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行诡道是正道，文走曲径是坦途。谈论文章，最忌怀抱宋襄公之仁，对作者那些迂曲别致的笔墨，横竖看不顺眼。作家不是政客，无需时时处处把“政治正确”牢记心头，我们应该允许——甚至鼓励——作家闹些情绪，只要写得漂亮，夹枪带棒也未尝不可。也许可以位列中华第一经典的《史记》，笔墨上空就笼罩着压城牢骚。假如司马迁心如止水、宠辱不惊，他的《史记》或许会更严谨些，但恐怕不会那么出色了。
今儿说说唐德刚先生，确切地讲，是那位给胡适立传的唐德刚。对唐德刚我真是佩服得不打一处来，他的文字通脱麻利，既有中华诗性小品的蕴藉灵动，又得西式随笔的幽默霸悍，从中不仅可以感到作者的腔调手势，运气的话，还能听到他吹口哨、打榧指。他是一位才子气突突直冒的文士，笔墨张扬，文字表情一如川西风光，正所谓“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
孩儿脸的成果之一是，对胡适最大的礼赞，出自唐德刚，对胡适最大的蔑视，竟然也出自唐德刚。前者如：“就学问的‘宽度’来说，胡适真是个新旧、中西、文言、白话及诗、词、歌、赋，样样都来的‘一脚踢’的??大材。他的确具备一个‘开山大师’的条件，只有像他这样的学者才能纵观古今，盱衡全局，而不至于闭门造车，坐井观天。……时贤自郐而下，则不足论矣。”“胡适之那种盖世才华，真是人间少有，天下无双!那个毫无文采的杜威和他这个风流倜傥的大弟子一比，简直是俗不可耐!”后者却成了这样：“那时如果没有陈独秀办个《新青年》杂志，他不能一稿两投，胡氏那几篇徒足哗众的小文章，也不过就是几张覆缶废纸罢了，传世云乎哉!”“吾人如试把胡适当年所编的《季报》和王纪五后来所编《月刊》细细比较，那前者比后者实在也高明得有限。就凭那几篇烂文章，便能煸起一代文风，两朝开继，成佛成祖，这在阮籍看来，就是‘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了!”瞧，眨眼间，那位“人间少有，天下无双”的“开山大师”，已堕落成一个浑水摸鱼的“竖子”了，难怪性情暴烈的台岛老媪苏雪林要骂他“妄诞、疯狂、荒谬、浅薄、轻率、欺诈、下流和轻薄”了，甚至，那位性情温婉的天才女科学家吴健雄，也要“破例认真地”数落他几句。唐德刚尝如此自辩：“吴大姐举了好几个例子，但是竟然没有一个是我的书上有过的。”清平世界，荡荡乾坤，话莫说大了，不才上引两例，可是白纸黑字摘自大著的。
我知道，唐德刚历来推崇所谓“笔则笔，削则削”的良史古法，也曾当面“开玩笑”地向胡适许诺：“以后替你老人家写传记我一定一句一注，绝不‘渲染’!”但他偶尔确实有点笔墨失控，导致“渲染”过度。我们敬重“我爱吾师，我更爱真理”的态度，也尊重一切不为尊者讳的治史风范，但话说回来，你口气那么恣意干吗?作者的倨恭不定，会诱使读者进退失据。在最适合与唐著横向比较的旷世名著《约翰逊传》里，同样身为晚辈的作者鲍斯威尔也会提到传主的若干瑕疵(如借钱不愿还)，但他没有一次不让人感到情非得已，绝不至于像唐德刚那样，字缝里好像崩出一根“终于可以损你几句了”的恩仇獠牙。当然，唐德刚是大才子，逞才使性即使不是才子的天赋权利，也是他的天赐性情。才子写作，与NBA球星打球好有一比，逮住机会，就要秀一把灌篮绝技。问题在于，你如此高张猿臂，飞身而下，就不怕把弱小的胡适博士撞飞出界吗?
曾读到止庵先生一篇评论前辈邓云乡的文章，当时他正试图拿邓云乡与周作人进行文风比较。邓氏虽佳，但与知堂相比，则不如远甚。这本来也没什么，对寻常文人来说，得与周作人比较一下，即使稍逊一筹乃至三筹，亦差堪自傲了。谁知止庵先生顾虑重重，硬是写出一段帷幕深深的趣文：“相形之下，邓氏于此未免略有不及。若论博学多识，差可相提并论;以深厚求之，似乎稍逊一筹。然而另一方面，反倒更显凡人本色，读来或许更觉亲切，亦未可知”。——咦，作者貌似什么都说到了，公允之态唯云天可表，细瞅之下又啥都没说：进一步，退半步;退一步，进半步，边打手心边捏脚，小辈的礼数固已尽到极致，惜乎文字已气息奄奄。这当儿，我忍不住想劝他：您就学学唐德刚的刚猛做派，扣一个篮吧，也免得我们误以为邓老先生过于小性子，需要你用文字做成襁褓，把他裹起来。
诚然，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对寻常人家是这样，对学者作家亦是如此。文字中的礼数，大概妙在尽与不尽之间，如果德刚大师失之于佚荡，止庵居士就失之于恭谨了。
(选自《南方周末》2009年2月5日)
最后的告密者
舒芜先生去世了。这位弱冠时即以哲学天分为人瞩目的才俊，临了却以20世纪中国最大的告密者形象永驻世间，足见命运无常，造化弄人。
也是巧合，晚生如我，三年前有幸在BBS论坛上与舒芜先生有过几次文字往还。舒芜当时八十有四，意气健旺，下面这段话，出自他的《现代朱批》，是他亲自贴到论坛上来的：
我们现在没有了皇帝，听说是群众至高无上，那么历次政治运动中革命群众审查牛鬼蛇神的材料所写的批语，也就相当于现代的朱批，无论是不是用红笔写的，同样应该重视。此类文件档案，有些已经发还被审查过的本人，有些没有归还，流落到旧书文物市场，如果有心人着意搜集，排比归纳，加以研究，实在是功在苍生的盛业。谨在此呼吁，年富力强的有志者曷兴乎来!
我无意为舒芜在胡风案中扮演的角色辩护，包括胡风在内共计两千余名牵连者身受的惨痛种种，容不得后人轻言宽容。当我们把牢狱里的光阴还原成静默的“嘀嗒”声，而不是把苦难抽象成一个概念，同时，只要氤氲出大面积告密的那种妖邪氛围尚未从法律上根除，任何可能遮蔽历史的“向前看”之举，都应接受质疑。
读者想必注意到，上面摘出的这段话，与舒芜留给世人的告密者印象，格格不入，夸张点说，好像秦桧在朗诵岳飞的《满江红》、姚文元在教育我们如何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气节。当然，这是个错觉，人的复杂性及既往时代的严酷性，足以让历史上的告密者，幻化出十八般形象来，我们切忌把它归类成单一脸谱。
作为一种人类现象，告密古已有之，古希腊喜剧家阿里斯托芬的《阿卡奈人》，甚至出现了“把告密人当作陶器运走”的荒诞情节。不过，今日之告密者，非得结合一种现代极权体制，方能得到有效观察。当一种政体闪耀出不容置疑且至高无上的道德—权力辉光，它就倾向于将异议者宣布成敌人，故无论逻辑上还是现实上，它都会鼓励出卖。茨威格在《异端的权利》里说：“一旦一个国家……原则上允许甚至希望告密时，其他正派人就会被恐惧所驱使，而扮演告密者的角色。”尤其，当人们“不被怀疑是‘站在魔鬼一边而是站在上帝一边’”时，他们更可能将告密镀上金光，好像告密不是出卖，而是在向上帝献祭。
在与我们的体验更为切近的《古拉格群岛》里，索尔仁尼琴探讨了大量告密现象，他沮丧地写道：“我国的空气本身就促使人们去当‘密工’……半个世纪或40年来的狱外告密行为是一件完全没有危险的事情。”他分析道：“告密制度……收买面撒得这样宽的目的之一很明显的是：要使每一个黎民百姓都能闻到告密渠道的气息;要做到在每一群人里、每一个办公室里、每一所住宅里都有一名眼线或者使所有人都担心身旁有眼线。”一旦做到了这点，那么，他们“除了削弱人们之间的联系之外”，还能达到另一个目的，“凡是被收买过的人由于害怕被社会揭露，必定非常关心现政权的持续稳定。”所以，当“背叛成为生存方式”之后，“人们发现风险最小的生存方式就是经常地背叛。”
这是斯大林时代的告密，中国的情况或有不同，不过，索尔仁尼琴还说过几句让我脊背生凉的话，他说，“斯大林一生中差不多样样都是从奴隶制的东方(指中国)学来的”，当一些囚犯误以为会被关押到“距中国边界不远的地方”而高兴时，索氏冷冷地说：“他们没有认识到中国比我国还要坏得多”。
谴责舒芜吗?可以，而且应该，但之前我们最好扪心自问：自己若生于彼，是否会出淤泥而不染?一周前看到一个帖子：“一份围攻胡风的名单”，作者刘火在“旧书店里觅得三册由作家出版社1955年出版的《胡风文艺思想批判论文汇集》”，撞见一份壮观的名单，其中既有我们不以为怪的人，如姚文元、舒芜、周扬、何其芳，也有令人默然心伤的名字，如茅盾、曹禺，更有我们原以为不会遇到的人物，如王元化。下面这句话，即出自王元化笔下：“不管胡风的露骨的宣传或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来掩盖自己的主张，他的反党反人民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文艺思想，是必须彻底批判的”。
我得说，此事并没有改变我对王元化先生的敬意，正如我不曾把最高的敬意献给巴金。这份名单的价值在于让我明白：尽管王元化相当优秀，但就坚守真正的知识分子立场而言，优秀到当年王元化那种程度，还远远不够。一个人在履践“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意志上有所亏欠，那么，无论他拥有多少令人称道的品质，都不足以逃离这份名单;假如他还同时拥有“一颗红心”，通体焕发着忠诚、奉献的品德，那就等于招认，他是一个随时待命的告密者，只要获得机会，他随时会在一种自以为圣洁的庄重气氛里，向至爱亲朋刺出致命一刀。
我曾自问：如果把我代入，我会进入类似名单吗?我确信不会。但我也知道，我如此确信，是因为先行替换了一个条件：今日之我所具备的独立意志，是拟想中的当年之我不可能具备的，在一个大棚养鸡场的环境里，想象自己与众不同地长出一根鹤的脖子，委实过于臭美。事实是，只有为数寥寥真正具有自由思想的独立人——如陈寅恪、钱锺书，尽管他们从未摆出战士的造型——才不曾在这些地方留下把柄。我想起索尔仁尼琴的深重喟叹：“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必须具备的条件太多了。”
茨威格告诉我们，日内瓦有过一条制约告密者的法律，“任何控告别人犯罪的自由市民也要被拘留，直到他能证明他的控告是正确时才能获释。”我相信，即使有了这条法律，告密者仍会出现，好在那已问题不大了，只要舒芜的告密与胡风的悲剧不存在关联，我们大可仿效古希腊人的做法，“把告密人当作陶器运走”。到了那时，“最后的告密者”才会不再成为一种企盼吧?
“谨在此呼吁，年富力强的有志者曷兴乎来”!并遥祝舒芜先生灵魂安息。
(选自《东方早报》2009年8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