,从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中受到鼓舞、滋润,所以他用十年时间,终于完成了一部巨著《太史公书》。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从二十五岁开始“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几乎漫游了大半个中国。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从二十岁起,就开始十年以上的“壮游”,先南游吴越,后北游齐赵。他们接触到了更丰富的文化遗产和祖国的壮丽河山,同时也充实了生活,扩充了眼界。丰富生活阅历,从外在“养气”,这也是写作成功之妙绝。

  “古学文者必先浚文之源,而后究文之法。浚文之源者何?在读书、在养气。”(清代邵长衡:《与魏叔子论文书》)读书深,才能养气足;多读书,才能养其气,这是讲的内心修养。“内有养而外有济”。(郑板桥:《与江宾谷、江禹九书》)内与外结合起来,思想修养,艺术涵养和生活阅历、宽广的知识面结合起来,再加上一定的写作技巧,由于“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苏辙:《上枢密韩太尉》)“气”养足了,虽不是有意去作文章,那它也会在不知不觉之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

读书随想猜你喜欢
发表评论,让更多网友认识您!
深度阅读
爱情散文  名家散文  散文诗  诗歌流云  日志大全  人生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