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等置身其中的时代，不妨命名为“没有佳话的时代”。写下这句话，就像刚刚收到一份扫兴的病情化验单，往轻里说，也意味着一代人的无趣。
所谓佳话，指的是两桩反常行为的奇妙媾和。试以中国最早的佳话“太公八十遇文王”为例，姜太公垂钓渭水边，若没有周文王的大驾光临并礼敬高贤，此举不过一幅“孤舟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凄清景致罢了，毫无意义，搁在今日，姜太公以直钩钓鱼之举，还可能被视为老年痴呆症呢。再以嵇康临终在城楼上奏《广陵散》为例，在这个故事里，佳话虽然只是一段插曲，故事的本质仍是悲剧性的：嵇康一曲弹罢，即引颈就戮，但假如执刑者拒绝嵇康索琴弹奏的要求，更有甚者，还对死刑犯五花大绑，《广陵散》就会随同嵇康一道死得不明不白，后人连一缕思古幽情都找不到。民国时曾有多位知识分子公然顶撞蒋介石，然后全身而退。设若顶撞的后果只是顶撞者遭削职法办，甚或锒铛入狱，佳话就无从谈起，今人缅想不已的“民国风范”也将失却三成风味。反观今日，区区一个科长都少有下属公然冒犯，一个人只要官居某种高位，就有望制度性地获得免遭批评的特权，所谓民国风范，只能沦落为某种“白头宫女”的遥远谈资了。对于当官者，那兴许意味着一种盛世光景，对于天下百姓，则无趣到家了。
我猜，存在着一种佳话社会学，学者或可根据佳话的性质、种类及多寡，判断一个社会的动荡和开明程度。当然，佳话不是判断社会优劣的可靠标准，一个时代佳话太多，有时反成不祥之兆。时逢乱世，纲纪松弛，法度不彰，各路枭雄出于各自野心，常会以超常规方式延揽人才。我们听到的与人才相关的重量级佳话，往往诞生于此，如先秦和三国时代。试想，仅曹操一人在用人方面提供的佳话，就可能超过某些乏味朝代的总和了，但除了野心勃勃之徒，没有谁渴望回到那个“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乱世。
佳话太多未必好，杜绝佳话肯定更糟。我们不能指着某位科学家的鼻子，责备他为何得不到诺贝尔奖，但是，当一个人口大国的科学家数十年间集体落选诺贝尔奖，我们一定知道某些环节坏事了。同理，我们也不能埋怨某位名流或领导为什么不能联袂向社会奉献出佳话来，但当我们睁大眼睛竖直耳朵都打探不到一桩佳话时，我们也会想见，这个社会一定出现了某种体制性、结构性问题。也许，对统治者来说，万马齐喑不见得坏事，整个社会都是一座病梅馆，更容易他追求廉价的长治久安，但人活一世，不是为了绵延某种皇祚，而是为了舒张个体的自由意志。有一点人们是清楚的：花没有拒绝绽放的本能，意志没有放弃自由的理由，个体也没有甘愿平庸的诱因。当我们沮丧地看到，太多具有佳话潜质的努力——无论表现方式如何迂曲——最终都万变不离其宗地遭到扼杀，我们就能判断一个社会的病态程度了，更可怕的是，那是一种高度成熟的病态。
何谓“具有佳话潜质的努力”呢?试举例以明之。多年前，清华大学礼聘的教授陈丹青先生愤于艺术考生的招考方式，决然辞职。假如我们紧接着看到一幕“萧何月下追韩信”的场景，相关领导幡然悔悟，一边向陈丹青道歉，一边忙着纠正过错，一段美好的佳话也就算产生了。可我们看到了什么呢?在徒具形式的挽留背后，分明是这层态度：别指望学校为你另立规矩，少啰嗦，走你的吧。再如，在这个论资排辈风气极度浓重的国度，偶尔出现一位妙龄只有29岁的市长，任谁也愿乐观其成，谁知，人们再次失望了，因为他们接着看到的，乃是该市长涉嫌论文剽窃的前科，参照当今诚信社会的标准，这号人物还能在仕途上一帆风顺、高歌猛进，不仅与佳话无缘，还是板上钉钉的丑闻。下文如何呢?我不知道，好像也没人知道。正是在相关消息的突告沉寂中，我们加深了内心的寒意，因为，现代政治原是最不该躲避阳光的。不扯远，德国前途无量、年仅39岁的国防部长古滕贝格，在论文被揭抄袭之后，仅仅一周，即在民众的质疑声浪中宣布辞职。
说到剽窃，近年来国内曾揭出多起知名学者涉嫌抄袭的事件，抄袭固属丑闻，假如被揭者能迅速唤回良知，向公众及有关部门及时认错，丑闻也未尝没有转成佳话的可能。可悲的是，这帮剽窃者不仅缺乏认错的雅量，还欠缺起码的人情历练。从应对策略上讲，哪怕装出认错的模样，也会好过一味死撑硬扛。谁都知道，中国人有偏爱回头浪子的审美习惯，我们也有“得饶人处且饶人”的处世哲学。这帮抄袭者竟然轻易放弃对自己如此有利的民族心理资源，只能从另一面说明，他们除了缺乏学者素养，还具备一种别致的平庸。拥有这份别致平庸，一旦猎获学界高位，别的能耐固然说不上，全方位扼杀学术佳话的能耐，则是不容置疑的。
“难道这朵野玫瑰无人评论就不香了吗?”(赫兹里特语)不，她的香气仍在，只是不容易被人闻到了。别说一朵野玫瑰，即使智谋出众如姜子牙，倘若得不到周文王的赏识，乍看上去不也像个老年痴呆者吗?但我们谁敢说姜太公真是老年痴呆者呢?所以，虽然我们被迫生活在一个没有佳话的时代，但我们没有权利断言今日中国缺乏特立独行之士，我们知道的只是，由于一种平庸机制正在持续高效地发挥作用，野玫瑰出众的香味，已经不易被人嗅到了。退一万步说，这也是人生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