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能代表陶渊明耕读人生的作品，我一定会选《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诗中描写了一个耕读自足、俯仰宇宙的充实境界。
此诗作于义熙四年(408年)6月。这已是44岁的陶渊明辞官躬耕的第3个年头，此时他的房屋还没有被火灾毁坏，生活尚未到晚年的窘境，对耕读乐趣的体验最为浓厚。此诗的点睛之笔便是“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耕地和播种都已完成，终于有空读“我”的藏书了。“耕”和“读”是陶渊明田园生活最重要的两翼，一实一虚，构成生活的坐标系，使他可以在现实人生的基础上，尚友古人，往古来今。
陶渊明是浔阳柴桑人，今天我们可以到庐山南麓，九江市星子县避暑胜地，拜谒陶渊明墓，寻访陶渊明故里。那里有一个只有十余户人家的小村子，住户都姓陶，是诗人的后裔。这个村子就是“栗里”，或许是陶渊明后来移居的“南村”。在那里，可以还原陶渊明写诗的场景，体会陶诗的神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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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描绘了陶渊明耕读生活的全景，表现了诗人精神世界的三个特征：
第一，与自然万物相亲。草木扶疏，微雨好风，寻常的自然在诗人笔下深情万种，根源于诗人与自然相亲相和的审美心境。“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表现了仁者情怀，众鸟欣然来此栖息，令人更加热爱自己的新房屋。一个“欣”字，温润如玉。
第二，抱朴含真，与世俗隔绝。在这狭窄的小巷中居住，即便是原先的故人也驻足返回了，这就是“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故人中或许有达官贵人，是世俗场中的人物。陶渊明多次出入官场，最后一次归田，终于远离了利禄干扰，获得归鸟般的自由。
第三，尚友古人，寄意遥深。《山海经》本身就是一本有荒诞色彩的神话著作，图像奇特，地理辽阔。读《山海经》，使陶渊明思接千载，神游万仞。看似无意，却正是“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五柳先生传》)的具体体现。读书之最高境界，应是精神的遨游，是与古人的晤谈、对话。俯仰之间，四方上下，古往今来，这其中的乐趣，是诗人得以超然物外的精神源泉。
陶渊明29岁出仕之前，受到家族以及乡邻隐逸之风的影响，一直在田园生活中读书。他出仕之前是否躬耕，并无直接的文献证明。他曾说“弱年逢家乏”(《有会而作》)，20岁时江西荒年，家里便十分贫乏。他29岁出仕，“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受不了作小吏的牵绊，不久便辞职回家。这以后，他“躬耕自资，遂抱羸疾”(萧统《陶渊明传》)，也就是说29岁便已经开始躬耕的生活，甚至因此而瘦弱多病。我们可以猜测，陶渊明出仕之前也应该是经常在田园耕作的。
在思想上，陶渊明将躬耕提升到生存本质的高度，为自己的行为找到有力的依托。作于46岁的《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说道：“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谋生谋食是人生最根本的需求。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官场无道，政局不稳，躬耕田园或许是一个人自保、自养的最好归宿。
陶渊明躬耕生活的艰难，与中国农民所承受的苦难原无二致。在诗文中留下了一个清晰的线索：他一直生活在困窘中，直至落魄乞食，饥馁而死。早在39岁，他就写道：“劲气侵襟袖，箪瓢谢屡设。萧索空宇中，了无一可悦!”(《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家里穷到没有一样看着顺心的东西，由于食物稀缺，连“箪瓢”这些器物都拒绝被摆上桌了。可以想象，陶渊明出仕，救贫是重要的动机。44岁遇火灾之后，46岁作《和刘柴桑》，他只是希望能得到基本的衣食，再无奢望，然而连温饱也逐渐成为奢望。52岁作《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描述了辛苦耕种的场面，到了秋天，终于吃了一顿饱饭，早早便穿好衣服等待天明。这种欢喜多么单纯，而其秋收之前食不果腹的生活也可想见。
10年之后，陶渊明62岁，临终前一年，日常生活已经到了粒米皆无，多日不起炉灶，诗书无暇顾及的程度。他甚至穷到到善良的老乡家去乞食：“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乞食》)设想当时情境，陶渊明走到一家素不相识的老乡门前，敲开门却不知该怎么张口，好在遇到的是和他一样的“素心人”，立刻摆出酒食，与他晤谈如故。老病如此，不是陶渊明不辛勤，实在是上天负人，收成有限。想要躬耕自足，并非容易的事。这一场持续二十多年的坚持，给了陶渊明精神、人格自由的同时，也使他身心俱疲，贫病交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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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耕读人生的另一面是“读”，相对于躬耕的沉重，诗书相伴是他生命中空灵又自在的一面。他56岁作《五柳先生传》称：“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清代学者林云铭指出，陶渊明是“好读书亦不知有章句”(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史教研室编：《陶渊明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65页)。他强调的是不过于在字句上花功夫，而着重“会意”，即以一己之心直接与古人相接，领悟、神游古人文中的玄理、意趣，所谓：“衡门之下，有琴有书”(《答庞参军并序》其一);“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归去来兮辞》)。有了诗书，陶渊明的精神才不会枯寂。尤其到了晚年，生活日益困顿，他依然读书自励，在与古人的精神交流中坚定自己的选择。
在“读”的基础上“写”，是陶渊明寄托情志的重要方式，“写”是“读”的延伸，“写”是他的“耕读人生”的重要构成。他说自己：“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五柳先生传》)这是他文学创作的方式和目的：非刻意行文，而是在自娱自乐中偶然得之;表达情志，后人从其诗文中，也可了解他这个人。“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这是陶渊明的诗书。一个“好”字，让人感觉到诗人心中那旷古的深情。读古人的书，让他的心有了一个广阔的居处;诗文自娱，让他写出了至情至性、一片神行的诗文。他平日务农、耕种之余，读书自乐。草木舒展，众鸟欢欣，好风微雨，一派生机盎然。他归里之后的田园生活，正是这样“耕”与“读”相融，物质与情性并存的生活。
高建新先生分析“耕”“读”：“‘耕’得其食，‘读’养其心、养其性;一是物质的，一是精神的;‘耕’关乎现实生存，是基础;‘读’关乎精神生活质量，是指向。‘耕’与‘读’相辅相成、不可分离。‘耕’与‘读’，代表的是自力更生、是充满生机的创造，既脚踏实地又志情高远，既坚韧不拔又不乏对过去、未来的深情关注。”(高建新：《陶渊明的现代意义刍议》，《内蒙古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这段话是对陶渊明耕读人生的深刻阐释。陶渊明的诗书，因为植根于“耕”，才能在精神的漫游中不离生活的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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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的耕读人生收获满满，用三个词来总结，即：自然、自由、自我。
“自然”，他在田园生活中发现了自然之美，并以审美愉悦消解了人生忧虑，提升了人生境界。云、鸟、风、雨、气、菊……田园生活中随时而遇的自然，无不使陶渊明情动于衷，在与万物相交会的过程中，内心欣然。
“自由”，指他在耕读中获得大自在，神驰宇宙，情通八荒。陶渊明的身体无疑是不自由的，因为终生为贫病所困，衣食之忧一直存在。他所得的自由，主要在精神世界。无需违心地应付世俗名利，他人格独立，无愧于心。他与乡邻好友相伴，“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移居》)，获得情感的沟通和支持。他与古代的圣贤相伴，在阅读、写作中延伸了自我生命。
再说“自我”，自我是“我”之所以成为“我”的根本，是自己肯定自己，自己实现自己。苏轼说“渊明形神自我”(苏轼：《刘景文家藏乐天<身心问答三首>,戏书一绝其后》，王文浩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818页)。陶渊明耕读人生的喜忧好恶全都展现在诗文中，矛盾也罢，高远也罢，平淡也罢，是一个有个性、有操守的生动纯真的人，是一个理想和现实统一的人。
《哲学走向荒野》一书中说：“我们在森林中，不会还给自己戴上面具;所以我们走向偏僻野外的每一步，都是向自我的回归。”“面对孤独，一个人接触到了自己生命的本质。我独思，故我在。”([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著:《哲学走向荒野》，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20、423页)这似乎是专为陶渊明作注脚的。他多次离开最终又回到田园，认识到田园生活的自在、纯真最符合他的本性，与其精神受苦，不如身体受苦。陶渊明的诗文也是他“自我”层面上最美的收获。他用一己之心体会天道自然，形之于文，创造了一个蕴含深远的诗文境界。
陶渊明的耕读人生，对其后一千多年的古代传统文人影响深远，对我们的现代生活也有重要意义。今天的科技高速发展，农业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生产力。我们不可能复制陶渊明的人生，他的耕读人生成为一个理想范式，值得我们从中汲取精神力量。其现代意义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轻物质，重精神。陶渊明选择躬耕，勤劳、节俭，把物质追求降到了最低。现代社会人们对待这两方面恰恰相反，重物质，轻精神。因此导致向自然无限地索取，无限地追逐利益，伤害自然的同时也伤害周围的人，最终伤害自己。这成为人们普遍存在的精神困境的根源。想要解决困境，必须将物质的负担卸下来，用阅读来涵养精神。
第二，亲万物，有深情。陶渊明对自然万物充满深情，让自己有限的生命在与自然的晤对中获得无限生机。现代人最需要将目光从工业、科技、城市走向自然。自然不一定非是田园，生活中无处不是自然，以审美的心态面对万物，精神困惑才有望得到缓解、沟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才能达成和解。
第三，护真我，抵佳境。陶渊明的耕读人生是丰富自足的人生，他在田园中活出了真我。我们理当在匆匆碌碌的生活中发现“真我”，使人生沿着内心欣然的方向发展，渐进佳境。这是最高意义上的自我实现。
庐山是一座文化山，庐山南麓曾经有陶渊明的身影。他曾在山脚下写出“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的佳句，一册书在手，低首抬头之间，思维穿越千载，这是何等的惬意。我们需要像陶渊明那样，循着发自内心的声音，让自己的身心与周围的自然、社会保持和谐的状态。同时涵养精神，护持自我，使生命既扎根现实，又面向古今，拥有一个充实、广阔的精神时空。“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耕读过后，好风微雨的一幕，宁静而充满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