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曾经告诫过近现代“上智”们，上边有愚民政策，下边有愚君对策。“下愚”们特别善于自力更生，创造条件，以非常艺术的方式，合理合法地批评官员。在群众批评有风险，表扬无限自由，没有风险的环境中，老百姓的“负表扬”艺术彰显民间智慧。
2011年5月9日，安徽合肥市中年妇女陈先红和其老母亲陈福翠一起举着锦旗，站在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公众入口”的门外，给合肥中院送锦旗。上款：“憎：合肥市中级腐败法院”。锦旗中间的对联：“规避事实枉法裁判，损法尊严丧心缺德”;落款：“灾民：陈先红丁汝胜惊”。媒体报道和现场照片上网后，舆论一片哗然，有人说案件当事人陈先红“玩行为艺术”，有人说陈“恶作剧”。以案说法，就《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而言，陈先红的做法属于“负表扬”，即以自由表扬权批评审判机关，表达自己的不满意见。就法治史和司法实践而言，在两造对抗的审判中，任何案件的满意度最高为50%，不可能使双方都满意。陈先红的主张与诉求是否正确，案件尚未进入司法监督程序，没有最终定论，暂且不论谁是谁非，单说陈先红的“负表扬”的“创意”和效果。锦旗是常见常用的表扬形式，陈先红却在内容上反其道而行之。对联内容不是常见的颂词：“司法为民”、“为民除害”。陈先红将“赠”改为“憎”，以表示愤怒;将“敬”改为“惊”，以表示惊讶、震惊。将“人民法院”的“人民”二字改为“腐败”。仅此两字，不但让人啼笑皆非，且产生对司法腐败的合理怀疑，并对严峻的法治问题产生种种意味深长的联想。截至目前，没有任何一部法律禁止公民给国家机关送锦旗，也没有一条法令说送锦旗是违法的。就公民权利而言，法无禁止，既是合法，这种民间智慧旨在既发出批评的声音，又合情合理地规避违法。陈先红的“负表扬”锦旗送到合肥中院门口，长时间无人来接。说明法院习惯了接受群众颂扬的锦旗，而对突如其来的“负表扬”或者措手不及，不敢“接招”，或者乱了方寸，不会应对，说明司法机关在应对民间智慧方面没有智慧，至少是在遇到“行为艺术”挑战时，缺乏危机公关艺术，“上智”败在“下愚”手里。
西汉刘向在《说苑·谈丛》指出：“十步之泽，必有香草;十室之邑，必有忠士。”民间有高人，民间智慧由来已久，生生不息，非常普遍，并非今日陈先红女士首创。1980年代，鉴于“文革”时期“大字报”的危害性，国家立法取缔包括“大字报”等“四大”，但是，取而代之，新的民意表达渠道尚未开通，许多基层群众无法正常表达自己的批评意见，于是，民间“高人”创意的“绝招”和“怪事”旁逸斜出。
我早年生活过的一个小镇上就发生了一件流传几十年的“怪事”。乡长滥用职权、收受贿赂、腐化堕落，民愤极大，群众无法表达。于是，有“高人”出招，请农民作家起草，农民书法家执笔，用大红纸书写“表扬信”，反话正说，历数腐败乡长“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上级政策”(违法乱纪)、“经常组织干部支持餐营业并千方百计地节约机关办公经费”(吃喝欠款)、“热爱人民更热爱人民的货币”(受贿)、“思想特别解放”(胡作非为)、“密切联系群众尤其密切联系漂亮小姐群众”(嫖娼)、“热心给群众送温暖尤其热心给个别小寡妇送温暖”(性交易)等等“丰功伟绩”，欢送腐败乡长“到上级机关担当重任，为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建议上级机关“提拔重用”那个“年富力强，工作能力特别强”的腐败乡长。乡民们用形式合法的“表扬信”代替非法的“大字报”、“小字报”，大造舆论，在群众的一片狂欢中，腐败乡长“被欢送”滚蛋。
偏好赞扬，厌恶批评是人性的弱点之一，因此，表扬自由无限，表扬渠道畅通无阻，而批评自由有限，批评习惯性受阻。国家机关由人组成，人性的弱点会因为机关公权力和官员权势而无限放大。《宪法》规定的公民言论自由首先是批评的自由，因此，温家宝总理曾经指出的“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可谓切中时弊，击中要害。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是及时化解矛盾，避免突发事件的需要，也是建设“责任、法治、服务”型政府，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