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延迁中，塞纳河的两岸逐渐有了人群和功能上的分野。河的右岸，集中了银行、金融集团、保险公司、股票交易所，还有巴黎的诸多地标性建筑，如凯旋门、卢浮宫等，还有著名的香榭丽舍大道、协和广场。如果你细心观察，会发现居留右岸的人群大多面色严肃，说话严谨，直奔主题，他们着装一丝不苟，奢华或低调的奢华里，透出来的气质是理性帝国骨子里的务实和骄傲。
政治权力中心转移以后，左岸遗留下的是日后蜚声海外的三大院校：巴黎大学文学院、法兰西大学、法兰西学院。与此同时，各种书店、出版社、小剧场、美术馆、博物馆等陆续建造起来，与之气质相匹配的咖啡馆、啤酒馆应运而生。这里的人群坐姿闲散，他们热情、敏感，充满了艺术气质。出入此地咖啡馆的人群中，曾经有萨特和他的情人波伏娃，还有海明威、毕加索、魏尔伦。梵·高也曾经于某个午后在咖啡馆窗户边，长长久久地看着塞纳河大桥上的光影变化。
如此演绎的左岸右岸，已经成了理念和象征，不再仅仅是地理的概念。在今天的语境中，加上“左岸”的前缀，平凡的事物便充满了略带忧郁的文艺色：左岸读书、左岸服饰、左岸咖啡，甚至左岸女人。即使在伟大的文艺复兴时代，“左岸”价值观也未在现实的世界中获得过比“右岸”更多的拥趸，但世事流水，即使清贫，即使蹇蹙，依然有才华绝世者来到左岸，依然有舍弃金钱和鲜花只为安顿心灵者来到左岸。
“小资”是一种态度，他们可能在这里喝过一杯咖啡之后，要吃几顿的泡面，但因为这一杯咖啡，他们保持着对混沌的清醒、对浑浊的清澈，保持着思想不被锈蚀的锃亮。事实上，他们是社会这个大海里的酸性溶液，让它的血管保持着流畅，避免血栓的形成。左岸向来都是右岸的清醒剂，它引领着右岸向着真善美的方向前进，它描绘着人类可能达到的美好程度。它是创造性的，而不是数据和制度狭隘因循的花园里所能长出来的。
但无论何时，世界的右岸居住着绝大多数的人群，这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人和世界首先都是物质的，精神和艺术都是物质上开出来的花朵，花朵需要养分和被认知、被欣赏、被收藏，它需要右岸的支持。左岸和右岸，其实难以割裂，无论是具体到一个地域或一个现象，还是具体到一个人。
人需要生存，即使你才华绝世也需要吃喝住行，你不可能只靠左岸的阳光活着。伟大的梵·高，如果没有他弟弟西蒙在“右岸”的资助，他恐怕早就绝望了。拥有小资生活态度的人，他也必须先在“右岸”打拼，然后才能跨过“塞纳河大桥”，去圣罗兰坐过的“里普啤酒馆”喝一杯咖啡。一个金融家，一个政要，在白天的右岸，他需要逻辑缜密，需要表情冷峻严肃，需要用法律表述一样的句子陈述他的意见，但是在晚上的左岸，他可能是一个诗人、画家或者戏剧家。这不是双重人格，而是人本身就是左岸和右岸的结合体，只是有很多人，拆毁了“塞纳河大桥”，忘记了左岸，成了一个彻底的右岸人，他们麻木，只知道追逐，直到生命离体，也未明白生命的意义。
富蘭克林的心灵大桥非常稳固畅通。他既是科学家、数学家、音乐家，又是哲学家、政治家、发明家、出版商、外交家。他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参与起草《独立宣言》，发现过数学公式、正负电子，发明过乐器、医疗设备，担任过邮政局长。他的心灵两岸都是风光旖旎，他可以在理性和感性之间自由切换，之所以可以如此，还要归功于他对左岸的迷恋。每个人都该知道，一个人因为生计从左岸叛逃是容易的，而在右岸“起义”是艰难的，这样的人一旦出现，注定要惊世骇俗，他们中就有诸如释迦牟尼。
太过坚硬便容易碎裂，太过古板便容易僵死，秦法和商鞅便是典型的例子。世界需要左岸，个人也需要左岸，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心灵搭上一座桥，让它直达心灵的左岸。那里有咖啡馆，有图书室，那里不为稻粱谋，只为清净自己，只为不迷失，时刻贴近真正的幸福，不在物欲和权欲的追求中走上不归路。那里阳光温煦，那里音乐宁静，那里可以自愈，可以相互疗伤。在那里，我们都可以遇见更好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