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人民群众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给的”，这个道理，讲了几十年，向无争论，也无疑义，我们的万千官员，对这个定则也耳熟能详，甚至众口一词。但为什么，仍然会发生权力的腐败，仍然会出现将人民“给”的权力变为一己私权的蜕变异化?
因为不少官员以为，既然人民将权力“给”了我，那么就应由我来代行全权，于是“作主论”就出来了，当官不为民作主，还不如回家卖红薯呢!于是也有一些官员是好的，他在行使“全权”时，“主动”欢迎人民群众监督和批评，这种“民主作风”，被称为“宽广胸怀”，其实也只是一种并不可靠的“伟大谦虚”。
毛病出在哪里?出在人民“给予”权力的时候，是否“给”了“全权”?事实上，“我们的权力”，全部是人民“给”的;但人民并没有“给予”我们全部权力。
现在人们喜欢重弹“契约论”的老调。恰恰是在这一点上，走进一个深深的误区——据说人们在“自然状态”中，互相争斗，没有秩序，最终一损俱损。于是订立契约，转让权利，组成国家，所以说，权力来自人民，这是不错的，但问题在于，人民让渡权利给国家(政府)的时候，究竟是否转让了“全权”呢?
其实所谓契约论，是建立在一种假说的前提之上的，便是这种假说，其精髓也不在于人民对于权力的“转让”而在于人民在订立契约组成国家时，仅仅让渡了一部分权利，而并没有转让“全权”。这就是作为现代契约论核心的“保留权利”理论。这个宪法学的真髓告诉我们，人民在转让权利组成权力时，保留(不转让)了五项最重要的权利，这就是生命、自由、财产、平等和批评政府的权力。“保留权利”，是真正的“天赋人权”，也是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第一款规定的“国会永远不得立法剥夺的权力”，是人民永不让渡的权力。这就是说，“契约”状态下，人民只让渡了一部分权利组成国家，最重要的权力仍然“保留”在自己手中而丝毫没有转让——我们说“责任政府”，是指权力来自人民，说“有限权力”，更是说人民并未转让全部权力。
“保留权利”中，生命权是基础，生命至高无上，不可剥夺，一直发展到“一个人的生命与一万个人的生命同样宝贵”的存在主义理论;自由权的基石是契约自由，人民不但在契约中有表达真实意思的契约自治的自由(因此政府在原则上不能干预私人经济生活)，而且在社会生活中有“免除恐惧”的自由;财产权说的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政府除非出于真正的公共利益不得侵犯更不得剥夺人民的财产;平等权不但是指“一人一票，一人只有一票，每人都有一票”的政治权利，更是指在市场契约中的当事人平等。至于批评政府的权力，这就是监督权，直至“废止契约”的权利。这个权力，不是政府以“民主作风”赋予人民的，而是人民始终保留在手中的宪法权利。
宪法学上确有一个命题，叫做“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于是人们就呼吁“分权”，把注意力集中在各项公权力之间的互相分立上，例如国家结构形式上的中央集权和州权的分立，例如中央政权组织形式上的三权分立。这其实还是从权力系统内部来寻找制约的杠杆。这是完全不够，甚至往往无效的。“保留权利”理论指出的是公权与“私权”的分立，是说真正制约公权力不让它腐败的是“外在的权力”，这就是仍然掌握在人民手中的“保留权利”。“保留权利”的存在、不可剥夺的正常运行，是“转让权力”不异化、不腐化的真正的最终杠杆和可靠保证。因此我们说，权力不是“绝对”的，不只是指权力内部要分解，更是指权力以外要有有效的制约。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要全面理解“契约论”，尤其要把握它的精髓。只有走出人民“给”了(“转让”或“委托”了)“全权”这个误区，政府才不会腐败，权力才不会异化。
谁也不要以为，人民“给”了你权力之后，他手里就“空空如也”，一切听凭“作主”了——这可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现实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