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刚刚兴起的时候，清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态度暧昧，听任地方官员自行处置。这样，官员中就分成了两派：一派看到“拳民不足恃”，主张剿灭;一派则看到“拳民”的排外情绪可为朝廷所用，主张利用义和团来对抗外国列强。
1900年春夏之交，义和团在一些官员的支持下势力坐大，逼近京津，朝廷再也不能漠然置之了。这个时候，最高决策者慈禧太后依然拿不定主意，她既不知传说中拳民的“神功”是真是假，也不知这股来自民间的力量能否为己所用。于是，慈禧太后派赵舒翘、刚毅等大臣前往涿州“考察”，打探义和团的虚实。考察后，刚毅力陈“拳民可恃”。赵舒翘虽看出义和团所谓的“神功”是假的，可是，他是个老于世故的官僚，不想得罪实权派人物刚毅，所以就在给慈禧太后的报告中含糊其辞，不明确表态。
在刚毅、赵舒翘等人的影响下，慈禧太后以为义和团确有“神功”，于是下决心招抚义和团。有了朝廷的明确支持，义和团排外情绪高涨，不仅屠杀传教士和教民，而且连与洋人有关的铁路、电灯、电线等亦在捣毁之列。在这种情势下，西方列强要求清廷镇压义和团，以保护使馆、传教士和教民的安全，否则，就组成联军，再次侵华。到了这个时候，问题从对义和团的“剿抚之争”转变成了对西方列强的“和战之争”，内政转化成了外交。是剿灭义和团以换取国际和平，还是依靠义和团向西方列强宣战，朝廷必须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
由于事关重大，清廷连续举行了四次御前会议，讨论战与和的问题。在会议上，主和派与主战派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主和的大臣有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等，他们主张镇压义和团，缓和与西方列强的矛盾。主战的大臣有刚毅、载漪、徐桐等，他们支持义和团，主张对外宣战，攻打使馆。在第四次御前会议上，慈禧太后明确表示要向“万国”开战，可她又说：“诸臣有何意见，不妨陈奏。”内阁学士联元坦率地说：“如与各国宣战，恐将来洋兵杀入京城，必致鸡犬不留。”此言一出，慈禧勃然变色，说：“这说的是什么话?!”光绪皇帝知道万不可与西方列强开战，但慑于慈禧的淫威，不敢明说，想借“通洋务”的大臣许景澄之口说动慈禧。他从座位上下来，拉着许景澄的手说：“许景澄，你是出过外洋的，又在总理衙门办事多年，外间情势你都知道，这能战与否，你明白告诉我。”
许景澄说：“闹教堂伤害教士的交涉，向来办过的，如若伤害使臣，毁灭使馆，则情节异常重大，国际交涉上罕有此种成案，不能不格外审慎。”
光绪皇帝听了这番话，悲从中来，拉着许景澄的手痛哭，许景澄也随之涕泣。慈禧太后见此情形，厉声呵斥：“这算什么体统?!”
最后，慈禧太后还是决定向西方各国开战。做出开战的决定后，慈禧太后对主和派官员进行“问责”。在1900年7月28日和8月11日，慈禧太后分别将主和的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立山、联元等五人处死。
开战之后，义和团的“神功”当然不敌西方列强的洋枪洋炮。八国联军以“保护使馆”的名义长驱直入，于8月14日攻陷了北京城。这时，慈禧太后才知“拳民不足恃”，只好带着光绪皇帝仓皇出逃。
在向西逃亡的途中，慈禧太后开始设法与西方列强议和。为了表达议和的诚意，朝廷连续下诏，剿灭义和团。剿灭义和团的同时，曾经支持义和团、主张开战的官员也遭到了慈禧太后的“问责”：载勋、赵舒翘、毓贤、启秀、徐承煜、英年等人均被处死，刚毅本应斩立决，因病故而得免，徐桐因在八国联军攻破北京城之际自尽而得免，其余因主战而获罪的官员还有一百多人。
在剿灭义和团、惩办主战大臣、签订屈辱条约之后，清廷与西方列强议和成功，慈禧太后得以重返京城。面对国家的这次劫难，慈禧太后把她自己本该负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她说：“这都是刚毅、赵舒翘误国，他们实在死有余辜。”在此基调下所发的上谕也把责任完全推给了“诸王大臣”：“……追思肇祸之始，实由诸王大臣等昏谬无知，嚣张跋扈，深信邪术，挟制朝廷，于剿办拳匪之谕，抗不遵行，反纵信拳匪，妄行攻战，以致邪焰大张，聚数万匪徒于肘腋之下，势不可遏。”
平心而论，刚毅、赵舒翘等人在“庚子之变”中确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若真正“问责”，慈禧太后无疑要承担最重要的责任。当时，朝廷上虽有刚毅等人主战，但也有许景澄等大臣客观、冷静地分析局势，指出了向西方列强开战的灾难性后果。可是，慈禧太后不但不听取正确意见，反而处死了许景澄等五位主和的大臣。慈禧太后在“庚子之变”中两次“问责”，两次大开杀戒，主和派和主战派均成了她的刀下之鬼。可是，她却恰恰漏掉了最该承担责任的人——自己，这样的“问责”充分地暴露了独裁者的无耻。
继续追问，主战派也好，主和派也罢，这些大臣都不过是慈禧太后的替罪羊。他们的人生悲剧实际上正是封建时代君臣关系的一种真实写照。在专制体系下，最高统治者永远“圣明”，所以，明明是“圣上”(有时也会是太后)犯下的错误，后果却要由“臣子”来承担。这样的君臣关系在歌舞升平的时期还能对付，但若遇到大事，赶到非常时期，就会将“臣子”置于两难的境地——若坚持说真话，就会触怒龙颜，有被杀头的危险;若曲意逢迎，揣摩着主子的心思说话，一旦铸成大错，自己也会成为替罪羊，也有被杀头的危险。可见，封建专制体制之下，即便是王公大臣，也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他们进退失据、“里外不是人”的窘境恰恰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专制制度的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