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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14岁,我在汝城小垣当童工

时间:2023-09-09    来源:馨文居    作者:黄皮人  阅读:

  那年14岁丨我在汝城小垣当童工

  作者:宋春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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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9年,正值“文ge”中期,我从汝城县城北高小(现云头书院)毕业,由于“读书无用论”的思潮以及学校和家庭的原因,我再也没有机会继续上学念书了。我和小伙伴们上东岗岭砍了大半年柴后,为了减轻家庭生活负担,找个事做,自食其力,经父母联系,我来到了汝城县建筑公司在小垣汝城钨矿工地做小工。从此,告别了课堂,远离了亲人,以14岁的舞勺之年,以羸弱的身躯承载着成年人的责任和压力,从做童工起步,开始了我人生的职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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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出校门,离开家庭,对外面世界的一切都是那么新鲜和陌生。年少的幼稚,瘦小的身体,懵懂的思维,对工作的辛苦、生活的艰难和社会的险恶一无所知,幻想着小鸟的翅膀己经硬了,欲像大鹏一样在蓝天展翼翱翔。那天是1970年5月19日,我和比我大一岁的小伙伴杨根旺一起,带着简单的行李,从汝城县城坐大巴来到小垣汝城钨矿,走下班车,举目无亲,不分东南西北,人生地不熟。只见矿区浓雾笼罩,细雨霏霏。五月的小垣,地处高寒山区还有些冷,让身穿单薄的我寒意阵阵。初到小垣,只见那满载矿石的小火车“叮当”响着铃,轰隆着从窿洞中驶出,沿着铁轨在群山中婉延,还有些矿山的味道。我俩持县公司开出的介绍信,沿着930坑口至红卫选厂的窄轨铁路,穿过隧道,来到红卫选厂工地,找到工地负责人邓志敏师傅,他说工地够人了,让我们到机修工地找袁太生师傅,于是我们沿着来路到机修工地,找到袁太生师傅,才接收我俩,方安顿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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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汝城钨矿当时是省属国有矿山企业,是一座有几十年历史的老矿山。从1916年在矿区发现钨矿起,至建国前,包工开采,议价收矿,手工作业,乱采乱挖,官商交替经营,掠夺资源,矿山时兴时衰,历经三十三年,矿山荒石垒垒,满目疮痍。每到晴天无云无雾,仰望矿区上面的白云仙山头,植被破坏,山体上尽是挖矿后遗留的废石坡和坑洞,挖得千疮百孔。

  1949年汝城解放后,中原临时人民政府重工业部派军代表于当年接管了矿区,矿山成为国有,经历了边生产、边勘探、边建没的过程,生产逐步走上正规,由手工作业转向机械化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建设成为中型有色矿山。建国后至1980年代中期,是汝城钨矿最为兴旺鼎盛时期,但经过七十多年的开采,资源逐步枯竭,以至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整体停产关闭,这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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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汝城钨矿矿区极为稀散,分布在白云仙山下山坡、山梁上,有红卫选厂、机修、将军寨、大山、矿部等,远点还有大埔矿区,根据所处的海拔高度不同,有930、980、1020等坑口。刚到小垣时,我和几个伙伴住在机修片区一个杂草丛生的山边的窝棚里,住处条件极为简陋艰苦,窝棚用竹棚围起,上面用油毛毡覆盖,地面泥泞,用几块木板搭一张床,铺上一些稻草,我跟杨根旺搭铺,从家里出来时他带被子,我带蚊帐和席子,每晚就这样蜷缩而眠。那时矿里电力紧张,用柴油机发电,电压不稳,电力不足,15瓦的灯泡必须用2只灯泡并联起来并埋一条地线,在地线上经常浇水,才能发出微弱的光。有一天晚上停电,我们摸黑上-床,小垣的气候多变,天无三日晴 ,长年累月潮湿阴沉,在阴绵绵的被子里,我摸到一像蛇一样的东西,因没有灯,只拍打了几下便睡下了。第二天早上起床后,翻开草席,一条一尺多长的青蛇被压死在草席底下。经同伴们辦别这是一条剧毒蛇,之后想起,真有点后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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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离开家里时带的衣物少的可怜,除了身上穿的单衣单裤和一双解放鞋以外,只有一件衣服一条裤子和一双木拖板。上班时衣服裤子鞋子弄湿了,下班后在窝棚烧火烤干,特别是只有一双鞋子,在整天雨季的小垣,鞋子湿后也只能整天穿着,有时为了不弄湿鞋子,便打着赤脚拌灰浆,两只脚被石灰浆烧烂,钻心的痛。那时我大舅叶超也在小垣工地上班,看到这种情况后,帮我到矿福利科花一元五角买了一双矿里工人领劳保时以旧换新的旧雨鞋。那时我的脚穿三十六、七码,买来的旧雨鞋又长又大,经补好后,又捡来几块旧麻袋布包在脚上穿上才正适合,也解决了我一个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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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汝城钨矿各个片区都有食堂,我们都在食堂买饭,饭票是在全矿食堂通用,好多年以后,在梦中都出现在食堂买饭的情景。食堂的伙食当时还算好,早餐有馒头、包子、稀饭、米粉,中晚餐是米饭和菜品,有的食堂还为晚班工人开夜餐。全矿食堂都是基本花样同样价格,馒头每个一两饭票一分钱,包子每个一两饭票二分钱,米粉每份五分钱,素菜五分钱,肥肉片一角钱,瘦肉片一角五分钱。我最喜欢早餐买五个糖包子一根筷子穿上,边走边吃。当时我拿着每天1.20元的最低级别一级的工资,如果不误工每月也有三十多元的工资,每月定额寄给家里15元,还有十多元仅够伙食费,也没有多余的钱添加其他生活用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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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工人特别是做小工是一项繁重的体力劳动,所谓小工,就是针对大工而言,大工是师傅,做的是技术性的工作,而小工是为大工打下手,做些简单而繁重的体力活。那年我14岁,身体单薄,个子矮小,体力不济,因此,做起事来非常吃力艰难。刚到工地时,在矿水泥厂挑瓦上屋顶,当我挑着一担瓦摇摇晃晃、颤颤栗栗地踏上桥板,桥板上沾满泥土,又徒又滑,脚下一滑,从二、三米高的桥板上摔下地面,刚好地面是刚新挖的泥土,万幸人没有摔伤,但却有惊无险。

  为了取得师傅们排工时的照顾,我便经常使出“三寸不烂之舌”,讨得师傅们的开心,比如要去上厕所,我便戏称去“拉粪”,引得他们哈哈大笑,有一段时间“拉粪的”便成了我的绰号,我也经常很勤快地为他们打洗脸水,跑脚,也偶尔买一包烟敬奉他们,犹如成了大家的开心果。这种自虐和自践式的做作,甚至丧失尊严,现在回想起还感到辛酸。随着时间的增长,我跟师傅们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至今我还记得他们的名字:袁辅信、朱累成、朱康林、何大用,还有一起做小工的年长兄长们:长脑哥、牛哥、朱礼古、朱忠心、宋怀明、宋怀亮等等。经常安排我做些搅拌灰浆等相对轻松的活,挥动镰刮不够力,就用脚踩,递灰浆桶上架不够力,就用肚皮顶,尽管人小力差,但从不偷懒取窍,师傅们都很满意。我跟杨根旺俩人常在一起配合,当抬着一包水泥走下山路,我在前面他在后面,由于不懂重心往前倾,我怪他往下压,他怪我往下拉,两人时常争执,多年以后相聚还常谈起此事。去年,这位仁兄因病去世了,回想过去的事,不禁怀念这位五十年前朝夕相处的老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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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有一次,矿里将军寨1020坑口内一个装卸矿石的漏斗垮塌,为了不影响生产,矿里要求我们几天内修复,我跟着师傅们第一次进洞子,像矿里的井下工一样,头戴着柳条安全帽,提着电石矿灯进洞了。经过连续三天三夜不休息的工作,外面送饭送水,漏斗终于修好了。洞中三天,未曾合眼,未见天日,出得洞来,只见天空蔚蓝,阳光刺眼,又是小垣难得的一天好天气。回到宿舍我倒头便睡,整整睡了一天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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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工人的工作既辛苦,也很危险。我有一位当年在城东小学读小学时的同学,叫袁社生,他家是养路段的,跟我们这批人一样,失学后被父母亲送到县建筑公司做小工。那年在修建小垣江边一条分洪渠时,从山上跌落的一块石头砸在脚上,隔着雨鞋把脚伤了一个口子,因无知未引起重视,未及时注射破伤风疫苗,几天后破伤风发作,经送县人民医院救治,但抢救无效不幸去世,正值花季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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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小垣的交通极不便利,汝城到小垣只有每天上午一趟班车,且人满为患。几个月没回家了,回家心切了,那天,请好假后,我和几个伙伴来到小垣车站,因乘车的人多,人小挤不上买不到票,几个人只好商量步行回家,沿公路小垣到汝城县城有45公里,我们便决定走山路抄近道。我们沿着小垣到大埔矿区的公路先上行到大埔,再爬上一座徒峭的山峰,走过一段崎岖的风急草深的山路,再顺着一条叫杨梅垅的山谷而下,出山口,过井坡平塘、新曹,再经三星,经过六、七个小时的奔波,方在夜幕降临后抵达县城,精疲力尽的回到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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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去冬来,大山深处中的小垣寒风萧杀,清晨,重霜把田野染成白茫茫的一片。稻子早己收割,稻草堆放在梯田上,一垛一垛的。我和伙伴们来到这旷野上,掀开一个个稻草堆,把一个个正在冬眠的黄青蛙信手抓来,一个早上抓了几十只,大家一齐动手,剖开青蛙除掉内脏,没有锅灶,用几块砖块架上脸盆,清水煮青蛙,没有油,放点盐,也感到美味可口,伙伴们吃得津津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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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那些比我年长的伙伴们精力充沛,也喜欢开玩笑,但有时开过头。有一位姓黄的小姐姐也在工地做小工,有一天晚上,同伴们瞎说去抓嫖客,吵闹着向黄姐姐住室跑去,我那时还小,也“秤砣鸭子上大江”,跟在后面跑去看热闹,因天黑,有一位姓朱的同伴摔了一跤,脚被扭伤造成骨折,后被送马桥骨科医院治疗一个多月,数百元的医疗费不能报销,只得由大家分摊,我这个小毛孩也“站在牛栏门也有份”,分摊掉我近一个月的工资,你说冤不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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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工期紧,工地负责人也想为工人增加点收入,便会安排晚上加班。加班工作一般都是从公路旁挑砂石砖料到工地,有人负责装,有人负责挑,不分年龄大小,不分体强体弱,每人都是一担,黑灯瞎火的,挑起担子跌趺撞撞,我也只能使出吃奶的劲,为了那每个小时一角五分钱的加班费,也只能豁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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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年底,县建筑公司为我办理了正式招工手续,转为了正式工人,开始了拜师学艺,从而结束了大半年做小工的经历。当年在汝城钨矿工地数十上百名工人中我年龄最小,当年一起被招工的十几人中也是我年龄最小,那年我14岁,父母要我回城复读,我拒绝了,因为我不想离开这些兄弟般的同事了,我已经热爱了这个职业,也适应了那日出而作,日息而归的体力劳动。在那艰苦和繁重的工作环境中,能坚持下来,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真感到庆幸。我儿、女14岁时,我曾用我的经历激励过他们,现在,我孙女又14岁,我也以此激励着她。1970年离开后,之后公司安排又于1973年到小垣工地工作了一年,两年间参加了很多的建筑施工,有矿水泥厂、红卫选厂、矿子弟学校教学大楼、980坑口机房、机修片围墙、职工家属楼等, 至今已近50年了,往事历历在目。很想找个时间再回去看看,看看那些我曾经流下过汗水和付出了辛劳的建筑物是否还在,看看我留下青涩少年和童工生涯的那块土地、那片山水和那座已经倒闭的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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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实现自已重访故地的愿望,2019年3月21日,在儿子和友人的陪伴下,我又再一次来到了小垣。车出汝城县城,春日的阳光让人温暖,让人兴致很好,经井坡,过龙虎洞,平坦的水泥路畅通无阻。到小垣后,又见大雾弥漫,街道冷静,店铺萧条,白云山的主峰深藏在浓雾之中,不见真面目。临近中午,方才云淡雾散,才一睹久违的故地,再次见到小垣的真容。

  我来到原矿职工子弟学校,现改名为小垣瑶族镇学校,当年我们建设的教室楼仍在使用,教室改为了寝室,与周边的一些新起的教学楼相比,如鸡立鹤群,显得陈旧落后了。当年的矿水泥厂只剩下一些框架,形如鬼城般的荒凉、废颓。在农贸市场,当年小垣最热闹的商业区,小垣工矿贸易公司的商场老屋尚在,由个人买下稍加改造门面后还在继续经营。商场旁边的电影院,早已丧失了放映功能,当年我们最开心的是晚上在这里看一场电影,最喜欢看南斯拉夫电影《桥》和《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甚至连看两场,现大门紧闭,改做他用了。

  我来到原来的机修片区,原来的机房车间已荡然无存,在旧址上建成了一个木材加工厂,新建的厂区、堆积如山的木材,显示着厂子生意的兴旺。我们当年兴建的机修围墙,却如同一堵长城和一条巨龙,围绕着机修的山岗上,墙体依然坚固,泛着青黑色,数十年来饱经着岁月的洗礼,历尽沧桑,见证着这座矿山的盛盛衰衰。

  我登上半山上的980坑口,当年坑口外我们所建的几排工作用房,如同战争年代炮火洗劫后的废墟,只剩下残垣断壁。坑口旁,一个硕大的废石坡被人工覆盖着泥土,栽上了林木,当地政府在保护青山绿水,植被恢复。我站在洞口,洞中吹出阵阵凉风,让我感到50年前在此作业时工间休息纳凉的感觉。我顺着公路下山来到930坑口,坑口已被钢筋网锁住,当年,在这坑口,曾经日夜不停的吞吐出千千万万吨矿石,现在,轨道、矿车已成废铁,当年的景像己成记忆。

  我来到分洪渠,这是当年为了避免江水对下游农田的冲击破坏,断江截流,在半山中人工开凿的一条分洪渠道。50年了,这条渠道仍然完好无损,继续发挥着作用。看到这条渠道,不由地想起在这里受伤离世的小伙伴。最后,我来到红卫选厂,依山而建的厂房破烂不堪,屋顶露出大洞。这有当年的锅炉房,在那阴雨绵绵的季节里,我们曾在这里烘烤过衣服,烟囱依旧伸向蓝天,但已不见那冒出的滚滚黑烟。我找到我们当年住宿的一排平房,现已由当地村民居住,我身不由己地走进去,房主人友好地给我们倒上一杯茶,我也告诉了她来意,我找到我当年床铺的位置,脑海中又浮现出在这屋子里晚上跟伙伴们学打木骨牌,跟他们学讲江湖黑话,躺在床上听师傅们讲古,讲陋话的情景。

  临别小垣之际,心中颇生出一些感慨,跟随行的友人聊起,当年第一次来这里,还是一个少不更事的小男孩,今天回来,却是两鬓斑白的六旬翁,五十年,物换星移,世事变迁,弹指一挥间。汽车爬上高坡,越过山梁,我再次回望小垣,心里又再次回响起那首深沉激昂的南斯拉夫电影《桥》的主题曲: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每当人们从这里走,都说多么美丽的花,如果我在战斗中牺牲,把我埋葬在高高山岗,再插上一朵美丽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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