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底在北京顺义召开的市场化30年论坛的第一个节目是张五常论述他的《中国经济制度》一文。主持人给了他一个小时，但他几乎用半个小时进行自我夸奖，尤其是夸耀自己与科斯的交情。
事实上，张氏对中国经济制度的解释，因为局限于纯粹经济学——哪怕是所谓“制度”经济学视角，缺乏政治经济学的维度，而得出十分荒唐的结论。其理论的核心是，中国经济增长得益于各地政府，尤其是县级政府变成一家家公司。比起单纯的政府来，公司化的政府更有效率。
应该说，从公司的角度理解政府，远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周其仁教授同样从公司理论的角度来考察当代中国的政府与经济增长，但他的结论却是：作为公司的政府与市场上纯粹的公司具有本质上的区别，那就是政府可以使用强制性权力。正是这一点，使得中国的市场化过程带有极大局限性。
这是平实之论。在一般市场上，公司是受到各种法律、合约约束的，那么，政府本来就是法律与合约的执行者，它一旦像公司那样追逐利益，那谁来约束它们?政府变成公司或许部分是事实，也确实可以部分地解释中国过去十几年来的经济奇迹。但近年来官员大面积腐败、频繁出现的群体性事件已经证明了，政府变成公司，将是何等巨大的社会治理灾难。
云南省委最近对7月份发生的孟连群体性事件的调查揭示了，派出警察以暴力对付胶农的孟连县政府变成了什么样的公司。调查发现，该县个别县乡干部与橡胶企业打得火热，有的在企业入股分红。原孟连县委书记胡文彬长期使用橡胶公司提供的豪华越野车。为回报企业，该县县委则将一家橡胶企业老板的儿子安排到企业所在乡镇担任主要领导。
也就是说，孟连县政府变成了一家以追逐官员个人私利为目标的官员合伙公司。事实上，官员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方式多种多样。比如，工程承包、土地批租，也都是官员们为自己创造利润的重要项目。
应当说，这样的政府公司完全丧失了正当性，自会激起人们的愤怒。但政府公司还可能以另一种形态出现，比如，采取各种优惠措施吸引投资者。只要吸引来投资，就可以使本地GDP规模扩大，又能给政府直接带来税收。也就是说，在目前的政绩考核体系下，政府官员倾向于为企业创造出优良的投资与经营环境，吴敬琏先生用“重商主义”来形容它。
这样的政府公司看起来要比较正派，毕竟，它追求的不是官员的私利，而是本地经济增长。但是政府的公司化却导致政府在履行其本分职能时趋向野蛮化。一个权力不受约束的政府亲商倾向，必然会表现为严重地偏袒企业，不公正地对待与企业发生纠纷的普通民众，比如征地农民、拆迁户、劳工。一旦普通民众与企业发生冲突，政府官员本能地站在企业一边。于是，民众与企业之间的纠纷就演变成了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冲突。这个时候，孟连县政府就毫不犹豫地动用警力对付民众。
因此，这些公司化的政府归根到底仍然是政府。它确实可以在招商会上很认真地扮演公司的角色，像关心利润的企业那样服务于投资者，温文尔雅，像个商界绅士。但转过身来，对那些妨碍本公司业务的，它却以政府面目出现，而且是权力不受限制的政府。事实上，对待企业，它也完全随时可以摘下面具，露出政府的强制性面目，不少倒霉的投资者、企业都吃过这样的亏。
这样的政府是个多面怪兽，它以哪个面目示人，完全由它对自身利益的判断所左右。改革的终极目的是驯服政府，但驯服这样的政府难度非常大。这也正是改革迟迟难以突破的真正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