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晚上吃过饭，我准备去图书馆还书，妻说要去剪头发，我们便一起去了闹市。走到电影院门口，我快步走上台阶去看放映厅门前的告示板，上面写着：“今日电影：东京审判”，我问收票员什么时间开演，他说还有十分钟。我回头对妻说，一起看场电影吧，马上就开演，妻同意了，我便向收银箱里投了两枚硬币，来到了放映大厅，选了个位置坐下。
十分钟后电影开演。我身后头顶上的窗口传来了胶片走动的卡卡声，很是亲切。好久没有听到这样的卡卡声了——当露天电影在农村流行时，我们经常挤到放映机的旁边，一卷胶片完了便看放映员换胶片，当卡卡声再响起时，一束强光投射到前方的银幕上，电影继续，如今这种场景在农村再也看不到了。
《东京审判》讲的是国民政府外交官梅汝璈代表中国去东京远东国际大法厅审判在中国犯下滔滔罪行的日本战争狂人。当庭长威廉姆爵士宣布各位法官的坐次为美国、英国、中国……时，梅汝璈立即说，我不同意这样的安排，我认为应该按日本受降书的签字顺序来安排座位，中国在第二位，也就是说在美国之后应该是中国。当最后一次彩排时威廉姆庭长再次宣布座位排序为美国、英国、中国……时，梅汝璈立即起身离席，以示抗议。威廉姆随后追了过来说让美国和英国的法官坐在他的左右手，完全是因为他们对英美法律较为熟悉的缘故，丝毫没有歧视中国的意思，并说你设想一下坐在你左右手的不是俄国法官，这将会使你非常愉快。但梅汝璈马上说，我来东京不是为了愉快，我的祖国中国遭受日本侵略长达五十年，对中国人来说，审判日本战犯是一件严肃、沉重的任务，我来这不是为了愉快。威廉姆接着说，这样的安排是盟军最高统帅的决定，如果你拒绝，中美关系可能陷入不愉快。梅汝璈想都没想说，我拒绝接受这种不合理的安排，在日本的侵略战争中，中国受侵略最深，抗战最久，牺牲最大，而英国却只是一味地忍受和投降，中国绝不能接受被排在英国之后，我认为中国政府也绝不会同意被排在英国之后，我甚至怀疑这是否是盟军最高统帅做出的决定。说着穿上衣服就要离开，威廉姆爵士只好说愿意去商量一下。
商量的结果是大定一致认为这只是一次彩排，让梅汝璈先配合媒体照一些照片，然后再来商量座次的问题。但是梅汝璈拒绝出席和拍照，他说如果拍了这样的照片传到中国，所有中国人都会责难我的软弱和无能，如果我同意了这个安排，就等于侮辱了我的国家，就等于侮辱了所有中国人，为抗击日本侵略所付出的代价、牺牲、努力、坚持、一切的一切……威廉姆爵士，你明白吗?所以我绝对不会出席彩排，甚至于我自己，可以向政府请示，如果他们不支持，我将马上辞职，让愿意来的人来。
威廉姆爵士只得再次去和各国的法官商量，这次商量的结果是他们不得不同意梅汝璈法官的要求，威廉姆爵士对他说，你的国家应该为有你这样的斗士而骄傲。梅汝璈说，我不是斗士，我只是一名法官，一名中国的法官。卫廉姆笑着对他说，你能答应我一个要求吗?叫我威廉姆好吗?梅汝璈喊了他一声，威廉姆。至此，梅汝璈不仅赢得了排在英国之前的席位，也赢得了威廉姆爵士的尊重。
经过两年多漫长的审判，11位法官们一致认为28名战犯有罪，但在量刑的尺度上引起了争执，一部分未亲身经历过战争的国家摆出了文明的大棒，认为判处死刑是不文明社会的体现——这一点立即让我想起了药家鑫被判处死刑时，有些脑残们也主张不判处死刑，理由也是不死才是文明，只是那时做出这一主张的是外国人，现在变成了我们中国人，可笑乎，可悲乎?
梅汝璈对此非常沮丧，一度想到了以死了解，但他最终据理力争，对不同意判处死刑的法官慷慨陈词，再次讲述战争狂人的血腥罪恶和自己主张判处死刑的理由。接着投票，投票的结果是6票赞成对5票反对的微弱优势判处了东条英机等7名战犯的死刑。
观看完电影，走在路上我一直想，如果当今还有这样的外交官，转基因食品等是绝对不会大量地输入到中国的，而且各个强国也不会不把我们中国人当人看，甚至弹丸的小国都能够在南海给我们以颜色。可惜，这样的外交官是再也不会出现了。
回来后上网查了一下资料：1957年“反右运动”时，梅汝璈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在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到了更严重的批判。外交部的“造反派”在抄家时搜出那件他曾在东京审判时穿过的法袍，如获至宝，以为抓住了梅汝璈有反动历史问题的确切证据，并试图将其烧毁。但梅汝璈对此有理有节地应对抗争，并进行了巧妙的周旋，从而保存下了这件历史的珍品。1973年，梅汝璈在饱受摧残之后，怀着对亲友的眷恋，对“文革”的不满和厌恶，对未能写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这本巨著的遗憾，在北京与世长辞，默默地离开了人间，终年69岁。
梅汝璈怎么也不会想到，“虽然从1946年5月开庭历时两年半的时间里他享受着丰厚的待遇，但是由于他从报上看到国内“讥饿”、“内战”的坏消息，对国民党政府彻底失望，所以当1948年12月国民党政府公布他为行政院委员兼司法部长时，他拒绝去南京赴任履新，而是秘密经港赴京”，自己一生的荣耀与功绩却在日后成为他的罪恶，惨遭羞辱，抱憾而死。
在他死后的中国，当年他所不愿意看到的一切，正在野草般地疯长。而象他那样害怕“所有中国人都会责难我的软弱和无能”的外交官已经不会有了，而绝大多数中国人已经忘记了什么叫责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