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七点，克拉科夫的天还没亮，我们就上了去奥斯维辛的小巴，车程是一个半小时。
到了克拉科夫后才知道，参观奥斯维辛需要网上预约。为了减少不确定性，完成预约后，我们还特意到汽车站了解了一下汽车班次，并决定去赶头班车，让奥斯维辛之行有充足的时间保证。
对于我来说，第二次波兰之行的重中之重就是奥斯维辛。1993年，我和报社同事曾应《波兰青年报》邀请访问过波兰，那时我们更为关注的是团结工会的诞生地格但斯克。
为什么此行我一定要去奥斯维辛?当然，那是纳粹实施大屠杀的现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79年将奥斯维辛集中营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用工业化手段进行的大规模屠杀，这也是人类“了不起”的发明)。我一直觉得，历史中的血色和人性中的黑暗，这红与黑都是我们作为人类一分子不容回避的。但是，想去奥斯维辛，于我还有着非常个人化的理由：我这个在时空上都与它相隔甚远的中国女人，其实与它有一种无形却深刻的关系——曾经发生在那里的故事，通过书籍和电影参与了我心灵的建构。去奥斯维辛，是去默哀，也是去致敬。
老天似乎特意为我们更换了背景：那天气温下降，不时落下小雨，有时还夹杂着雪粒，头顶上的天空也被灰色的阴云笼罩。这深秋的灰暗和寒意，是要让我们更贴近当年集中营里人们的痛苦和绝望吗?
那一大片可以参观的区域，现在叫作奥斯维辛-比克瑙纪念地(The Auschwitz-BirkenauMemorial)，分为奥斯维辛Ⅰ和奥斯维辛Ⅱ-比克瑙两个部分。我在入口处买了一本英文导览，然后和大家一起按照规定的路线参观。
“奥斯维辛Ⅰ”即当年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劳动使人自由”这句德文标语被铸在它的大门上，就像我曾经在捷克特雷津集中营看到的一样。四周一层层的铁丝网、院子里吊死囚犯的柱子和枪毙过5000多名犯人的“死亡墙”，都阐释着这是什么样的“自由”。当年关押囚犯的房间，现在大部分都成展室，展示着囚犯非人的日常生活和他们那些令人不忍目睹的遗物：一只只空了的皮箱，一双双破旧的鞋子，眼镜、饭碗、衣服、假肢、头发，还有装着毒死他们的化学品齐克隆B的罐子。
让我印象很深的是，展览努力还原了“人”的故事，而不是把监禁与屠杀抽象为数字与概念。在展室和走廊里，一张张囚犯过去的生活照片和进入集中营后的照片，让参观者无法回避他们曾经的存在和他们经历的苦难。当我看到一个原本鲜活、拥有家庭和健康的人，在这里怎样变成骷髅般的存在，然后变成一缕灰烟，恐惧和哀伤的潮水便漫上心灵的堤防。看到一些照片上插着花朵，我知道那是他们的后人来过了，我该为逝者感到欣慰还是该为生者感到难过?
坐摆渡车，从奥斯维辛Ⅰ到奥斯维辛Ⅱ-比克瑙，一下车，眼前的场景竟是那样的熟悉!在“影像中的生死学”课堂上，我不止一次带学生看过电影《美丽人生》，那个集中营的大门就在这里。
脚下的铁轨从大门穿入，我站立在它的尽头。被火车运送进来的囚犯，那些男人和女人，那些老人和孩子，就在这里被分为两队，一队直接送进毒气室。
再往前，两座毒气室倒塌在那里，断裂的钢筋水泥下面，曾经有上百万人在恐惧中呼号着、挣扎着，最后变成一座尸山，被钩子拖拽到焚尸炉里。这样的画面出现在电影《索尔之子》里，而我作为一个探究生死的人，竟然几次都无法看下去。
“在奥斯维辛，人不再死亡，而是被当作尸体生产出来。”意大利学者阿甘本的话曾让我惊心动魄，而我当下就站在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生产”现场。
不仅仅是用工业化手段杀人，还有日常的杀戮与残酷的身体与精神虐待。比如，比克瑙有一排营房被称为DeathBlock(死囚区)，这个地方没有食物，没有水，甚至没有厕所;比如，纳粹医生用活人进行实验;比如，纳粹在挑选被送进毒气室的人时，让犹太囚犯在旁边演奏音乐……
一如野草会掩埋血迹，这些在苍天下发生过的事情，也可以很快被遗忘。人类常常对苦难和丑恶转过头去，或是出于自我保护的心理本能，或者出于有意欺瞒的政治需要。
但人类啊，毕竟发明了文字!为了见证曾经发生过的浩劫和苦难，在奥斯维辛，在犹太隔离区，在极权和暴力践踏的许多地方，人们用各种文字、不同文体为历史写下了证言。
1946年，两位幸存者用他们的文字为奥斯维辛做了历史见证，一位是意大利化学家普里莫·莱维，一位是奥地利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尔。
莱维说，他耻于生而为人，因为正是人类发明了集中营。但是，莱维的见证超越了耻辱。首先，他见证了奥斯维辛的暴力、死亡与日常的非人化生活;更深一层，他见证了集中营对人的尊严的摧毁，对人的灵魂的毒化。但是，在更深的层次上，他也见证了在一个每种细节都被设计来将人类变成行尸走肉的环境里，有些人仍然维持着自己高贵的人性。比如，一位难友告诉他，必须按时洗澡，挺起腰杆走路，因为集中营是使人沦为畜生的大机器，“我们不应该变成畜生”。
冰冷的雨水，让集中营的道路变得泥泞。我和同伴走在比克瑙集中营长长的路上，望着四周的凄凉景象，我不能不想起维克多·弗兰克尔所书写的故事。
那天，弗兰克尔随着漫长的队伍由营区走向工地。鞋子早已破了，两脚满是冻疮和擦伤，他痛得几乎掉泪。天气十分寒冷，凛冽的风飕飕吹着。他心里不断想着：今晚有什么吃的?如果额外分配了一截香肠，该不该拿去换一片面包?充作鞋带的一根电线断了，如何才能够再弄一根来?是否来得及赶到工地，加入熟悉的老工作队?否则必须到另外一个凶恶监工的队伍里去。该如何博取狱霸的好感，好让他分派营内的工作给自己，免得老要长途跋涉到工地上做苦工……
然后，是让我深感震撼的一段话：“我对时时刻刻想着这些琐事的情况感到厌烦了，就迫使自己去想别的事。突然，我看到自己站在明亮、温暖、欢快的讲堂上，面前坐着专注的听众。我在给他们讲授集中营心理学!那一刻，我从科学的角度客观地观察和描述着折磨我的一切。通过这个办法，我成功地超脱出当时的境遇和苦难，好像所有这些都成了过去。我和我的痛苦全成为自己心理学研究的有趣对象。”
我几乎是含泪在集中营的泥路上给我的同行者讲了这个故事，这个我在《活出生命的意义》一书中读到的故事。
回想起来，我与维克多·弗兰克尔相遇似乎是一种必然。1991年11月，我在中国青年报社创办了为青少年提供心理支持的“青春热线”。在每晚开通的热线中，总有些年轻人会问：“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活着。”“活着有什么意义?”当时，我也曾请教过在大学执教的心理学家，但是他们说，这些问题应该由哲学家而不是心理学家来回答。
也就在这时，我买到了三联书店出版的小册子《活出意义来》(后来由华夏出版社以《活出生命的意义》为书名出版，后多次重印并再版)，认识了这位维克多·弗兰克尔。书中关于奥斯维辛的经历和他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将我对生命的认识带入一个新的层次。显然，这位心理治疗家并不认为“生命意义”的问题与人的心理健康无关，相反，他认为“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神经官能症，都需要有它的心理治疗法”，而“现时代的神经官能症可以说是‘存在的空虚’”，在他看来，“存在的空虚”就是感觉到“生命没有意义”。
战前，弗兰克尔就在探索一个新的心理疗法，他称其为意义疗法，因为他认为人最重要的动力，不是弗洛伊德说的“寻求快乐”，也不是阿德勒说的“追求优越”，而是努力发现生命的意义。进入集中营时，他关于意义疗法的初稿被没收了，他相信重写这部“我灵魂之子”的渴望，也是帮助他战胜集中营严酷处境的重要原因。他也在集中营里实践着他的意义疗法：在难友们极其绝望的时刻，在黑暗的囚室里，他和难友们讨论受难的意义，牺牲的意义，讨论为什么要活下去。他说：“当电灯亮起时，我看见狱友们蹒跚地向我走来，满含泪水，充满感激。”
弗兰克尔在奥斯维辛的经历和他对人生意义问题的思考，让我意识到：生命中每个迷茫或痛苦的时刻，其实也是我们寻找生命意义的时刻;生命中的每个选择，也是我们对自身生命意义的一次建构。从这样一个视角来看“迷茫”和“困惑”，它们似乎就不那么可怕了，甚至还有了某种积极的价值，因为它们背后都隐藏着对生命意义的追寻：“我为什么要活着?”“我活着有什么价值?”“如何活着才能不负此生?”
但是对生命意义的追问，无疑是不轻松的，甚至会给人带来扰动和压力，就像弗兰克尔说的“人对意义的追寻会导致内心的紧张而非平衡”。因此，人们常常会回避这种紧张，比如有人说，与其苦苦思考生命意义何在，不如好好享受和珍惜当下。甚至我还听到有位心理治疗师说：“生命本无意义，你接受了生命的无意义就会快乐了。”
现在来看，面对人类复杂的内心世界和心理疾患，弗兰克尔的意义疗法确实有些简单化，但是对于意义的追寻真的没有意义吗?
从数千年人类的追问和探寻来看，人生意义的问题，既没有唯一的、也没有永恒的答案，弗兰克尔也说：“生命的意义在每个人、每一天、每一刻都是不同的。”那为什么不把这个问题从心灵深处去除掉，或者让它消解为无形呢?
“得到”APP上，有人问开设“西方现代思想”的刘擎先生“人生意义问题有意义吗?”刘擎先生是这样说的：“提出和探究这个问题，是人之所以成为一个人的标志。”对此，我深以为然。为什么呢?因为人和动物的重要区别，就是人拥有自我意识和死亡意识，即，人知道“我”是必死的。面对必死的结局，那我为什么活着呢?于是，生命意义的问题就诞生了。虽然，我不确定是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在一生中的某个时刻遭遇这样的问题，但我从个人的生活经验和心理咨询中发现，这个“大哉问”会在生命的不同阶段，由于不同的挫折或挑战，戴着不同的面具出现：它可能装扮成焦虑，也可能装扮成茫然或者失落，还可能藏在深深的抑郁之下;甚至当孩子离家，你觉得家里和心里都空荡荡时，那颗心也是在寻找生命的新的意义;甚至一块写着“生于乱世死于盛世 一生蹉跎 命运如是”的墓碑，也在悲叹“我生命意义何在”。
“生命意义何在”，其实永远有一个主语，那就是“我”。看上去这是个抽象的“大哉问”，其实加上了“我”这个主语就具体了很多。追问“我生命意义”何在，就是为人生担当起自己的责任——须知人生不会重来，它只有一次，而追寻意义的动力其实正来自对生命有限性的超越。美学家潘知常先生对此有一段非常棒的表述：“对于‘意义’的追求，将人的生命无可选择地带入了无限。意义，来自有限的人生与无限的联系，也来自人生的追求与目的的联系。没有‘意义’，生命自然也就没有了价值，更没有了重要。有了‘意义’，才能够让人得以看到苦难背后的坚持，仇恨之外的挚爱，也让人得以看到绝望之上的希望。因此，正是‘意义’，才让人跨越了有限，默认了无限，融入了无限，结果，也就得以真实地触摸到了生命的尊严、生命的美丽、生命的神圣。”
在疫情肆虐的2020年，我认识的几位中年朋友，做出了人生的重大决定，改变了自己的生命轨迹。他们之所以能够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对自己的人生进行了刘擎先生所说的“深度反思”——对人生意义的追寻，其实正是深度反思的重要坐标点。我自己在退休以后，先是选择创办教育NGO，然后选择一边照顾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妈妈，一边在大学开课，这些选择背后都有我对老年生命意义的思考与追寻，都是我活出自己生命意义的努力。
但是，对生命意义的追寻，可能也会将人带上歧路。
从奥斯维辛回来，心理学家利夫顿的著作《纳粹医生》中译本刚好上市。这本书是他在访谈了40多位前纳粹成员(其中28位为医生)、80多位在奥斯维辛医疗区工作过的集中营幸存者后写成的。我迫不及待地阅读了它，因为在奥斯维辛，我不仅想到受难者，也想到制造苦难和浩劫的人，那些参与屠杀的刽子手。他们难道不和我们同样是人吗?他们怎么就会做出这些丧失人性的事情?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那些残忍行为?
抱着困惑和好奇，我打开了这本厚厚的书。很快我就在序言读到：“参与大屠杀，并不需要有从事这种恶毒之事理应具备的极端情感或恶魔情感。或者换一个说法：普通人竟也可以恶魔般行事。”
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恶魔”!利夫顿就是想通过这项研究，“发现走向邪恶的心理条件”。但是，他的研究结论比汉娜·阿伦特的复杂多了，所以很难像“平庸的恶”那样成为一个广为流行的概念，我在此当然也难以尽述。在他众多的深刻洞见中，与此文相关的是：利夫顿发现，这些形成了“奥斯维辛自我”的纳粹医生，也在为自己的行为构建意义，比如，“履行自己的职责”“成为终极生物学战士”“通过医学爱好获取成就”“治愈日耳曼种族”等等。
利夫顿说，“这样一种意义感是遮蔽罪恶感的一种重要手段”，而“奥斯维辛让一个法则变得非常清晰：人的心智可以从虚无中创造出意义”。
这无疑让我大为震惊，虽然它似乎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维克多·弗兰克尔说的“人是寻求意义的动物”。
那么，两者的分野在哪里?
我注意到利夫顿说自己的研究范式，包括了当下与终极两个维度。而所谓的终极维度，“关注更多人的参与，一种在我有限的生命中连接祖先和后代的感觉”，一种“不朽感”——我发现，在这里，欧文·亚隆说过的人类处理死亡焦虑的另一个重要模式出来了：“集体主义的话语(种族、阶级、民族、宗教、国家等等)之所以打动人心，在于它们通向‘不朽’——个体生命转瞬即逝，而群体却生生不息，因此，人们通过依附集体而靠近永生，平息对死亡的恐惧。”
再问，在什么样的情形下，人更容易通过对集体的依附来平息死亡恐惧呢?或者说，需要通过宏大叙事来建构自己的生命意义呢?
利夫顿说，人会因失去自己的象征性目标而加重意义渴望。我虽然不理解他说的“象征性目标”指的是什么，但我想到“码头工人哲学家”霍弗的一段话：“当我们的个人利益与前途看来不值得我们为之活下去时，我们就会迫切需要为别的事物而活。所有形式的献身、虔诚、效忠和自我抹杀，本质上都是对于一种事物牢牢攀附——攀附着一件可以带给我们渺小人生意义以及价值的东西。因此，任何对替代品的拥抱，都必然是激烈和极端的……”
也许，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充满希望时，是不太容易被蛊惑的;也许我们需要警醒，自己所追寻的意义来自哪里或通往何方;也许，通过“深度反思”和艰苦努力，去发现和创造自己生命的意义，是比“从虚无中创造出意义”作为替代品，更为可靠和健康的。
再回到奥斯维辛吧，因为我还有个故事想讲。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如何从真实的生活中去创造自己的生命意义。
这是一个女人的故事，她在90岁的时候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拥抱可能》。作者伊迪丝·伊娃·埃格尔，犹太人，战前和父母及姐姐生活在匈牙利。在他们全家被押解到奥斯维辛的第一天，父母就被送进了毒气室。德国人被打败后，盟军从死人堆里解救了她和姐姐。虽然迎来了和平的日子，但是巨大的心理创伤像无形囚笼一直笼罩着她，噩梦、闪回、许许多多的愤怒、内疚、悲伤、自我怀疑和恐慌发作，都让伊迪丝和她的家人长期经受折磨。在移民美国、辛苦地养大了三个孩子后，伊迪丝决定去上学。在大学里，一位年轻的学生猜出她是奥斯维辛幸存者，拿出一本《活出生命的意义》推荐给她看。伊迪丝说，那本薄薄的书放在包里，“就像一颗滴答作响的炸弹”，让她充满恐惧，因为她害怕这本书会重新把她带到地狱里去。午夜时分，她终于打开了这本书，当她读到弗兰克尔说的“你可以从一个人身上拿走所有的东西，但是有一件不行：人类最后的自由——在所有特定环境下选择自己的态度、选择自己的方式”，伊迪丝终于明白，“我也有选择的权利。这种认识将改变我的生活”。
后来，伊迪丝见到了弗兰克尔，因为都是幸存者，她终于打开心扉，第一次和别人分享了自己在奥斯维辛的经历。在学习过程中，她获得了许多心理学知识并接受了心理治疗，50岁的时候她得到了临床心理学博士学位，成为一个为他人治疗心理创伤的人。
我觉得这本书中最最震撼我的，是伊迪丝重返奥斯维辛。当我读到她做出了这个决定时，立马关掉了Kindle。我无法想象，伊迪丝回到父母遇害的地方，回到和姐姐一起遭受非人虐待的地方，回到被迫为纳粹屠夫门格勒医生跳芭蕾的地方，她会不会恐慌发作甚至精神崩溃?为什么一定要去?连她的姐姐都拒绝与她同行。
那天，伊迪丝和丈夫一起参观完奥斯维辛Ⅰ之后，独自来到比克瑙集中营。
她无法忘记那一天，当纳粹医生门格勒指着显得年轻的母亲问她“她是你母亲还是你姐姐”时，她的回答“母亲”，让妈妈直接被送进了毒气室。
“我应该说‘姐姐’!为什么我没说‘姐姐’呢?”多年来，伊迪丝一直被这件事情折磨着，她觉得自己本可以做出不同的选择，这样就能拯救母亲的生命，哪怕只有一天!
现在，她站在与母亲分离的地方，她决定原谅16岁的自己。已经成为心理治疗师的她，知道自己必须完成这件“未完成之事”，不能让自己永远生活在悔恨、内疚与痛苦之中。她来到奥斯维辛，为的是“原谅我的缺点，找回我的纯真。不要再问为什么我应该活下去。尽我所能，尽我所能服务他人，尽我所能让父母感到荣光，确保他们不会白白死去……。我无法改变过去，但我可以拯救一条生命，就是我的生命。我现在就生活在这个难能可贵的时刻”。
这并不意味着她会忘记过去，忘记父母。伊迪丝捡起一块小石头，在犹太人的传统里，它代表着死者活在亲人的心中。她将小石头留在自己曾经住过的营房里，在心里对妈妈说：“我爱你，我将永远爱你。”
走出集中营大门时，伊迪丝看到一位穿着制服的保安，这仍然让她受了惊吓，她屏住呼吸等待枪声响起，但最终她跳着舞步离开了集中营。她知道自己真正自由了——她学会了原谅自己，学会了生存和茁壮成长，“不再是任何事情的人质或囚犯”!
现在，90多岁的她仍然从事着心理治疗工作，她用自己的经历去帮助更多人发现真正的自由，成为自己的解放者。
感谢奥斯维辛之行，让我经历了一趟艰苦而漫长的思想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