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书?房玄龄传》有一段这样的记载：唐太宗问房玄龄和魏征“创业与守成哪个更难?”房玄龄说创业艰难，魏征说守业艰难。唐太宗见两人各执一端，争持不下，最后说：“房玄龄从我定天下，冒百死，遇一生，见创业之难;魏征与我安天下，畏富贵则骄，骄则怠，见守文之不为易。然创业之不易，既往矣;守文之难，方与公等慎之。”
唐太宗的一番话，深长思之，体现了一代英主超人的智慧和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他对房、魏二人争论的总结，既肯定了房玄龄议论的正确性，也肯定了魏征议论的正确性，最后作结说：在当前更应该重视的是守业之难。我想，这段总结，不但会令房、魏二人口服心服，就是今人读之，也不能不叹为高论。
唐太宗观察问题的基本方法是“着眼于现实”。如果脱离了现实需要这个标准，重要与否是很难判定的。房玄龄的议论说：“创业之时，天下大乱，群雄一起争夺江山，要攻城略地，降服对方才算胜利，创业是艰难的。”这话不能不说言之成理。而唐太宗却用‘既往矣’三个字，就轻轻地将其置于非重要的地位，就是他掌握了观察问题的正确标准与方法。
脱离现实需要，沉湎于不切实际的夸夸其谈之中，这种陋习曾经困扰着古人，也还在困扰着今人。在《三国演义》的“诸葛亮舌战群儒”一章中，诸葛亮有一段十分精彩的议论：“若夫小人之儒，惟务雕虫，专工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如杨雄以文章名世，而屈身事莽，不意投阁而死，此所谓小人之儒也，虽日赋万言，亦何取哉!”意思就是脱离现实的夸夸其谈，是毫无益处的。以杨雄那样的文人，文章虽好，但现实斗争中却屈身事奉篡国之贼王莽，最后羞愧而死。可见，就是一天写一万字的文章，如果不识时务，又有什么可取之处呢?在舌战中，对诸葛亮进行围剿的那帮“寻章摘句的腐儒”们，虽然饱读诗书，但在大敌当前之时却被吓破了胆，不但“胸无一策”，而且提出投降曹操的主张。无怪诸葛亮笑他们为“夸辩之徒，虚誉欺人”，“随机应变，百无一策，诚为天下笑耳!”
在现实生活中，这种高谈阔论、不识时务之人，也大有人在。且不说前两年关于特区姓社姓资的那场脱离社会主义宗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那场辩论，这场辩论严重桎梏了人们改革的脚步，如果不是小平同志南巡谈话的发表，这场争论还会继续下去。也不说在一段时间内，一些人迷恋于某些历史问题的追忆与评判，这些自然不无道理，但却忽视或影响了对社会主义建设中新出现的一些情况与问题的研究。这种纯历史的研究，很难引起人们的兴趣。就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研究，也存在着脱离当前实际的倾向。人们总是好心地希望干部多懂得一些马列，因此出版了许多系统介绍马列学说的书籍，加之大量的原著，简直浩如烟海，使一些做实际工作的同志望洋兴叹，不知如何是好。而如何着眼于现实，选择那些于当前有用的原著，提供给快节奏生活中的人们阅读，却做得很不够。
人们切需要适合当前实际的对他们有用的东西，纯理论地研究，纯历史地探索，纯文艺地创作，在一定的情况下是需要的;但在当前情况下，人们对它们的兴趣却越来越淡了。所以，这些方面的研究与创作陷入“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境地，是必然的。振兴的办法是有的，那就是文章开头讲的五个字：“着眼于现实”。离开了现实，再珍贵的东西，也会被无情地淘汰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