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10日傍晚，我在手机上翻微信，忽然看到一条刘再华去世的消息，一下子愣住了。短暂的震惊之后，是越来越浓的伤悲和痛惜袭来，整个晚上没干成任何事情。我把那条微信转发至微博，很快有网友留言：“刘院长2012年检查出食道癌，癌细胞不断扩散，能坚持五年实属不易。他得重病，没有让院里人知道具体细节，也不让院里老师去探望，怕麻烦大家。忽闻噩耗，不敢相信。”看来这位网友是知情者，他提供的信息似乎也解释了这几年我们几无联系的原因——在我，是忙得疏于问候;在他，是已病魔缠身，大概不想因此惊动同学。就这样，一直到他辞世，我，我与他共同的同学，都对他的患病一无所知。
我与再华相识于1987年。那一年，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招收了二十名左右的研究生，人少，各专业的同学很快就熟悉了。熟悉之后就有人分堆，归类。于是，我们这一级的男生有了三大“侏儒”和四大“巨人”之说。这实际上是恶作剧，过嘴瘾，或者很可能是个子低的人的一种心理宣泄。因为所谓三“侏儒”，实际上每人都差不多一米八五以上，身材修长，玉树临风;而四“巨人”则个个干精瘦巴，小巧玲珑，像是马三立相声中说的那款：“1916属大龙，92斤体重。”
我与再华都有幸被归入“巨人”类里，只是他似乎比我更清瘦，个子也略矮一些。那个年级，我们专业的人是最多的，也就常常想着花样热闹，及至“拱猪”拱到半夜三更，贴条子钻桌子。偶尔，古代文学专业的再华也会加入进来，但更多的时候他是沉静的。每每见他背着书包走在去自习室的路上，踽踽独行，目不斜视。在读研的三年里，他的读书生活可能更加简单，也比我们过得纯粹。
再华去世后，我与低我一级的同学钱振文共同回忆当年与再华的交往，但将近三十年过去，记忆中的雪泥鸿爪已所剩无几。他说湖南人喜欢扎堆儿，尤其是两位年龄较大的湖南同学喜欢买菜做饭，直把宿舍打造成锅碗瓢盆一应俱全的厨房。有一阵子，他与三位湖南人同住一屋，既受苦也享福，因为可以蹭吃蹭喝。
刘再华就是钱振文的舍友，也是我们这一级中年龄最小的湖南人。
这一回忆让我想起了再华的一个说法——“掐饭”。湖南人发音，似乎习惯于把“吃”说成“掐”。那时候，食堂的饭菜缺油少肉，吃得我们肚里寡，嘴中淡。我的师兄每每回一趟家，都会带来一罐炼好的猪油，吃饭时挖一勺溶入其中，菜汤中就漂满了油花。那两位老兄起火生灶，一是说明会过日子，二是显然也要解决肚子里的油水问题。
但再华会跟他的老乡在宿舍里“掐”来“掐”去吗?我有些疑惑。在我的印象中，他与他们似乎是若即若离的，不仅仅是年龄上的差距，或许还有观念上的距离。年龄一大，就心眼活泛，已不可能老实读书了，这让他看不惯。更看不惯的是，一位老兄已有家室，却与其小师妹腻在一起，及至出双入对，俨然夫妻。他看不下去，就时常跟我嘀咕：家里都有老婆孩子了，还勾搭人家纯情女子，成何体统!说着这些时，他一脸严肃，也颇有几分不屑，与他的年龄似不相符。我想，那应该是八十年代的书生气，是从还没被俗世污染的心灵中自然生发出的正义感。
是的，那就是一种朴素的正义感，因为后来发生的一件更大的事情，又让我看到了再华的耿介和血性。然而时至今日，它依然是无法言说的，也许只能烂在肚里了。
能够言说的是一些不咸不淡的事情。比如，振文记得深夜无人时，曾陪再华在黑咕隆咚的学校操场学骑过自行车——他在后边扶着车架子，再华则努力掌控着平衡，摇摇晃晃地奋力前行。我则记得与再华去看过一场《本命年》的电影，散场后的夜晚，我们走在行人稀疏的文化东路上，聊了一路观影感受。那把刀子刺中的是李慧泉，我们的肚子仿佛也在淌血。
我还记得他发表过论文。如今通过知网查询，我已找到了这篇文章：《王渔洋神韵说论评》，刊发在《山东师大学报》1989年第5期上。在我们那一级的研究生中，能在上学期间发表文章的人是不多的，这说明了再华的内秀与才气。那时候我就觉得，再华大概也像我一样，除了能做点学问外不会干别的。或许，这也是我们专业不同却走得较近的原因之一吧。
经振文提醒，我一下子就找到了刘再华的硕士毕业论文。论文是当年他送我的打印稿，经过将近三十年的存放，自然已是古色古香，但他的论文题目——《沉重的时代 轻松的文人——袁宏道论》——我不仅熟悉，而且有一阵子还深深印在脑子里，挥之不去。也忽然意识到，1993年我写评论《废都》文章，取名为《贫乏的时代 尴尬的文人——从贾平凹说到庄之蝶》，是不是下意识中受到了再华硕士论文题目的启发?
再华的这个题目说的是古人，但我却隐隐感受到了与那个年代的同构关系。是啊，刚刚经历过昂扬与跌落的巨大心理反差，我们都有些心灰意懒，我们都不知何去何从，我们都在读《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以此疗伤。我的导师告诫我，要选一个纯粹的理论题目来做论文，以免惹是生非。但再华却可以走向袁宏道，在“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中完成自己的表达。那当然是一篇纯粹的论文，但又何尝不是在借古人酒杯，浇自己块垒呢?
浇完块垒之后，我们就各自打道回府了。我回了山西的一所学校，他回了湖南，落脚到湘潭师范学院。
整个九十年代是一片记忆空白，那时候我们有过联系吗?想不起来了。能够确认的联系已到世纪之交。1999年，我来北京读博，大概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再华。而在那年10月，我也接到了他的回信。那时他已到复旦大学访学，目标则是考博，但能否成功却心里没底。他告诉我：“不管成功的希望多么渺茫，我明年还是想试一试，当然重点是考复旦大学，但总感到复旦与我无缘。这里的外语要求太高，我们这些老学生很难适应。但复旦大学学风特别好，我这一个月来感触很深。”我几乎是一回到山西就琢磨起了考博，但真正考上却使出了洪荒之力，花费了十年时间。很可能是再华起意较晚，若早有考博念头，聪慧如他者岂能落在我的后头?
第二年，再华如愿以偿，考进了复旦。而我现在找到他的另一封来信则是写于2001年底。再华在信的结尾处感叹：“马年是我的本命年。上一个本命年，刚好是你我分别的日子，转眼之间岁月又过了一轮。逝者如斯夫!”——他还记得在本命年看《本命年》的事情吗?信里还说，上半年我曾托他找一本音乐方面的书，但颇费了一番周折，却并未找到。这个说法让我略感吃惊，因为我已想不起那是一本怎样的音乐书了。
但我确实是让他找过两本英文书的。2002年4月中旬，我的博士论文写作已近尾声，可是，找遍北京的图书馆，洛文塔尔的两本书却依然没有着落，虽然它们与我的博士论文关系不大，但心里还是不踏实，便只好向刘再华求援。他很快告诉我，Critical Theory and Frankfurt Theorests与Literature and the Image of Man，复旦大学图书馆都有货，我大喜。但第二天他又写来邮件：“今天上午和下午都在图书馆查找那两本书，因为眼睛对英文不敏感，所以找得比较慢，也比较吃力，但最后的结果还是没找到。从目录上看，书肯定在馆里，没有借出去，其中第一本索书号为K516.03/L917，电脑上的记录是‘所有馆址无此题名书复本’，问管理员，说书应该在外文文献中心，去查也没有。第二本书的索书号I500.7/L917，非借本，故肯定在馆中，但也没找到。流通部和外文文献中心的两位老师很热情，主动替我找了一会儿，也没有结果，最后的解释是可能因为图书馆上学期刚进行了一次大修，所有图书均搬了一次家，重新安置时，不少图书尚未整理好，他们也不知道放在哪里，类似的情况本学期以来时有反映。我很遗憾不能为兄之大作出点力。”
我提供这一细节，是想说明那个年代找书的艰难。那时候，网络初兴，资源贫乏，找书必须亲赴图书馆，到书库里用肉眼搜寻。而我这里发出一道指令，再华就得在图书馆里忙活半天，是很让我过意不去的。随后，我又把找书的接力棒交给老赵。赵建军是我读研究生时的师兄，他迟再华一年，也去复旦攻博。老赵寻寻觅觅一番，终于为我复印过来了其中的一本：《文学与人的形象》，那已是半年之后的事情了。又过了一年多，美国的一位朋友帮我买到了《批判理论与法兰克福理论家》。而现在，这本电子书在U盘上就可以下载。
也是因为查阅2002年的邮件，我才意识到再华也托我在北京的书店里买过一本比较偏的专业书。这件事情本来不值一提，但他收到书后却寄来了书款。于是我指责他：“你不应该寄钱，这样就坏了我的规矩。这样做显得太生分了吧。”他则解释说：“本来确实不想汇款，考虑到你临近毕业，正是用钱之际，故如此做了。下不为例。”这就是再华，心很细，又总是想着他人。
再华毕业后，我与他一度失联。发邮件不回，又没有他的新电话，后来通过老赵打听到他下落，已是2004年的夏天了。那年暑假，我奉院里之命，将赴长沙讲课一周，就决定无论如何，也要见见这位多年未能谋面的弟兄。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授课近尾声，与多年不见的老同学取得了联系。老同学闻听赵某人已来长沙数日，大喜过望，非要拉出去吃酒不可。酒毕，微醉，老同学提议去洗脚，我急忙阻止。阻止的理由说来简单，一来不想让老同学继续破费，二来是觉得洗脚之事乃私人行为，把私人行为放到公共场合，我心理上接受不了。老同学说，你们那儿是首都，我们这儿是脚都，来到长沙岂有不洗之理?你研究大众文化，洗脚屋也是大众文化，哪能光在书斋里啃书本，得脚踏实地体验一下才是。僵持几分钟，我的理论说服不了他，他的道理也无法打动我。最后他说那就不洗了，叫车送你回去。坐到车上，却由不了我了，他不再与我争论，而是毅然决然地把我带到了一个很大很大的洗脚屋。”
老同学就是刘再华。
我现在要补充的是，分手十四年后的那次见面，我差点没认出他来，因为他胖了不少，头上已有一些白发，与我记忆中的形象判若两人。但我们都高兴得有点人来疯。他一人来疯就多喊了几人陪我喝酒，先白酒后啤酒，末了还要请我洗脚，仿佛非如此不能尽兴，非如此就无法让我享受到脚都的高端服务。我一人来疯就喝高了，但是说要洗脚，我依然不忘与他争执。说实在话，我当时是真不想去，理由如上。为了打消我的顾虑，他甚至还正色道：你别把那地方想歪了，洗脚屋又不是什么色情场所!在他的万丈豪情面前，我只好束手就犯。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走进洗脚屋。
就是在那种晕晕乎乎的状态中，我听他讲述了毕业后的动向。因夫人去华东师大读研，毕业时他本想留在上海，去上海外国语大学任教，没想到与北大毕业的一位博士撞车(巧的是这位博士我正好认识)。又因两个人都没去成这所学校，他才打回老家，在湖南大学安家落户。我想再华也该是心高气傲之人，回来恐怕心有不甘。于是我劝他，回来有回来的好处，你看看我，留在首都，连房子住的都是“团结户”，一到晚上就满地蟑螂。
半年之后的某一天，我们又见面了。那是他来北京，要在国图查资料，为李慈铭的《越缦堂诗文集》校点做准备。那次他在北京待了十多天，我们见面两次，把酒言欢，但我并没招待他洗脚。
就是那次见面，他带来了刚刚出版的博士论文：《近代经学与文学》(东方出版社2004年11月版)。那时我的博士论文刚刚交付出版社，他的却已成书。这一步走得比我早，便高兴得与他猛喝啤酒，直到肚子撑得难受，才拽上他回办公室大喘气。我对再华研究的领域一窍不通，但凭直觉，觉得他这本书是下了大功夫的，且得风气之先。他的导师黄霖教授在序言中总结了这本书的五个优点，第一点就是“它毕竟第一次梳理了近代经学各派的文论及其演变的轨迹”。近十多年来，晚清文学与文论研究大热，但若思考经学与文学之关系，我想后来者是绕不过去再华这本书的。
他的文字功夫也堪称一流，这是我重读这本书的个别章节后立刻得出的结论。
将近两年之后，再华又来北京。那时我能约到的山师同学已多了几人。但联系钱振文，他刚回石家庄，另一同学也有事走不开，便只好就地取材，喊上张清华和正在北师大读博的郭世轩在香丰阁聚餐。
莫言获诺奖的第二天，我接再华电话，说他即将赴京，要见面聊聊。一晃又是六年了，我很感慨，于是立刻给张清华打电话，说聚会一事。清华正沉浸在莫言获奖的喜悦和亢奋之中，话题很快就转到莫言那里。而再华那次是否来过北京，我现在已印象全无。或许是他取消了来京计划?或许是我一周之后外出开会与他失之交臂?总之，我没有留下与他见面的任何记录。
似乎，那也是我们的最后一次通话。
此后的2014年初春，我的一位博士生在长沙试讲，欲了解那里一所高校的情况，我立刻给他提供了刘再华的电话。回来之后他跟我说，刘老师不仅给他提供了建议，还邀他一起吃饭。但我现在已想不起来我是否感谢过再华。
去年春天，刘涵之博士问我能否参加10月下旬湖南大学文学院举办的一次学术会议。因时间尚早，我无法确定。他随即告诉我，您的老同学再华老师不久前已任命为文学院院长。我立刻说，那我得去给他道个喜。但事到临头，我却忙得团团转，终于未能成行。现在想来，真是遗憾。
回想我与再华近十多年的交往，仅有的几次见面都是在吃饭喝酒之间度过的。又因为专业不同，我们也很少聊到学问。但我们彼此都关注着对方，并互赠新作，以此共勉。这大概就是我们这号读书人的本能。对于一个人文学者来说，51岁的再华兄弟才刚刚开始了做学问的黄金时代，却万没想到他会与学问就此永别。他的父母健在吗?他的儿子多大了?每念及此，便心痛不已。
再华去世后，我在知网上翻阅了他的一些论文，又在龙源电子期刊上找到他一篇可称作散文或随笔的文章。那是他写他的复旦同学刘起林的，名为《纯粹的学问与适意的人生》。此文知人论世，叙议结合，写得情采兼备，挥洒自如。文末，再华这样写道：“刘起林不喝酒了，也不抽烟了，开始时我有点不相信，冷静一想，这也在情理之中。毕竟是奔五的人了，生活由狂禅走向净土不失为一种理性的回归。多年来积气以为文，为文耗气。现在应该学习如何以文养心了，养心以养生。人生的容量是有限的，就像一壶水，一杯酒，一缸米，吃完了喝完了就没有了。”此文刊发于2014年，应该是再华患病之后的文字。而能说出这番话来，是不是已融入了他自己的生命体验?
我把这篇文章转给振文，他回复我说：“看了再华的文章，写的真好。他就是有这么好的文笔。当年就是。”
我不知说什么，只有一声长长的叹息。
2017年2月16日写，12月25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