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10日下午，我乘坐公交车由太原市区回晋源，车上收到降先生爱人张秋怀老师的微信：“大任今天决定放弃治疗，只输止痛药和消炎药，非常平静。”我将这个消息转发给了一直关注降先生的张继红老师、赵学文老师、张星亮兄，之后，压抑已久的眼泪终于决堤，一直伴随了我从建设路到晋源新城一个多小时的路程。这是我自今年正月降先生确诊癌症继而手术失败，到本次入院的近一个月来，第一次真正的痛哭。
这一年里，我先是隔一周去拜访先生一次，本次入院后，则是隔一天去看望他一次。每一次的相见，都怕是最后一次，所以总是有各种问题请教，先生也总是不厌其烦地指导。就在12月9日下午，我在医院陪他坐了近两个小时，他一直微笑着和我聊天。问了我的家庭，我的孩子。也正因为如此，我在向张继红老师报告他放弃治疗的消息后又说：“他一直对我都像严师，只有昨天，最像慈父。”我与降先生接触两年多的时间，除了陪孩子高考那段，几乎“言不及私”，很少谈家长里短。我们都是活在精神世界里的人，有太多重要的精神产品需要被开发和创造，有太多的学术遗漏和谬误需要纠正，我们无睱顾及人间太多的是是非非。
12月9日下午，在问了我的家庭情况后，他又说起了学术。我们都感叹于当代太多民间学者(非高校)的无组织(无相应协会)、无待遇、无传帮带，因而也无法形成合力、无法形成学术氛围的现象，因而他嘱我，以后如果有力量，就要往这方面努力。这个问题我们谈过多次，降先生入院这次，我感受最深。如降先生这样在金元史、山西史研究方面做出重要成绩，多次被国内诸多研究者引用和评价的学者，却并未得到相应的重视。就在入院前一天，他乘了公交车，去他的原单位山西省社科院，汇报他这一年的学术研究成果，结果去了才发现，社科院已搬迁，人去楼空。没有人告诉过他这件事，也没有人把他这样一位曾经的研究员、《晋阳学刊》主编依然当作其中一员，需要统计他的研究成果。这就是学者的落寞，没有组织可以依靠，也没有组织去聘请他为年轻的学者讲讲课，传授学术经验，指点学术迷津，推动学术进步。这是学者的悲哀。
回忆与降先生相处的两年多时间，大约与三本书的写作、修订、出版密切相关。暂且以此切片，梳理其中的人与事，也算对山西学术一个侧面的梳理，或有一些史料价值。
《孔天胤传》
我与降先生真正开始打交道，大约是2015年初冬。此前只读过他的一些文章，偶尔在一些研讨会上远远见到，觉其言语风格与他人相异，唱反调多，提意见多。而当研讨会结束，那些赞美的语言大多被忘记，能给人留有深刻记忆的，往往是这些“反调”。在人情化研讨、人情化学术盛行的今天，这样的“反调”颇不易得，这得有不怕得罪人的勇气，以及让人敬服的真学识。
2015年春，我向北岳社申报了写作《孔天胤传》的选题。“五一”过后，我提交了写作提纲、目录和一万余字的样稿。大约是在秋末冬初，责编孙女士告诉我，我的提纲是降先生审订，降先生提出我的样稿有知识性问题(比较严重的评价是“这个作者不懂历史”)，并且认为孔天胤对于山西不重要，此选题建议放弃。这消息对于我来说，无异于重磅炸弹。因为此前我已对孔天胤的资料做过较为深入的研究，认为孔天胤是被山西学术甚至中国学术遮蔽和遗漏的重要人物，对其研究，是对明中期政治、社会、学术状况，“庚戌之变”“隆庆和议”等重大事件，以及山西明中期历史遗存、明代藩王府情况等进行系统研究的重要侧面。于是我籍由赵学文老师找到了降先生(颇有“私会考官”之嫌)，只是想当面和他探讨一下孔天胤研究的重要性，试图说服他。
拜会降先生的地点，是在山西古玩城张星亮兄的工作室。这间工作室，也成为此后两年我无数次前往的地方。星亮兄总是为我们沏好茶，桌上偶尔会有瓜子水果之类的小食品。
这是我第一次与降先生正面接触，硬着头皮，诚惶诚恐。此前听过他唱的那些“反调”，知他素来严苛。然而如果连降先生这一关都过不去，孔天胤这位被遮蔽了近五百年的大儒如何能在山西甚至全国学术界现身和立足?所以，降先生是第一关。
说明来意，我向降先生介绍了孔天胤的主要事件：“隆庆和议”中曾向王崇古提出封贡和互市的建议;在浙江救荒活万人;在祁州建庙学、书院;曾两任提学，造士无数，其中不少为一代名臣;诗文集被收入《四库全书》，当时被称“海内重之”;刻书大家，曾刻《资治通鉴》等大部头，所刻数量与品种列晋籍刻书前茅;谢榛等名流千里相访，康海、薛蕙、洪朝选、钱薇、黄绾等著名学者与之相交莫逆;与阳明弟子王畿、钱德洪、天一阁首创者范钦皆为同年，思想多有交锋;诗论家，首倡“神韵”，被清代王士禛发展为“神韵说”;牒出庆成王府，研究他可带出明代藩王府的历史;致仕二十七年，为山西无数重大事件赋诗作记;与山西官员、学人多有交往与记录;榜眼及第，山西三百年后才出了一名探花……
因为对孔天胤研究处于痴迷期和狂热期，我说起来便滔滔不绝(大约也眉飞色舞)，完全忘记了初来时的恐慌。而降先生从面无表情，到面露微笑，一点点跟着我进入到孔天胤的世界。不能不说，孔天胤确实被遮蔽太久，连降先生这样的史学专家，都对其所知甚少。降先生研究元好问，研究傅山，因为他们都是在历史转折时期的特殊人物，而孔天胤生活在明中期，除了蒙古入侵，几乎没有经历什么时代剧变，这也是他没有进入研究视野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山西如孔天胤这样的人太多，隋代王通，唐代柳宗元，宋代孙复、文彦博、司马光，明代薛瑄、王琼、王国光，清代阎若璩、祁寯藻、范鄗鼎、徐继畲、张穆等等，哪一个拎出来不是响当当的国家级历史名人?即便这些人物目前的研究成果也非常有限，孔天胤的成就与他们相比，自然又差很多，降先生知之甚少，也是可以理解的。
听完我的讲述，降先生说：“好!写吧!就是要写为中国文化做出重大成就的人物!就是要多写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大事!”得到降先生首肯，我如释重负，选题终于可以继续了。继而我问他样稿有哪些知识性问题，他说我对“贡士”一词理解有误，乡试之后是举人，会试得中才是贡士。我连连表示，一定在这方面认真学习，绝对不能出现知识性差错，写完后也一定请他再把关。况且我的合作伙伴，武汉科技大学的韩兵强教授，是一位山西文史专家，我们可以一起商量。降先生微笑着表示同意。
此后我就与韩教授分工合作，各自进入了埋头创作状态。我基本保持这样的节奏：每天早晨五点半起床，上班前写作两小时;每天晚饭后写作到十点五十;每一个周末两天，早晨、上午、下午、晚上四个模块，至少有三个模块写作，留一个模块去走路、调整。中间也多次去国家图书馆核查资料。记忆清晰的是，放寒假后我在北京待了一周，就所缺资料进行补充核对，腊月二十八方归。2016年端午节后，我与韩教授合作的53万字《孔天胤传》初稿完成。我又修改了一个月，6月30日，将删改为46万字的第二稿，交给了出版社。这半年，我没有见过降先生，但每想到将来我的稿子会由降先生审订，写作时就会非常谨慎，最怕出现知识性差错，让降先生一眼看出。
大约是7月中旬，交稿两周后的样子，责编拿来了我的稿子，说降先生审过了，有审稿意见。我看后大喜过望。降先生评价说，这是一部“史实严明”的历史传记，作者下了很大功夫，语言流畅，达到了出版要求。但是，由于所获材料不易，还缺乏提炼，有些地方失于繁琐，建议做些修改。一页稿纸，肯定意见与修改建议各占一半。老实说，降先生的意见，我完全同意。他所肯定的，正是我所得意的;他所指出的问题，也正是我感觉忐忑的。而翻阅降先生审阅过的稿件，一时非常感动：这才是真正的专家!用五号字密密麻麻排版的近三百页打印稿，几乎每一页，他都用红笔做了批改。有的地方标：“阐释过度!”有的地方标：“重复啰唆!”还有一些地方打了问号，让我们查对;还有一些地方，直接修改了错别字和病句。降先生编辑出身，审稿相当于改稿，令我大为敬佩。
按照降先生的意见，我对稿件进行了再次删改，由46万字删到42万字。后来又删改，出版时不足40万字。2016年底，《孔天胤评传》通过了商务印书馆的选题。我们又将传记改为评传，将原来以生平为主的传述，改为以研究为主的研究性著作，于2017年7月交稿。就在12月初，两本书几乎同时出版。我把评传带到病房，降先生看了目录，说比他的元好问写得好，我说哪里敢相提并论呢。并非谦虚，先生的学力、才情、思想，我今生难以企及，所能传承者，唯有做学问的热情与一点点坐冷板凳的精神而已。
《山西历代名宦传》
2016年国庆前，我向三晋出版社张继红社长申报了《山西历代名宦传》的选题。策划方案通过之后，我由孔天胤的战场迅速转移到名宦研究中。我带着方案到星亮兄工作室请降先生审订指导。降先生最初对这一选题也不怎么认可，记得他说：你有时间做点学问多好，这个没啥意义!我再一次强调它有意义：那么多著名的非晋籍人士，如晋之刘琨，唐之李靖、李勣、颜真卿，宋之潘美、陈尧佐、王禹偁、范仲淹、包拯、欧阳修、富弼、韩琦，元之王恽，明之于谦、曹端、吕柟、韩邦奇、杨巍、王世贞，清之袁继咸、曾国荃、张之洞等人，在山西这片土地上，守城血战，抚民疮痍，招纳流亡，为民请命，恢复生产，修城建祠，架桥开渠，葺庙兴学，革除积弊，举荐人才……他们留下了诸多历史遗存，惠及今人，而如今晋人对此多不知。能够将他们在山西的宦绩、生活、交游、创作梳理出来，不唯对这些著名人物的研究是个重要补充，而且对于当下之晋人也是一笔重要的精神财富。
降先生再次被我说服了，说：那你写吧。尽管对这一选题不置可否，先生还是认真审阅了我列出的拟重点介绍的名宦名单，提醒我有几个人值得写，名单里未列，比如修建太原城的符昭愿，还有援救傅山的魏一鳌等等。还提醒我查查元好问的《中州集》，其中应该有一些线索。
之后，写《山西历代名宦传》的过程，就是与降先生真正成为师生的过程。2016年冬，以及2017年的多半年里，无论降先生在医院、家里还是古玩城，我都跟踪求教。向他汇报写作进度，告诉他又有什么新的发现，比如发现了颜真卿有两幅重要的书法作品写于蒲州刺史任上，发现包拯是文彦博的亲家、二程是盂县的外甥、欧阳修娶的是河东薛氏，范仲淹和他的三个儿子都曾在山西任职……我总是如此兴奋地向他讲述我的发现，降先生渐渐觉得这个选题还有点意思，于是向我提出了一个重要建议：每篇文章后要附“参考文献”，这是证明言有所据的重要方面，读者也知道所讲述的内容并非道听途说，而是都有出处。我认为可取，于是将前面写过的文章全部补上了“参考文献”。
写到十万字的时候，我打印了一份请他审阅。在星亮兄工作室，降先生翻看后说：“不要太繁琐!不能捡到篮子里就是菜!”这还是我最初的毛病，光怕交代不清楚。我认真答应着，说后面写的时候注意，这部分将来修改时好好删减。
之后加了降先生微信，通过微信请教各种问题。比如，有人发文说宋太原城不是潘美修的，是符昭愿修的，我认为不妥。潘美是都部署;符昭愿是太原知府兼副都部署，潘美的下级，或者是二人共修，至少是潘美主持、符昭愿主修，不能因为符昭愿墓志上有那么一句修城的话，就说修太原城的事和潘美无关，这样的结论太过极端化。降先生微信上回复：“应是二人共修!”这下我放心了，我的判断得到了先生的肯定。
降先生发微信喜用感叹号，这也更增加了我对他的“严师”印象。比如有一次，孩子高考前自招失利，我一度感觉压力太大，向降先生微信诉苦，说感觉比较累，他回复说：“你贪得太多!这就把人累死了!要缩小范围!”此话虽然都是感叹号，但我能感觉到其中的温情。此前我向他谈过我以后的计划，三年五年之内肯定是完不成，而且常常是手上的还没做完又冒出新的想法，他这话大约是由此而发的。
写得比较得意的，我也会转发他看。比如王禹偁，我写完后非常兴奋，发给他说，“绝对为前人所未及者。”本想讨个表扬，没想到他回复说：“文少提炼!不能拣在篮子里都是菜!”两个感叹号。看来我繁琐的毛病还是没改。
2017年4月，《山西历代名宦传》第一册终于写完了。当时是降先生化疗第三期准备阶段，在医院输液。我说：序言还是您写吧。他以病推辞，我说：您不写谁写啊……他爱人张老师在旁也说：写吧写吧，有个事做，比胡思乱想好。降先生算是答应了。化疗结束出了院，我把书稿打印了带到星亮兄处给他，然后去上海开会。出差刚回来，就接他的电话，说：“序言写好了，来拿吧!”如此之快，令我不敢想象。打印书稿的很多页上，他都用红笔标过了，有提出质疑让我核对的，也有的人物我放入了附录，他标示：“应入正文!”他是从人物的重要性上来考量的，而我选择人物则更多取决于资料的多少，与他沟通，他表示理解。
回来将他的序言录入电脑，发现极多的鼓励推奖之语，比如说我“肯在这方面下苦功夫、笨功夫”“这是做学问的正路，尤其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浮躁泛滥的环境下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希望我与韩教授能够“发扬这种坐冷板凳的精神，锲而不舍，坚持下去，是一定会有更大的收获的”。这个序言给我极大的鼓励，我才知道他用了那么多的感叹号批评，只是为了让我成长得更好更快。这是师者之心，批评与推奖，都是力量。
关于人物评价问题，我曾专门求教于降先生，那是在他第四次化疗结束回家之后。那时降先生非常虚弱，说话都气喘吁吁，但依然给予我极大的指导。我的问题是：在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历史风云中，刚刚在上一个朝代大肆杀伐的强敌劲将，瞬间就成为了下一个朝代的开国功臣，如唐初之李靖、宋初之潘美;而也有一大批曾经的守土重臣，被俘后立场转变，成为下一个朝代的重臣，如西汉末之田邑、北宋末之张孝纯。特别是金、元时代的女真族、蒙古族在晋官员的评价问题，同样会面临较为复杂的情况。如何评价?降先生当时提出了两点，对我极有启发。他说：第一，评价历史人物，要将其放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大历史中，看这一人物是否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历史文化的进步;第二，要看此人行为是否有利于民生。能立足民生、为百姓鼓呼和做事的，就应该表彰和传扬，反之，则应该否定和唾弃。这两点，也为我解决了面对历史人物评价的诸多困惑，使我在对人物进行梳理时，既将其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时代，又将其放在中国历史文化的长河中观照，力求更为客观地评价他们的历史功过。
2017年11月下旬，降先生入院前一两天，《山西历代名宦传》我的唐前卷、五代宋辽金元卷、韩兵强教授的明清卷，三本共计近一百万字，全部完稿。我把《后记》发给降先生，他回复：“就这样吧!”我知道这是他表示肯定的方式。但稍后，我又想到一点，说我发现了雍正版《山西通志》的几处错误，比如把张载列为祁县名宦，说曾任祁县司法参军;而我研究孔天胤时恰好涉及过这个问题，张载是祁州司法参军，今河北安国县，祁州有名宦祠专祀张载，孔天胤建贞文书院，所祀一名宦两乡贤，名宦即为张载。我还发现，《山西通志》将金代朱弁列入名宦，是错误的，其中说他是南宋吉州团练使，使金时被扣押。当时吉州有二，一为南宋之吉州，在今江西;一为金之吉州，在今山西吉县。朱弁既是使臣，所任职之吉州不可能是山西的吉州，那么朱弁应被列入“寓贤”，而非“名宦”。我说我计划把这些发现补入后记。降先生回复：“不要什么都往后记里加!附录里注明即可!”此言甚是，我完全按照先生的指点做了。如此《后记》也比较干净。
我把三本书稿，打印了交到三晋出版社张继红社长处，内心感到无比轻松。之后，就得到了降先生入院的消息。
在看望他的间隙，我又微信向他请教，说正文写的都是在山西做过官的外地人，可否以附录的形式，加几个在山西做过官的山西本地人，比如文彦博做过翼城令、榆次令，司马光做过并州通判，等等，只写他们在山西做官时的事，他们亦算是山西名宦，何况《山西通志》的“名宦”中本来就有他们的名字。他回复：“不要自乱体例!”“画蛇添足之举!”这是因为，此前我一直强调只写外地人，他不建议加本地人，本地人更应当列在“乡贤”里。这一次，我没有争辩，却也没有完全听从，还是以附录的形式，在唐前卷里加了斛律金父子、张嘉贞祖孙三代、狄仁杰，五代宋辽金元卷里加了司马光、文彦博、胥鼎几个人，而韩教授也加了杨博和王崇古。这样三本书的体例基本是一致的，而且也使“名宦”的概念相对完备。
降先生若得知，是否会责备呢?或许我应该再争辩一下，降先生也会同意的。
《元遗山论》
自从2017年春节后降先生被确诊为癌症并且手术失败，我就想应该着手整理降先生的一些资料，为山西学界保存一份史料。最初的计划是做一个口述史，但担心先生化疗期间体力消耗太大，而且侧面了解到先生一生经历坎坷，回忆或许也是一种心灵摧残，于是转而为先生整理一份学术年谱。三晋文脉需要传承，这样的学者需要被珍视和学习。然而正如文章开头所说，目前没有学术团体能对如降先生这样的学者的学术经历进行总结和研究，既然我离先生如此之近，那么就由我来吧，何况我的经历与先生有颇多相似，都在写作者身份之外，兼具编辑的身份、视野与职业习惯。
把这个想法说给降先生，他依旧不置可否，说自己斋号是“勺斋”，学问只有一勺，浅得很，不值得整理。我说我先试试吧。于是着手搜集先生的著作，以往降先生送我的一些，加上新搜集的一些，也仅差两三种了。就在孩子高考前几天，我用三天的时间做完了先生的学术年谱。令我诧异的是，先生的写作状态，呈现出一种连续的状态，从1979年(三十六岁)“文革”结束开始到2017年近四十年间，基本每年都有著述，或者是几篇论文，或者是几部著作，用“笔耕不辍”来形容，绝对不过分。年谱做好后，降先生做了修订。
然而这份年谱该如何安置呢?做学术年谱过程中我也发现，降先生一生著述虽多，然先生最为看重的，还是《山西史纲》与《元遗山新论》。《山西史纲》2016年三晋出版社已修订出版，而《元遗山新论》自1989年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以来，尚未修订再版过，其影响力渐已式微。于是我向张继红社长提出，可否将此书修订再版，也将降先生1989年之后关于元好问研究的几篇新作补充进去，把降先生的学术年谱附上。张社长表示，此书再版无疑是有价值的，但担心先生修订此书体力不及。我说，我来修订吧，中间有问题随时向先生请教，最后请先生把关，如何?张社长当即同意，但嘱我速度要快。
领了任务，正是孩子高考期间。我说忙完孩子的事就开始。高考完陪孩子去广州参加自招面试，同时将原版书交给排版公司扫描。一周后我回到太原，拿到了初校样。
虽然内容是全了，但校对情况的复杂性，是我最初没有想到的。校样至少有存在四大问题：一是原书为铅字排版，近三十年版面又磨蚀严重，扫描后识别率较差，其中形近字错误极多，如“字”与“宇”、“土”与“士”，分号与冒号等等，而原书的造字则基本没有识别出来;二是原书本身差错较多，比如引号内外的句号运用，基本全是错的，而且原书存在不少的异体字，都需要改为正体，也有当年先生手写稿录入错误没有被校对出来的问题;三是降先生著作引文极多，几乎每页都有十几种引文需要查对;四是原书对于干支年号、古今地名标注都不规范，需要一一查对补充。因此，一校样可谓遍地落红，几无插针之地。这样的校样，不止我校得费事，排版公司改得也费事。那里资历最老的女孩改版，每天也最多能改三十页，而这本书一共五百多页。于是我采取每天校三十多页、每天改三十多页的办法，第一校差不多就用了一个半月。
每天正常的工作不能耽误，业余时间就那么多。只要校样在手，《山西历代名宦传》的写作就完全停顿。每天依旧早晨五点半起床，上班前校两个多小时;晚饭后校两个多小时;周末四个模块，用三个模块校对，一个模块调节。幸好我是编辑，这是我的老本行;也幸好，我手头的工具书多，《金元文》《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辞海》，都随时翻查。而引文最多的《元遗山全集》《中州集》《秋涧集》《陵川集》我都下载了PDF电子版，存在手机上，随时查对。有一个好处是：降先生写作的习惯非常好，所引每篇文章、每句诗，都标明了详细的书名、卷名出处，这为我的快速查对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也是此书得以顺利编校完成的基本保证。
校对中，遇到需要修订的问题，随时向降先生微信请教。修改得比较令先生满意的，是改掉了两处较为重要的问题。一是交游人物，原书列了惠崇;我查对后发现，此人与遗山不是一个时代。与降先生交流，降先生当即说：改!马上改!二是所引程颢关于“诚”的两句言论，降先生书中标注引自《宋金元文论选》，恰好我有此书，查到其中一段话并非程颢所言，而是程颐。拍照发给降先生，先生当即回复：改!并且表扬我：“难得你细心查原文，谢谢你了。”如此真诚的表扬，出自一贯严苛的降先生，极为难得。老实说，并非我真的比先生强，只是作者与编辑身份不同，看文章的关注点也不同而已。除此之外，其余如引文断句错误、字句脱漏、前后矛盾等问题，也改了多处。
此书我一共校对了三遍，大约历时三个月。中间经历了孩子被录取、开学报到等事。每有一点好消息，都向先生汇报。直到国庆节之后，我将基本满意的校对书稿交到出版社，之后设计好了封面前折、后折、封底推荐语等内容。十月下旬，文件发到印刷厂，一件大事宣告完成。但我丝毫没有喜悦感，反而一直战战兢兢，担心自己学力不够或者校对不细，一定还有没看出来的问题，有负先生盛名。
2017年11月初，先生拿到了样书。就在同一周的周末，病情恶化，再次入院。如果说上天对先生不薄，那么最令先生欣慰的，当是在入院前，看到了自己一生中最为看重的著作之一，再次修订出版。
老实说，此事我不敢居功。对于我这样的自学者来说，与这本书三个月的朝夕相伴，我所收获的更多。此前我对于金、元时代特点及其人物的认识，一团模糊。虽然为写《山西历代名宦传》购买和阅读了不少，但一直印象不深。编校此书，随着降先生研究的深入，我不但了解了一个时代、一群人，直接有益于我的《山西历代名宦传》金、元部分的写作，而且我更多在感受先生当年在网络不发达、查找资料困难重重、整理资料需要做卡片、近40万字全部靠手写的时代，怎样一点点理清一个人、一个时代，并把它提升到文、史、哲一体的研究高度。降先生写作此书当在四十多岁，与我此时年岁相当，而我此时，或者以后，都不可能达到先生这种文史哲兼通的高度。另一方面，能将人物研究类文章写得如此流畅、富有激情而又毫不过誉，得出每一个结论都言而有据，也是极为难能可贵的。做历史研究，才、学、识缺一不可，这些降先生在四十多岁时都已具备。反观于我，恐此生难以企及。
几句多余的话
梳理至此，也说得比较啰唆了。写这样一个文章要近万字的篇幅，先生又要批评我繁琐了。然而还是想多说几句。
去看降先生，常和古董小妹妹同去。古董是个诗、书、画俱佳，且有读书、藏书癖的奇女子，降先生一直寄以希望。即使古董未去，也常和我说起以后要多指导古董做学问。于是有一次在星亮兄处，我跟降先生开玩笑说：这就是大女儿与小女儿的区别，大女儿是干活的，有好事都想着小女儿。降先生说：你是主动要求工作的!我说：谁家大女儿不是主动工作的?降先生大笑。那是我们的欢乐时光，每次想起都觉温暖。
有一次赵桂溟先生由我引荐拜见降先生，为降先生录了一些视频，又请先生为他题写“濯足河汾”四个字。于是我也斗胆提出，希望得到老师的一幅字，并指定内容为朱熹的两句诗：“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没想到他回复说，他也正想把这两句写给我。不久，他通知我，字写好了，可到星亮兄处取。学生想要的勉励与老师想给的勉励如此契合，亦可为一则佳话吧。
又想起一则典故。朱光庭去洛阳拜访程颢，逾月方归。有人问他这一月的收获，他说：“我在春风中坐了一个月。”这也就是“如沐春风”的出处。那么我，2017年与降先生相处的一年，至少是在春风中坐了一年。何其有幸。
降先生做出放弃治疗的决定后，我决定工作之余全部用来陪先生。他的生活，师母张秋怀女士有全套的、系统的、无微不至的照料，我或许只能帮他打理一些文事。
既然我与降先生的交集从孔天胤开始，那么降先生身后，我把孔天胤写给他的业师，一位汾州民间高士冯思翊先生的一首诗，送给降先生，倒觉极为合适，愿先生喜欢：
吾师归化白云乡，七十四年夷且康。无位尽教师道重，有才不作吏途忙。南窗傲寄松筠节，西野耕韬畎亩光。虚馆来来哭遗爱，桂兰桃李各成行。(《哭业师西野先生》)
七十四，原诗作七十八。先生晚年居于城市，无畎亩可以耕种，然多与年轻人交流，泽惠年轻人甚多。先生身后，希望也能桃李成行，各有所成，以不负先生教诲和指引。
2017年1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