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秦《广武将军碑》，国家一级文物，刻于建元四年(368年)。四面刻。在清乾隆年间武亿的《授堂金石跋》中有著录，清初时曾一度轶失，1920年在陕西白水南彭衙村寒崇寺内被重新发现。于右任将《广武将军碑》《姚伯多兄弟造像碑》《慕容恩碑》称为“关中三绝碑”。
公元3世纪末，关中、陇西屡次被氐、羌族侵扰。西晋元康九年(299年)，孟观西进征讨，生擒氐族主帅齐万年。当时有一个名叫江统的大臣深虑外夷乱华，认为应该防微杜渐，作《徙戎论》上奏晋惠帝，痛陈“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提出将氐、羌等族迁出关中，并明指并州的匈奴部落为国家隐患，应发还其本域。也许是操作过于困难，西晋惠帝司马衷并未采纳他的意见。“未及十年，而夷狄乱华，时服其深识”。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西晋短暂统一后，天下再次大乱，中国北方成为少数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羌)纵横的跑马场。十六国中，许多国家的名字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已经相当陌生，比如前秦，但“淝水之战”一定不陌生。
没错，在这场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战役中，主角之一就是前秦。
公元350年，氐族人苻洪占据关中，称三秦王，不久后建立前秦。前秦共历六主，享国44年(350年-394年)。因其所据为战国时秦国故地，故以“秦”为国号。后为区别于其他以“秦”为国号的政权，史称前秦。
苻洪称王关中未久，遭人毒死。352年苻健称帝，定都长安，居西汉长安故城一隅。之后东晋屡次派褚裒、殷浩、桓温等率军伐之，苻健皆成功抵御，国势渐固。355年，苻生继立，他淫杀无度，苻坚乃杀而代之。苻坚崇尚儒学，奖励文教，在王猛的辅政下，得以集权中央，发展经济，国势大盛，“关陇清晏，百姓丰乐”。盛时疆域东起朝鲜，西抵葱岭，南并川蜀，北逾阴山。前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北方的非汉民族政权。
王猛(325年-375年)，出身贫寒，然博学，好读兵书。东晋永和十年(354年)，也就是王羲之写完《兰亭集序》的第二年，东晋大将桓温进兵关中，王猛前往拜见。王猛可是个魏晋风度十足之人，他“扪虱而言，旁若无人”，让桓温觉得大为诧异。但王猛此次拒绝了桓温之聘，却与苻坚混在了一起。他与苻坚一见如故，共论废兴大事，异常契合。苻坚即位，王猛曾在一年中五次擢升，官至丞相，成为苻坚主要的辅佐大臣。
建元十一年(375年)六月，王猛去世，终年51岁。他临终时犹以前秦内部各族豪酋势力为忧，以东晋为正朔所在，劝苻坚勿进攻东晋，但此建议未被采纳，导致前秦大军在淝水“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大败亏输，国势一蹶不振。
当年苻坚率军挺进江南，声称自己八十万铁骑投马鞭于长江，“足断其流”。所谓骄兵必败，一切皆成云烟。幸好失败前他为我们留下了两方珍贵的碑石，这就是《广武将军碑》和《邓太尉碑》。
《广武将军碑》亦称《立界山石祠碑》或《张产碑》，前秦苻坚建元四年(368年)十月立。碑为尖首平收，通高176厘米，宽72厘米。碑额刻“立界山石祠”5字。过去人们依据碑正文内第一行最末存“广武将军”字样，称之《广武将军碑》。碑阳17行，碑阴18行，行字32字，碑首题名15行。
《广武将军碑》明末清初已有少量拓本传世。但到了清代乾隆初年又不知踪迹，时陕西巡抚毕沅根据旧拓称原碑“在宜君”，后人苦苦寻访于陕西宜君一带，终无所得，传已轶失。
1918年，于右任被推为陕西靖国军总司令，曾经盘桓宜君，遍访当地耆老，可惜依然无人知道《广武将军碑》的踪影。1920年《广武将军碑》在陕西白水南彭衙村寒崇寺内被重新发现。不久，靖国军第三路参谋李春堂得到一套拓本，赠送长官于右任。当晚于右任喜不能寐，张贴拓本于壁，并作长诗《广武将军复出歌》回赠李春堂。
后来原碑为地方豪强赵子健移至白水(今陕西渭南市白水县)仓颉庙，藏于影壁内，并以草拌泥掩之。某日，在西安碑林旁边开碑帖铺的谢秀峰背着点心、名酒到澄城(今陕西澄城县)拜见当地豪强赵子健，求拓北魏《晖福寺碑》(此碑1972年从澄城县移存西安碑林)，却被赵拒绝。谢秀峰垂头丧气地想，跑了这么远的路，也不能白来啊!他走到白水仓颉庙，听闻到《广武将军碑》被掩藏于此的特大喜讯，于是匆匆洗碑，星夜赶拓五十余份，带回西安后出售，大获其利。
赵子健闻听《广武将军碑》被谢秀峰数次偷拓，怒不可遏，要派手下缉拿谢秀峰。谢大惧，再也不敢踏进仓颉庙一步。为了保险起见，赵子健再次将碑石转藏纵目镇小学。1972年《广武将军碑》被移至西安碑林，现存碑林第三展厅。
此碑所记将军名产，其姓已泐，不可知。康有为1923年跋张鹏一藏此碑拓本云：“北碑近新出土以此为古雅第一。《关中金石志》名为《广武将军》，则非也，乃广武将军曾孙产耳。惟碑为苻坚建元四年，去王右军《兰亭》仅十二年，故字多隶体，实开《灵庙碑》之先，渊茂且过之，应与《好大王碑》并驱争先。此拓有碑额、碑阴，尤为完美。碑阴字似流沙坠简，古逸至矣。吾拟名此碑曰《秦建元四年产碑》，在陕亦为关中楷隶冠……”
该碑原名《立界山石祠碑》是一通界碑。碑阳正文分三段，第一段为碑主家世履历和事业;第二段为碑主会同当地显要，与冯翊将军、抚夷将军等划分疆界的经过，以及自己疆界内的部族、吏民情况;最后一段为铭文。碑阴和碑侧为立碑人姓名。其中不但存有前秦渭北疆界的划分、职官的设置、部族的分布等信息，而且残存的134个题名中还包含了大量的官名，如部大、酋大以及广武、建武、广威、鹰扬等16种杂号将军;大量的少数民族姓氏，如夫蒙、同蹄等许多信息，为研究当时的地域疆界、官员配置、民族融合提供了大量的参考资料。马长寿先生的《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考之甚详。
前秦石刻极少，仅此碑与《邓太尉碑》(亦藏西安碑林博物馆)两例，故世人极其珍视。该碑的艺术价值、史料价值再加上前秦碑刻的珍稀性，使该碑成为一通举世罕有的极品碑刻。
康有为提到此碑晚王羲之《兰亭序》12年(实际应为15年)，这个时期是书法史上承前启后、风格多样的时期。一方面，以王羲之为典型的东晋人士追求“江左流美”的书风，开创了尺牍派书法;另一方面，隶书向楷书过渡的碑刻，形成了既有别于东汉隶书碑刻，又有别于北魏碑刻的特殊风格。这一派中，以《广武将军碑》最为奇古。该碑融隶、楷为一体，故康有为赞它为“古雅第一”“为关中楷隶冠”。
此碑书体在隶楷之间，笔画细长纵逸，结体平直宽博，行笔恣意雄肆。姚华叹曰：“于《爨宝子碑》见古隶之结局，于《张产碑》(即《广武将军碑》)见今隶之开宗。”康有为指出其书与汉简相近，意指此碑还具有草书之味。其文字布局不拘条框，刊刻率意，融入了北方游牧民族率朴不羁的性格，是古代碑刻书法的一枝奇葩。
此碑最旧本传为明拓，碑阳四行“声特”之“声(聲)”字“耳”部中间两横画犹存(见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乾隆前拓本碑阳“声特”之“声”字“耳”部中间两横画已损，末行第五字“言”旁之“口”未损。碑阴右下角第二行“将军秦国囗秦”之“将军”右半可见，其下“秦”字完好(见上海图书馆藏本)。1920年复出后拓本，碑阳“声特”之“声”字“耳”部横画全损，末行第五字“言”旁之“口”已损。碑阴右下角第二行“将军秦国囗秦”之“将军”右半损，“秦国”之“秦”泐尽，“国”损上半。
1949年以后几乎不再椎拓。现存此碑拓本基本皆为民国拓制，已属难能可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