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界里的缝隙和监视
1920年6月，五四运动过去了整整一年，带给社会民众心理的冲击仍在持续中，上海租界里的洋人们尽情享受着“国中之国”的特殊待遇，俄共(布)远东局实现了“目光东向”战略的第一步，维经斯基率领的代表团正在有条不紊实施着俄共(布)授予的秘密使命，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老渔阳里二号悄然成立，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如同一株幼苗，悄悄地探出土层，暗暗蓄积着成长的力量。
租界的设立，是中华民族遭受外族侵略丧失主权的标志。
1840年，英国以战争的方式敲开了中国的大门，一场持续两年的鸦片战争以中国的彻底失败而告终，由此诞生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条约”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中国的五个沿海城市向英国开放通商口岸，其中包括上海。上海通商之后，大量的外国人涌了进来，他们为了在中国建立活动据点，从而为各种侵略活动提供更多的方便，就迫切地需要一块属于自己的专用地。
l843年l1月8日，英国人巴富尔来到上海，出任英国首任驻上海领事。他根据《虎门条约》向上海道台宫慕久要求划出一块土地作“居留地”，专供英国侨民使用。宫慕久以为华洋分居能避免“纠纷”，默许了巴富尔的要求。11月l4日，巴富尔发出通告，宣布上海于1843年11月l7日正式开埠。
在上海被迫开埠后的一百多年里，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入侵上海，外国的船只从外洋直溯而上，他们在上海竞相设立租界：
1845年英国殖民者首先在上海县境域划定英租界。
1849年，法国殖民者要求划定法租界。
1863年，美租界与英租界合并成立公共租界。
整整一个多世纪,上海成了外国侵略者“冒险家的乐园”。
列强践踏，国土沦陷，近代上海逐步形成公共租界、英法租界、华界“一市三治”的奇特政治格局，由于缺乏统一的权力中心管控，分割的地理格局、不同的行政管理制度、混居的活动人群，正是由于这种多元结构所造就的“无序的活力”，出现了城市管理的一道道缝隙。
这是物理意义上的缝隙，更是制度意义上的缝隙。这样的“缝隙”，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长提供了一个政治活动的缓冲地带。
然而，城市管理存在缝隙，并不等于管理的空白地带，事实上，陈独秀的频繁活动早已引起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关注。
1920年8月22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警务日报》在“中国情报”一栏中出现了一则长达36行的情报秘闻：
陈独秀，前北京大学教授，现居环龙路。据报道称，陈正于该处安徽籍人士中组织一社团，旨在改进一系列安徽事务并废除现任督军……到达上海后，陈独秀去了全国学联和江苏教育联合会，但并没有参加任何学生会议，至此也可以确定他并没有公开卷入到学生动乱中。一般认为，陈独秀是一位相当激进的改革者，在北京时曾撰写过一些书，这些书在发行流通之前就被政府控制了。但是在没收前，学生就从政府圈得到了这些书的一些印本。
这份由工部局警务处处长麦高云呈送总办利德尔的报告，用英文撰写，将陈独秀的名字拼写为Chen Tuh Hsu。
《警务日报》是工部局警务处编制的日报，主要记载警务处各捕房中、西人员变化情况，监狱及各捕房拘押囚犯统计，当日捕房管辖范围内发生的火警及各种刑案等。《警务日报》中的重要内容，通常会批转给工部局相关部门处理，或提交工部局董事会议及其各委员会——公共租界的决策与咨询机构，并加以讨论。
这份日报，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租界警方已经在密切关注陈独秀的行踪动向，并详细了解陈独秀在北京和上海的“过激”行为，只是，还没有到采取行动限制其自由的时机。
陈独秀早年参加过暗杀团，在北京也有过被捕入狱的经历，丰富的斗争经验让他时刻保持着高度警觉。尽管租界的管理相对于其他地区要宽松得多，但他很清楚统治当局对秘密结党建社的容忍程度。暗夜里遽然闪烁的光，在一些渴望黎明的人眼里，是曙光，是希望之光，但在一些企图用黑暗笼罩世界的人眼中，这光，是暗夜的不速之客，是不被允许出现的异端。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必须严严实实保护起来。
该以什么样的形式来作为掩护呢?
陈独秀的眼光投向了络绎不绝奔向渔阳里的青年们。
启蒙青年，培养青年，团结青年，一直是陈独秀力行的主张，早在1915年9月《青年杂志》创刊时，他就撰写了题为《敬告青年》的发刊词——“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社会遵循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他寄希望于活泼青年身上，呼唤青年“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号召青年“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
更重要的是，统治当局对青年社团的容忍度要宽松得多，对年轻人的集会、活动通常采取默许的态度。是否可以用半公开的青年组织掩护党组织的秘密活动?陈独秀思考着创建青年团的问题。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宣告成立
1920年7月，一个炎热的下午，上海中共发起组的成员与维经斯基等人在老渔阳里二号集会，维经斯基讲起了拉扎里·沙茨金的故事：“大家听说过拉扎里·沙茨金的故事吗?他是我们苏维埃俄国的英雄，今年才18岁。1919年11月，欧洲14国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代表汇聚柏林，召开青年共产国际成立大会。俄国的代表也受到了邀请，但俄国遭到了各国的封锁，要穿越国境线前往柏林困难重重。拉扎里·沙茨金前往柏林之前，列宁与他做了一次长谈，勉励他克服困难，勇往直前。沙茨金不负列宁的重托，历尽千辛万苦，穿越正处于战争之中的几个国家的边境，秘密到达柏林。开完代表会议，他又成功地返回了苏俄。他是我们苏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书记，他领导下的青年团是布尔什维克的得力助手。”
维经斯基的目光停留在几张年轻的面孔上，郑重地说：“今天在座的有好几位年轻人，我希望大家能够从拉扎里·沙茨金的故事里得到启发，以他为榜样，做他一样的英雄。你们也可以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青年人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组织。”
维经斯基的提议，与陈独秀的设想不谋而合，陈独秀说道：“五四运动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立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势在必行。青年团要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后备军，或可说是共产主义预备学校，培养青年，团结青年，让青年尽快地成长起来。”
与会者纷纷响应，认为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非常有必要。有人提议：“收罗左倾及有革命性质青年，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但大多数人不同意青年团的门槛设置过高，道：“加入的条件不可太严，以期能够吸引较多的青年。”陈独秀同意大多数人的意见，说道：“成立之初，不必限制太多，只要有热情有意愿都可以加入。”
陈独秀当即对俞秀松说：“秀松，你是我们当中最年轻的党员，就由你来负责筹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吧，青年团成立后，要辐射到全国，让各地的青年团组织也成立起来。”
俞秀松接受了这个光荣的任务，开始着手创建青年团。
1920年8月22日，一群年轻人陆续来到新渔阳里六号，在此开会。参加会议的有俞秀松、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金家凤、袁振英、叶天底。(注：施存统因病去日本医治，未参加此次聚会，但因其事前事后为团组织作出的贡献，历来将其作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八个创始人之一。)与往日集会时相对轻松的氛围不同，这一次，与会者的脸上多了严肃和庄重。
在会上，俞秀松汇报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筹备情况，强调“实行社会改造和宣传主义”，提出把要求进步、寻找出路的青年团结在共产主义小组周围的时机已经成熟。与会者一致赞同他的看法，并讨论了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有关事宜。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当即宣告成立，团的机关设在渔阳里六号。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之初，没有年龄限制，连41岁的陈独秀也是团员——凡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全部都是团员。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时也是如此，即党员同时也是团员。直到1922年底，才规定团员的年龄必须在23岁以下。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后，俞秀松主持制定了团的章程，开始在先进青年中发展团员。
彼时，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先进青年，或因学潮被迫离校，或因摆脱封建家庭的束缚，或因渴求充实新的知识与了解新的学说，迫切需要“人生导师”的帮助和指导。参加过“北京工读互助团”“上海工读互助团”和“沪滨工读互助团”的青年，经历了工读互助团的失败，从对社会温和改良的幻想中陡然清醒，也盼望有一个引导和组织青年的革命团体。而《新青年》《星期评论》《民国日报》这三大刊物，经常刊发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文章，耐心为青年答疑解惑，渐渐成为先进青年心中的指路明灯，陈独秀、陈望道、李汉俊、邵力子等各刊主笔也无形中成为青年们心中的精神偶像。不少青年纷纷来到上海，奔赴渔阳里，追随心中的“导师”，寻求实现新的理想的道路。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把这些年轻人纳入视线，积极发展团员，不到一个月，就发展了任弼时、罗亦农、萧劲光、汪寿华、王一飞、王会悟等30余名团员。
团组织建立后的第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帮助团员青年提高政治觉悟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每周举行一次政治报告会，报告的内容多半由党组织规定，常由俞秀松作政治报告，陈独秀、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等人也经常去演讲。
有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这个半公开的组织作为掩护，党组织就能以青年团的名义开展很多活动。青年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
在党的领导下，青年团组织了罢工和其他各种政治活动。他们组织成立了上海机器工会，办工人半日学校，到工厂和工人中做调查，为《劳动界》撰文，声援工人罢工斗争，参加“马克思诞生纪念会”“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纪念会”、国际三八妇女节和国际五一劳动节等纪念庆祝活动。在活动中，一大批优秀青年脱颖而出，成为共产党员，还有不少人成为党和团的重要领导人。
到1921年上半年，上海的团员已发展到200多人，并建立了执行委员会，由秘书、教育、组织、调查、编辑、宣传、联络、图书等8个处组成，俞秀松任执行委员会书记。
来自渔阳里的秘密信件
1920年10月，正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担任附小主事的毛泽东接到一封从上海寄来的信函，里面还有青年团的章程。
毛泽东打开一看，是陈独秀的亲笔来信。信不长，很简洁地告诉毛泽东，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已成立，嘱托毛泽东在湖南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
毛泽东一遍遍阅读信件和团章，内心非常激动。他想起了石库门弄堂里的老渔阳里二号，想起几个月前自己去上海与陈独秀会面的情景，想起陈独秀的殷殷嘱托。
1920年5月，毛泽东第一次踏进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站在老渔阳里二号门口，看着门口“《新青年》编辑部”几个大字，毛泽东站立了很久。他不是第一次见陈独秀，在北京大学时，毛泽东就曾见过陈独秀，但那时陈独秀是高高在上的文科学长，毛泽东只是北大图书馆的一名佐理员，负责登记来馆读报的人名，两人之间的交流极少。毛泽东后来对斯诺谈起这段经历，说：“在这许多人名之中，有几个新文化运动著名的领袖，是我十分景仰的。想和他们讨论关于政治和文化的事情，不过他们都是极忙的人，没有时间来倾听一个南边口音的图书馆佐理员所讲的话。”
毛泽东有些担心，此次他专程而来，向陈独秀请教关于湖南自治的问题，不知陈先生是否愿意倾听他一个“南边口音”的青年讲话?
出乎毛泽东的意料，陈独秀热情接待了他，很认真地听他讲，遇到个别听不懂的湖南方言，还会打断谈话侧耳询问，弄懂了会朗朗大笑。
毛泽东说道：“去年在北京听了先生许多关于社会问题的精辟见解，受到很大启示。先生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我最喜欢看。受先生的启发，去年我在长沙也创办了一本刊物，名叫《湘江评论》，以先生倡导的科学、民主为宗旨，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在长沙比较受欢迎。只可惜后来被军阀张敬尧查封了。”
毛泽东还谈到了他所读过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苏联十月革命的文章：“我喜欢读《马克思经济学说》和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里面讲到的许多问题，就像是针对中国的情况说的一样。邵飘萍著的《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新俄国之研究》我也看了，受益匪浅。”
陈独秀赞赏地说：“你读的还真不少，看来你是一个真正喜欢读书的人。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全译本，已由陈望道先生完成翻译，主要是从日文和英文对照翻译，我想这个译本比其他摘译本要准确、全面，最近就会出书，到时，我寄几本给你。”
毛泽东听后很欣喜，说：“《共产党宣言》的部分章节我断断续续读过一些，很喜欢，今后有了全译本，真是太好了。这本书的出版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一定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说：“目前社会主义学说花样繁多，有无政府社会主义，有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有基尔特社会主义，有科学社会主义，我比较了一下，特别是比较了俄国革命的历史，觉得科学社会主义比较好，因为俄国革命正是在这个主义的指导下取得胜利的。中国革命要取得成功，也离不开社会主义的指导。”
陈独秀很赞同毛泽东的说法，说道：“你说得很对，我们也正在研究这个问题。”
在老渔阳里二号陈独秀家的客堂里，陈独秀与毛泽东侃侃而谈，甚是相投。
陈独秀对当年那个默默无闻的北大图书馆佐理员没有多少印象，但此次与毛泽东一番长谈后，不由得对这个27岁的湖南青年刮目相看。一年多来，毛泽东离开北京回到长沙，创办了《湘江评论》，参加了反对督军张敬尧的“驱张运动”，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书籍，把新民学会的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对社会问题的看法也日益深刻。尤其是他在北大接受新文化，看到了湖南的封闭与落后，立志要改造这一切，要把旧的体制，特别是教育体制推翻。阅历的增多，见识的提高，让毛泽东散发着自信的光芒。投射在陈独秀眼中的毛泽东，好学，敏锐，有社会责任感，有革命豪情，敢想敢干，这是陈独秀期望看到的青年模样。
而毛泽东眼中的陈独秀，博学，有坚定的信仰，有深刻的思想，有超强的号召力，让他情不自禁地想接近他，从他那里获取精神力量。这年的春夏之际，毛泽东在上海哈同路厚南里二十九号(今安义路六十一号)居住了两个多月，一有时间就去老渔阳里二号拜访陈独秀。
而此时的陈独秀，正在与来沪的维经斯基一起，筹划成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他的思想和行动深深影响着毛泽东。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第二次前往上海，在那里我再次见到了陈独秀，我与他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任何人。”“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1920年7月，毛泽东离开渔阳里返回长沙，临行前，陈独秀说道：“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已经成立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也正在筹建中，很快就会成立。你回长沙后，也要把长沙的党团组织建立起来。到时我会把相关资料寄给你。”毛泽东认真地点点头，郑重地允诺：“先生放心，回长沙后，我们就以新民学会为基础，把建立青年团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这两件事先做起来。”
陈独秀把毛泽东送到弄堂口，目送他远去，赞许的目光追随在毛泽东的身后，望了很久。
此次渔阳里之行，也是毛泽东选择参加中国共产党、选择信仰马克思主义并为之奋斗的真正开端。
从上海回到长沙后，毛泽东就把主要精力放到了传播马克思主义和筹建党团组织上。
接到陈独秀从上海寄来的信函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后，毛泽东立即在长沙开始了建团工作。他发展的第一批团员，多半是参加过革命斗争、经过五四运动考验的新民学会会员，以及进步的青年学生和青年工人。1920年底，中国共产党湖南早期组织和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毛泽东担任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书记。
在长沙团组织的建立过程中，毛泽东特别强调要注意团员发展的质量。据1920年长沙第一师范学生张文亮日记中记载：“十一月十七日。接泽东一信，送来青年团章程十份，宗旨在研究并实行社会改造。约我星期日上午去会他，并托我代觅同志。”“十一月二十一日。会见毛泽东(在通俗馆)，云不日将赴醴陵考察教育，并嘱此时青年团宜注意找真同志，只宜从缓，不可急进。”12月2日毛泽东又嘱张文亮“多找真同志”。
毛泽东在建团过程中，十分注意努力提高团员对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识别和分析能力，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青年，特别是教育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青年。1920年到1921年，长沙青年曾经相当严重地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湖南“劳工会”领导人黄爱、庞人铨原本信仰无政府主义，毛泽东就经常找他们谈心，耐心启发帮助他们，最终让两人从信仰无政府主义转变为信仰马克思主义，并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入团后，黄爱、庞人铨积极从事工人运动，不幸于1922年1月17日被反动军阀杀害。团中央机关刊物《先驱》发表文章，称赞他们是“好团员”，是“中国无产阶级最能奋斗的指导者”，“是第一批为了共产主义事业而死的人”。
毛泽东也非常重视教育团员到工农当中去。毛泽东自己以身作则，到过长沙的许多工厂像纺织厂、造纸厂，他还到铁路工人、搬运工人中去了解情况，同他们交朋友。在1922年到1923年期间，毛泽东派出两批重要党团骨干去工人中间开展工作，发展党团组织。在各地早期团员中，学生团员占多数，但在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工人团员却比较多，这与毛泽东的建团思想是分不开的。
在毛泽东的大力推动下，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发展很快，到1921年春，已发展了40多名团员，并在组织内设立了学生运动委员会、劳工运动委员会和教育委员会，团组织内思想也比较一致，主张通过激烈的社会革命直接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团员占绝大多数，他们还在加强自身建设的同时，积极开展工人运动。
渔阳星火，辐射全国
不只是长沙。
广东、北京、天津、湖北武汉、安徽安庆、浙江杭州等地的共产主义者和先进青年也相继收到了从渔阳里寄发的团章和信函，初创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积极发挥着国内青年团发起组的作用，联络各地发展组织，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各地纷纷响应，建立起各具特色的地方性团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从红色源头渔阳里发出的星星之火，正在以燎原之势，迅速向全国辐射。
到1921年初，全国各地共有团员1000多人，3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上海成立，俞秀松担任临时团中央书记。
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是陈独秀函约谭平山、陈公博等人创建的。谭平山、陈公博是北京大学毕业的学生，经受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曾经手执写有“拒绝和约”“还我青岛”的标语小旗，走在五四运动的示威游行队伍中。五四运动如火如荼的斗争，进一步激发了谭平山和陈公博的爱国热情，他们创办了《政衡》小报。谭平山在《政衡》上先后发表《谁是制造社会革命的工人》《中国政党问题及今后组织政党的方针》《我之改造农村之主张》等理论文章。1920年夏，谭平山和陈公博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回到广州，谭平山担任了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的教员。
收到陈独秀的信件后，谭平山和陈公博立即发动组织了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他通过同乡、同学、同事等各种关系，结识了一批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青年，在他们中发展了十几名团员，并召开了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会。同年10月20日，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办了《广东群报》，利用刊物宣传五四革命精神，介绍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团结进步青年，促进广东革命运动深入开展。陈独秀在《广东群报》创刊号上发表了《敬告广州青年》一文，以示对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作的支持。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后，谭平山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接受“上海总团的委托，再在粤组织分团”。他领导广东党支部于1921年11月到12月开始了紧张的重建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在香港海员大罢工前，广东党组织曾在东园召开大会，主要宣传共产主义，并提出建团的号召，说明入团的目的和入团手续，同时，制订和公布了《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对广大团员青年加强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帮助他们树立共产主义信仰，明确改造社会的责任，并在串联发动、教育提高的基础上，重新登记团员。到1922年3月初，重新发展登记入团的团员有四百多人。
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青年团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团组织为核心，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青年运动。部分团员把青年团工作与工人运动、改造社会的活动结合起来，发动和组织工人、学生开展争取自身权利的斗争，开办平民学校，开展社会主义宣传活动。在此期间，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还作为党的外围组织，协助开展推进建党工作。
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还派人前往新会、肇庆、佛山等地发展团员，筹建分团。不久，新会、肇庆、佛山三地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相继成立。此外，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还帮助广西建立了青年团梧州分团。
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全国早期建立的几个青年团组织之一，是在李大钊亲自指导下成立的。北京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又是当时全国政治的心脏，北京的革命活动较之各地更加活跃。1920年10月，北京共产党组织建立后，按照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建团的要求，立即着手筹备建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0年11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大学学生会办公室召开。北京大学学生会主要负责人高君宇被推选为书记。李大钊亲自加入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直接领导青年团的活动。
李大钊亲自领导下的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但成立时间早，而且人数多，活动频繁，影响范围广，始终站在中国革命斗争的前列，培养和教育了一大批优秀革命家，真正发挥了中国共产党助手的作用。北京青年团不仅注意联络各校进步学生，发展组织，而且举办劳动补习学校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在北京工人中发挥了骨干作用。同时，北京党、团组织还帮助其他地区，如天津、唐山、济南等地建立党、团组织，这对推动当时的北方革命乃至全国的革命运动都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张太雷是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受李大钊指示，负责筹建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宗旨是“研究和实现社会主义”。实现其宗旨的方法是：“(1)帮助工人组织起来，并对工人进行教育工作;(2)调查工人的状况;(3)散发文献书籍;(4)基础的宣传鼓动;(5)组织讨论;(6)出版文献读物;(7)邀请名人讲演;(8)组织研究社会;(9)协助组织罢工。”团的宗旨和方法决定了该团的成分主要是青年学生和工人。
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把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出版的《共产党》月刊和《共产党宣言》介绍给群众，把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第一次印成小册子在天津发行，影响很大。
他们还把宣传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不久，经酝酿研究，于1921年1月4日，在天津公开出版了一份八开的以工人为对象、指导工人运动的报纸——《来报》。之所以取名为《来报》，既有弃旧世界，争取新世界的意思，又是英文“劳动”(labour)一词的译音，象征这是劳动人民的报纸。
1920年秋，在上海党、团组织的指导下，董必武接受了筹建湖北党、团组织的任务。
武汉中学是湖北早期党的活动中心，是董必武、陈潭秋于1919年秋为了宣传革命、教育青年而在湖北教育会旧址武昌涵三宫亲自创办的学校。他们的着眼点是要建设武汉中学这个阵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开展革命活动。他们常常对学生讲：穷酸也能办好事，破屋偏能出人才。在教学方面，他们有一套新的计划和新的教学方法。他们播下的火种使武汉中学成了革命青年的摇篮。
建团工作就以武汉中学为重点，同时吸收其他学校的先进青年学生参加。1920年11月7日是十月革命三周年纪念日，上午九时，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召开了第一次组织会议，这实质上是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会议，它正式宣告了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制定了团的宗旨是“研究社会主义，实践社会主义思想”。
根据第一次组织会议通过的团章，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每星期开一次会，每次都有宣传报告，有详细的记录向中央报告。在党支部的领导下，武汉地区先后吸收了20余名大中学校先进知识青年加入团组织。当时武汉党的组织对团员青年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抓得很紧，指导团员学习了《资本论入门》《共产主义ABC》等读物。陈潭秋还经常给团员和青年学生作报告，讲述马克思、列宁的生平和学说，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另外，武昌青年团组织还和上海、北京、天津、广州、长沙等处青年团组织保持联系，互相通报，交流经验。
安庆社会主义青年团最初是受团临时中央局直接领导的一个直属支部。五四运动的洗礼和马列主义的宣传促进了青年知识分子和工农运动的结合。在实践中，安徽安庆信仰与研究马列主义的进步青年日益增多。为了实现彻底改造中国的革命理想，一批先进青年在政治上便产生了结社的要求。这就从思想上、组织上为安庆建团准备了条件。
1921年4月，安庆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在安庆菱湖公园茶社旁的柳埂上正式召开，这次大会又被称为“菱湖会议”。会上学习了《团章》，宣布了安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研究了团的工作。
安庆团在上海团中央的领导下积极开展了一系列宣传和组织活动，进一步加强了对全省学生运动的领导和对工农运动的支持。当时省学联的骨干大多加入了团组织。一些青年团员还在安徽第一师范学校宿舍内秘密办了一个“图书馆”，传阅马列主义书籍和进步刊物。
杭州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团临时中央局派俞秀松前去筹建的。
当时杭州青年运动中的部分骨干如汪寿华、梁柏台、韩鑫涛、华林、胡公冕等相继去了上海，而后出国寻求革命真理。另一部分骨干如宣中华、徐白民、王贯三、赵并欢、魏金技、倪忱天等则分别去了工厂和农村。这使当时学生界的进步力量比较薄弱。
俞秀松受命来到杭州，一下子感受到杭州的政治空气非常沉闷。学校里，学生们大多埋头读书、不谈政治，原先思想比较进步的知识分子也出现了徘徊倒退现象，学校政治空气沉闷之极。
想要打破沉闷的政治空气，创建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青年团，难度可想而知。1922年4月14日，他在给团中央局方国昌(注：施存统的曾用名)的信中写道：“抵杭后即与各方面接洽，大约本周日曜日可望成功，人数总在二十以上。杭州空气沉静极了，或许简直死了!……青年如此，奈何奈何!”在次日的信中又说：“S·Y(注：社会主义青年团英文缩写)事昨已开筹备会议，与会者三人，安定一人，及女同志二人而已。但已接洽赞成者十七八人，议决于星期三(十九日)下午在此开成立大会，我以为此事颇难进行，因此间学生实在太沉静之至，什么事皆如对牛弹琴，奈何姑试为之。”
但俞秀松并未退缩，杭州的政治空气如此，就更需要有一个核心组织将青年们团结起来，让他们接受马列主义思想，引导他们走向共产主义。
经过努力工作，杭州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于4月19日正式成立，地点设在皮市巷三号，书记由俞秀松兼任。4月20日俞秀松用明信片报告说：“青年(团)已于昨成立，现有二十七人。”杭州青年的思想终于吹进了清新之风，一批青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