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农科院教授“不搞转基因育种，肯定要落后挨打”的表态，尤其是中国农大教授指出的“实际上，妖魔化转基因食品及其育种背后有商业推手，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商业目的”(见《中国经济周刊》)，我有点吃惊。
倒不是惊叹其观点如何。媒体人，纯外行，岂敢为“挺(转基因)派”、“否(转基因)派”判是非?只是惊讶，“挺派”教授一番指责，跟“否派”拥趸的批评何其相似乃尔。
看袁隆平说的，他在推广转基因作物上也是“否派”，但他表达观点平心静气：转基因水稻要试验，但推广要慎重，得两代人试过才行。可大批粉丝就不客气了。他们抓住“挺派”大将方舟子，才不跟你理论什么转基因食品的“安全”、“环保”与否，只管骂你“卖国贼”，“假洋鬼子汉奸”!
一项新技术，成乎败乎，需要的是实验、探讨。有理不在声高。辱骂、恐吓实在算不上探讨，倒像鲁迅说的，“是一枝白粉笔，它能够将粉涂在对手的鼻子上，使他的话好像小丑的打诨”。于是乎，对方不攻自破，己方得胜回朝，好不痛快。
但是，哪里就“胜”得了?本来是技术问题，硬要用“白粉笔”涂抹为政治问题，结果不解决任何问题。技术与政治，各有规律，不可混搭。一混搭，必紊乱，“剪不断，理还乱”，那说理又怎能服人、收效?遗憾的是，当代中国之“白粉笔”，岂止在一个转基因场合涂来抹去而已?旗号不尽同，其思维的本质都未脱“泛政治化”窠臼。
所谓“泛政治化”，指过分政治化，将非政治问题也提到政治层次，提到意识形态高度。曾几何时，联产承包，长途贩运，雇工办个“傻子瓜子”，般般大逆不道，甚至如邓小平讥嘲的“有些地方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得很!”邓小平的理论贡献就在，抓经济建设的牛鼻子，变生产关系标准为生产力标准，思想禁锢一举甩掉。
可惜，一种陈旧的思维方式不再居支配地位，不意味其残余就烟消云散。比如，为从欧美的拍卖会购回一件无足轻重的文物，不就吹擂“爱国主义的盛举”吗?还有，人家的大松博文、井村雅代来做教练，好;可一当我们的国手出去带教排球、乒乓球，不好，要骂“卖国”。以致那一回亚洲杯足球赛，为表达对于日本政府不满，中国球迷竟以排山倒海的嘘声迎接日本队。连日本队教练，兼有“中间人”身份的济科也感慨：“中日间有政治的问题，但这和体育无关。”
在无关政治的地方，不宜神经过敏。过去，只要外来客商说几句政治上的恭维话，来个“挥舞红宝书”，就甘愿奉送好处给他;反之，你是“帝修反”，则再好的生意也断掉。如此“政治”性商贸，束缚手脚，违背经济学鼻祖阐述的“比较优势”理论，实属不智!即使今天，面对国际贸易冲突，龙永图提醒该以技术性手段化解，“中方不需要激情泛滥，将问题政治化”。因为“合则双美，离则两伤”，情绪化对待的结果是吃亏。
自然，也得提醒外方的。去美国买台计算机，并购家工厂，他说涉及国家安全不卖。放着生意不做，可笑!泛政治化无分中外，都要不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