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3月8日
把丁玲的《水》又看了一遍。
1951年3月9日
上午讨论丁玲的作品，获得了这样两个认识：一是她在那时就已经有了这样明确的马列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并通过形象表达出来，了不起。二是她有一种热烈的战斗的气魄，正是革命初发动时那种突然爆发前的一种气息。这由一位女人写出，实在世无多见。
李纳和歌焚，也完全承认丁玲有很多地方不像是女人，特别对她的胸怀宽——无拘无束，思想上的彻底解放，对人对事的勇敢无畏——感到羡慕。
1951年3月11日
晚饭前，3 点半钟吧，多福巷来了电话，说丁玲同志叫我和李纳于5点钟去她那里一下。我问有什么事，说是没有什么事。我答应了。之后，给李纳打了个电话，也通知她。
吃过饭，把《光明日报》寄给的记录改写完毕，匆匆坐车到东四。5 点稍过，赶到丁玲同志那里。
陈明给开了门，还未进屋，说笑声传出来，便感到人不少。一踏进去，就见除丁玲、李纳外，还有冯雪峰和曹靖华在。丁玲第一句就对我说：“让你来并没有事，就是让你再受一受憋，我们大家来玩一玩。”随即介绍：“这是雪峰同志，这是靖华同志。”我本来都认识的，握过手，就坐下了。丁玲又说：“叫你受一受憋，锻炼一下。”我点头说：“现在不怕了，不要紧了。”李纳也好像为我抵阵，说：“他现在不大怕了。”可是，我还是冒了汗，红了脸，而且不知道用什么姿势坐好。
果然没有事。大家随便乱扯，雪峰同志很活泼地说些笑话。丁玲又提起《平原烈火》写得好，并说我是在联大学了几个月，14岁入伍，受陈企霞的教育。雪峰同志问：“陈企霞一定很高兴看见你出的书了。”我说是的，他很高兴，也得到他不少帮助。大家笑了一阵。丁玲又说：“《平原烈火》比《新儿女英雄传》写得好。”雪峰同志居然还点头。
丁玲对《我怎样写<平原烈火>》一文很不赞成，说写得不好，叫我以后不管谁再叫写这类文章，千万不要再答应了。她说，究竟怎样写的，你还懵懵懂懂的不知道，那怎么会写得好呢?她说她看过之后，本预备抽掉的，因为怕太打击我的情绪，还是出了。我说：“还不如抽掉的好，打击情绪我是不怕的。”李纳也说：“他还不怕打击。”我正要问一下《光明日报》的文章还让去发表吗，她们又扯向别的方面去了。
暴露了一件愚蠢事，半天心情不安。后一想，也便忘记了。雪峰同志听丁玲介绍过我之后，问毕业之后我可否留在所里。丁玲说不成，军委还等着要哩。我连忙解释道：“还是可以留下的，我现在已经没有了家。”并没有引起她的注意，后来我又趁一谈话空隙问丁玲道：“毕业后我可以留下吗?”她说：“将来再说嘛，急什么呢?离毕业还有一年多嘛!”于是我立即感到太迫切了。这正和过去在联大时的心情一模一样，曾被严厉批评过的。好半天，觉得自己不该这样冒失。
近 5点半吧，又来了两个人，一个是翻译《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苏联女作家刘芭。她很懂得中国文学，中国话也讲得很好。还有一位男的，姓张，谈话中知道是在苏联待过很多年的，我原以为是她的翻译，后来才觉察他们是夫妇。这位刘芭说有四个节目可以做做讲演，请中国的作家们批评研究的：“一是《红楼梦》;二是《唐宋传奇》;三是《西厢记》;四是鲁迅”丁玲同志让她在前三项中摘一项，给文学研究所来讲讲课，看样子，这会成功的。
近6点吧，开始吃饭。我本来吃了饭，又不得不去再陪了吃。饭是中国式的，也是中国吃法，一碟一碟慢慢上，陈明还为我倒了一大杯葡萄酒(刘芭，张，李纳，丁玲母亲，雪峰同志都是玫瑰酒)。先为祝贺四妇女的“三八”节喝一口，又为刘芭的批准又在中国一年喝一口。接下来是乱喝。有生以来，我只碰过两次杯，叮叮响，就是今天桌上与刘芭的两次。
其他菜我一概没有兴趣，只是“核桃藕(粥)”还感到新鲜。丁玲同志特别照顾我和李纳。原先吃鱼，鱼吃光只剩了汤，她便把盘子拉到眼前，替我和李纳歪着,让我俩用匙子舀里面的汤喝。陈明在一旁看到了，笑道：“大家看这文学研究所的三个人哎!”逗得大家一阵笑。丁玲同志原还劝我多吃，我告诉她已吃过一次了，才不催了。
雪峰同志在桌上劝我吃酒(丁玲也是)，说文学家应有这个感觉。又问我懂不懂他的话，我是哪里人，现在吃的什么灶。我一一作答。很感到他的谦逊、自然、可亲。
谈话中心，当然还是刘芭。谈苏联的风俗、中国菜等。谈得最活跃的是雪峰同志，也只有他才逗得大家不断地哄堂大笑。
丁玲的老母亲是个很健旺的人。丁玲却介绍——她小时也是黛玉、宝钗一类的人，吟诗、作画、行酒令、玩棋子，都会的。老太太说，那是老封建、老腐败，年轻时的光阴都浪费了。现在天下变好了，我又是不能用的人了。陈明说她炼成钢了，炉火纯青。大家又笑了一阵。
吃罢饭，又回到西屋去，大家围坐了促膝畅谈，我们只是听。《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外交版，丁玲抱了一大堆来，又谈了半天《文艺报》。虽没有具体内容和谈话中心，只是扯个痛快，我们却在不知不觉中，也受了有益的熏陶。
9 点钟，张一直催刘芭走，才散了(雪峰同志是7点多走的)。
回来，我想，丁玲这次叫我去，干什么呢?目的是为了什么呢?
只是憋一憋我吗?培养些什么呢?
还不能正确理解她的意思。
有一句很使我注意，丁玲同志曾说，以后，作家应争取靠稿费生活，不应靠什么供给和薪津。又说，我们请工人来谈谈话，也得花钱请他吃顿饭嘛!——我突然觉得：找人谈话，在一个作家常常需要花钱去买的。可是，我们平日竟不想接近人，有人找来谈话，我们反而不耐烦，以致放过了不知多少谈话的机会!这是何等的罪过啊!
然而，丁玲今天绝不是花钱请我去谈话的。——不过与别人谈话成了她的习惯，下意识中也许有这个意思。这是所谓炉火纯青了?
也许，她的意思就在锻炼我与人谈话和多接近人的习惯以及能力!
从丁玲同志那儿出来，在东四等电车的时候，忽而想到丁玲同志会有一天问到我们的爱情。于是我会背给她那首诗听。这样想着，竟不知不觉在那里来回踱着小声背诵起来，一遍又一遍，竟至四五遍之多。一面背诵，一面便觉到了丁玲的笑声。我很为得意。
1951年3月12日
且抄下给李昭信上关于丁玲同志的一段：
一时高兴，再与你们扯扯丁玲吧。丁玲很喜欢青年，她对人说：她看见青年了就满心高兴，犹如看见花朵了一般。昨天她叫我和另一位女同学去她那儿，我还以为有什么机密要谈，及赶了去(她的住处和我们有四五里远)，她笑着对我说：“没有事，只是叫你来受一受憋!”原来她请了很多朋友(包括雪峰、曹靖华、翻译《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苏联女作家刘芭……)玩一玩，吃吃饭的。她知道我素来怕见生人，尤其怕见有名的地位高的人，所以特地叫我去挨“憋”，意思里大有叫我去锻炼见世面的成份。——老实说，我在这方面也确实糟糕，等她给我向雪峰等同志介绍之后，一落坐，我便满头大汗了，瞪着眼看人家闲谈，窘得很厉害。不过，丁玲毫无取笑我的意思，照常谈她的，使我很迅速就镇定了下来。镇定之后了，才来照顾我。譬如吃饭时陈明给我倒酒，我说不会喝，她便叫他改倒葡萄酒。这些细节，却可以表现那深挚的感情，这是没有任何虚伪的。记得我曾对你们说过，她在一次给我们的讲话中，提到解放区文艺时，曾很激动地说：“有人说解放区文艺粗糙，但我们不能这样说。这些文艺是多少人千辛万苦创作出来的。它还是一棵嫩芽，我们必须保护它，培育它!别人排斥它可以，我们自己绝不能排斥!”如把那种感情联系起来看，我以为是可以看到她的灵魂深处的，那里面确有着圣洁的东西。
1951年3月13日
前天听丁玲说：糖的营养很大，特别可以恢复精神和心脏。刘芭也说，在苏联，糖的销量很大。
1951年3月23日
上了一天课，上午丁玲给扯“左联”，讲了很多故事。但她讲得最诚恳的和最动人的，是劝人们不要着急，学习两年就能当作家是不可能的。她号召人们尽可能多学些东西，多获得知识，我们学新文学史就是为了这些!不学历史，你怎能懂得我们的遗产，我们的作品呢?
1951年4月20日
上午召集小组长开联席会，传达下周总结第一季度的学习问题。——会中，丁玲给康濯打来电话，说她欲去湖南下乡，让胡正陪他一起去当秘书。这倒是好事情。
1951年4月28日
下午7点，结婚典礼前，与周普文很扯了一阵子。结婚典礼时，最精彩的节目有三，(其)一是证婚人丁玲讲话。她笑着揭露了董伟在“三八”妇女会上说的所谓“现在对这问题不大想”。
1951年5月10日
上午，丁玲同志来给讲了讲学习方法和思想以及态度等问题。她很强调读理论和作品。她劝我们还是多读书，生活的机会会有的。思想水平不高，就连接近群众也没资本。这确实是个新问题，使我严重地感到这话极应注意。
1951年5月28日
今天又一个问题太可注意：晚上陈淼告诉我，电影局要我和马烽去搞编剧。可是，丁玲同志拒绝了。我在古鉴兹那里看到这里给文化部人事科的一封信，说“调人问题由丁玲同志亲自与文化部直接交涉”。看来，丁玲同志是紧护着的。
1951年6月9日
早晨我正洗脸，陈淼就跑来告诉我，说犯个“无组织无纪律”吧，实在憋不住了。他说：昨日下午在本所所务会上，丁玲同志说苏联十月革命节，中国将派代表团去参加观礼，在我们所内有三个人或四个人可以去(据说在文化部党组会上已经通过了)。这就是：我，陈登科，赵坚，还有个可能去的是康濯。——丁玲让陈淼不要告诉我，可是，他憋不住了，一定要来告诉了我!
1951年6月13日
正听课间，陈淼出去了一下，不一会儿回来对我说：“丁玲同志叫你，在办公室听电话。”我慌忙跑了去。电话里声音很大，很洪亮。先问我日本鬼子什么时候到我的家乡的，又什么时候把那一带占领的，八路军什么时候到的我们那一带，事变那一年我多大，上学了没有，我都回答了。于是又问我哪年参军，多大岁数，当什么，以后又当什么，以后还当什么，锄奸干事是个多大的官，哪级干部，一直问到联大，出来后到六纵，以至现在。——就是说：她稍稍理解了一下我的家庭受战争影响的情况及我的简单情况。问罢，她就挂了机子。
为什么呢?哈哈!一定是和陈淼所传的消息有关，她一定在活动什么或布置什么了。有门，有门!让我的幸福快来临吧!
征候已经出现了!
对了，她还问我以前写过什么比较有名的东西。我说给她《周玉章》，她说听萧殷说过，有过一个印象。很显然，她怎么会没有一种意图呢?这意图又是为明显的对我的。
1951年6月18日
丁玲同志也悄悄来了，她也被欢迎讲了话。她说文研所的氛围现在很好，在文艺思想上赶赴了前线，已不是在后头踩着了。她再次号召大家随时参加当前文艺战线上的战斗，关心其发展变化，不要读死书，不要死抱住伟大的创作计划。你写个短篇作用甚微，而对武训的批判，确是解决了思想界的极大问题。她要人们不要太看重自己那一两篇小说了。入所来就是练思想、学理论的，你不关心当前文艺思想怎么能成呢?
她又说，现在所内的理论学习的状貌有些转变，不像以前似的带有很大强迫及勉强的性质了。
1951年6月20日
他还说，他写了篇文章介绍文学研究所，丁玲同志就写了一篇介绍了中国的工农兵作家，都是给外国去发表的。——我想，那天丁玲同志给我打电话问履历，就是正在写那文章的时候吧。
这个礼拜我太忙了。又要分析和研究《红旗歌》，做中心发言，又要预备礼拜日去青年服务部做会议的讲演。而马烽伴随着丁玲同志到南京去了，撇下我孤零零一个人。这真是叫我如何应付得了呢?
1951年7月31日
10点半，越南人民访华代表团的文艺作家阮怀清和越《人民周刊》的编辑黎XX，由丁玲等同志陪同来了。于是，座谈会一直开到12点。还好，丁玲不曾让我讲话，让陈淼讲了一下下厂的经验。不过，我们听了半天也太过无聊，万难说出有何收获，只坐着熬时间而已。
3点，丁玲作总结的启发报告，关于文艺的党性，小资产阶级思想及情感问题，硬是上了一堂很解决问题的课。
1951年8月1日
记得昨天丁玲在招待越南作家的座谈会上，把我向阮怀清介绍时说：“他写的长篇《平原烈火》，最近已翻译成俄文。”这可是真的么?我还没有听说过。如果是真的，该有多么幸福呀!
1951年8月4日
她说很早就已听说我要到苏联去了。丁玲给她说的，丁玲本来还提了她，结果未通过，说表现得太少了。丁玲说：“李纳，快写东西罢，你看，我一提出来就被人家否决了。”
李纳说，丁玲还打听过我的爱人问题。——那天她作报告时，谈到有人要求结婚时，也瞭我一眼。她大概关心的。
1951年8月11日
下午，丁玲同志来给作总结报告。她指出两个缺点：1.有些人仍不愿打破个人孤独的圈子，这就一定会落在时代后面，落后和危险下去。2.有人写了一两部小说便骄傲起来了。她说，有些有包袱的人其实是最不值得有包袱的人。
这不啻是给我耳边敲响洪亮的警钟!我已处在危险地位了!不管她是否有意地指着我说，但我必须认为是教导我的。——我必须虚心下来，向一切人学习，我渐渐地趾高气扬的样子是会很快就毁灭了自己的!
1951年9月6日
康濯10点(夜)多后来，他说丁玲叫我写两篇文章。一篇，歌颂人民文艺的成就的，一篇是写到文艺研究所来以后特别是第二学季中的收获的。唉，总要把我的脑子再累个半死而后已。
1951年9月10日
丁玲同志现在是中央宣传部文艺方面的负责人了。周扬把一套交给了她，她现在正接过手来。
1951年9月22日
下午，给丁玲打电话，转告荒煤问给苏联作家协会送旗子的事。她说她也不知怎么好，还是问问上边吧，如外交部等。她除指示写镇反剧本之外，还叫我写一篇学习心得的文章。怎样热爱生活，不脱离生活，爱人民、爱大家。有了作品也不要自封，应该永远前进。她叫我仔细想想爱伦堡的话，吸取他说话中的教训。
她今晚要陪爱伦堡等去上海，月底回来，赶参加国庆日。
1951年9月30日
6点半起程，由胡朋给要了一张票，到民主剧场去看新凤霞的《艺海深仇》。丁玲同志曾蛮带兴趣地称赞过新凤霞。但依我看，甚是平常，没有什么奇特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