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的无缝衔接化，使发生于某地的小概率事件，通过信息管道到达异地，引起多地的同步化“蝴蝶效应”。基于此，每年衍生出的网络流行语，经遴选后，用来盘点社会方方面面的热点问题。如2012年公布的十大流行语：“正能量”、“元芳，你怎么看”、“舌尖上”、“躺枪”、“高富帅”、“中国式”、“亚历山大”、“最美”、“赞”和“接地气”，而高居榜首者正是“正能量”。
“能量”一词属于物理学用语，是指对一切宏、微观物质运动的描述，有大小，无方向。若将其植于社会经济学、政治哲学等学科范畴，则注入了更多的意识形态因子。“正能量”出自英国心理学家理查德·怀斯曼的名著《正能量》。书中将人视为一个能量场，通过激发内在潜能，使人表现出一个新的自我，从而更加自信、更加充满活力。“正能量”可阐释为一种健康积极、乐观向上的动力和情感。源于此，“正能量”的流行，乃为国人回望2012，展望2013的集体意识展现。
在二元社会结构中，非正即负、非黑即白、非左即右、非善即恶，是国人判断事物好坏的逻辑标准。帝制时代，君臣佐使，诸侯士庶，二元思维主宰着国人的逻辑空间，容不下半点“中庸哲学”和丁点“折中主义”。在统治者眼中，唯有自利的“能量”才是“正能量”，唯有歌功颂德、大唱赞歌才是“正能量”，一旦与统治者相悖，小则小命不保，大则株连九族，从春秋战国时“百家争鸣”的意识流争辩到毁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统政治、历朝“文字狱”及近现代饱受争议的“文革史”中便可窥一斑。
那何谓“正能量”?如何解读“正能量”?笔者认为，判断一种社会行为是否属于“正能量”，关键看其是否顺应时代潮流、是否合乎人民利益和是否有利社会进步。符合以上者，无论赞美、歌颂、维护，还是批评、揭露、抵制，如2010年3月5日，时仍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曾表示：“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监督政府”，都可视为“正能量”。故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楷模雷锋提供着“正能量”，反对林彪、“四人帮”集团的倒行逆施，遭受残酷迫害的思想先驱张志新同样提供着“正能量”;被誉为“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公仆”的焦裕禄提供着“正能量”，因对“反人权”的血统论进行猛烈批判，提出民主人权诉求的《出身论》而惨遭杀害的遇罗克同样提供着“正能量”......
“能量守恒定律”指出：“能量既不会凭空产生，也不会凭空消失，它只能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其他形式，或者从一个物体转移到另一个物体，在转化或转移的过程中，能量的总量不变。”那当“正负能量”取交集，达到发展演变的平衡点时，才算社会学意义上的“能量守恒”。一味赞颂，卑躬不是“正能量”;一味维护，屈膝不是“正能量”。鲁迅在《漫与》一文中曾有论述：“一个活人，当然是总想活下去的，就是真正老牌的奴隶，也还在打熬着要活下去。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摸，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同样，明人赵南星《笑赞》：“一秀才数尽，去见阎王，阎王偶放一屁，秀才即献《尼颂》一篇曰：‘高竦金臀，弘宣宝气，依稀乎丝竹之音，仿佛乎麝兰之味，臣立下风，不胜馨香之至’。阎王大喜，增寿十年，即时放回阳间。”若以黑格尔“存在即合理”的纲领为论，那奴隶与秀才的颂赞，则属“正能量”之列，这显然把存在的一切神圣化，从哲学上替专制、独裁和形而上学的彻底洗脑。
在黑格尔看来，“现实”这种属性仅属于必然的东西;恩格斯说：“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质性”。(《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83页)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意识是高度发展的物质，是客观物质世界在人脑中的反映。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世界是按照它本身所固有的规律运动、变化和发展的，“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必然的归根结底自然便是合乎理性的。由此，黑格尔的这个命题应用于当时的普鲁士国家，意味着：这个国家只在它是必然合乎理性的。那么，政府的恶劣可以从臣民的相应的恶劣中找到理由和解释。单纯灌输“正能量”，同片面强调“主旋律”如出一辙，在逻辑思维上是形而上学，在工作作风上是独断专横。“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是歌颂，非“正能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是赞歌，亦非“正能量”。批判、揭露与反对，当然也并非“负能量”。倘如此，“正负能量”的多元化存在，致黑格尔古典哲学的终结，便属合理的历史进程矣。
基于此，2013年中国地方“两会”的陆续召开，中央出台“八项规定”后的“新作风”吹进各个角落：没有了彩旗、标语、警车和鲜花，简化了会议、用餐……地方政府朴素务实的新面貌让与会者和民众感受“正能量”。鉴于此，如何正确、客观地解读“正能量”?如何辩证、理性地对待“负能量”，实现二者的平衡转化，当“能量守恒定律”嵌入辩证唯物主义，看到赞美未必赞颂，批判未必批评;透过现象识本质，抓住主要矛盾，摒弃次要枝节，从社会科学、政治历史和自然哲学等多维度视角来剖析“能量”的内核，透视能量的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