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从日本京都那么远又陌生的地方，我的一个同学来了越洋电话。
他说要来深圳旅游，又含含糊糊地说可能有日本人同行。他再三问我们一周后是不是会在家。最后他说，和他一起到中国来的日本人，都很有钱的。
一周后，这个同学已经到了罗湖桥，又打电话来。他用那种轻缓的声儿说，日本人也已经到了。人家要来看看中国人的生活，要我们千万配合，热情接待他的客人。我们怎么配合呢，只是烧了开水，并且开玩笑，说黄毛儿的洋人我们都不怕，何况和我们一样是黑毛儿的。
半个小时之后，十几个日本人就鱼贯而入，男女老少叽叽喳喳。在厨房，我的同学脸上冒着汗，给日本人削苹果，削得比娇小姐还小心翼翼。他说人家吃得精细，哪儿像我们中国人!
他围着日本人，前后环绕，如同奴婢。开始时，我们以为他在日本留学了几年，传染了日本式的繁褥礼节;后来才明白，全因为囊中无物——他这次回国的路费是日本人给他出的!
没有路费又蜗居日本的中国人，就如同马粪，以卑下来换取别人的快感吗?
临走之前，这个同学低着头，弓着身子，举着摄像机，拍出了一伙日本人松散悠闲地走出了一个中国人的家门。
日本人走了，我们打开纱窗纱门，任凭蚊子苍蝇自由来去，我们要散一散奴婢与东洋老财之气。
你去抚弄一只小狗的皮毛，引逗一只沉睡的白鹅，都会引起它们的惊唳、戒备。动物用晶亮的眼睛盯住你，它在辩别那突然降临的手，辨别它的用意。哪怕是被人豢养着的动物，也都保持着不肯被撩拨的尊严。
鹰，是自然界中最凶猛的鸟。鄂伦春人从天空中张了网，捕到了凶猛的鹰，要用很长的时间来驯服它。这个流传了多少代的驯服鹰的方法叫做“熬鹰”。
熬鹰的第一步，猎人要用手不断地压低、扳弄鹰那自视高贵的头。压下去，鹰的头顽强地抬起来;再压下去，再抬起来……猎人，轮换着。鹰却几天几夜不能睡眠。如此往复，鹰终于驯服了。它飞到自由的空中去，抓到猎物，就毫不迟疑地飞回来，交到主人的脚下。
我亲眼看到，一个脸上留存着爱斯基摩人一样皱纹的人，他近于残酷地驯着鹰。那鹰，不断地挣脱开擀在头上的人手。它全身的羽毛刺立起来，脖子一次次兀直地挺立!
我看见鹰，感到了一种物伤其类的悲怆，这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上最纯粹的侮辱!
没有一个生命是准备屈从的。尊严，昂贵于生命。
在“文革”中，有一个省的卫生厅长吞服了大量的脚气药膏之后，在万物都没睁眼睛的凌晨，爬上二十几米高的烟囱跳了下去。死，也是艰苦卓绝的。他并没有马上死去，生命拖了整整一天。我认识他女儿。她给我讲述了她父亲的疼痛。她告诉我，他的死因并不像当时报纸上说的，要抗拒“文化大革命”，更不像人们今天想象的是为了捍卫什么路线，事实上仅仅是因为几十年对他俯首贴耳的门卫在批斗会上竟狠狠地给了她父亲一耳光。正是那含了奇耻大辱的一巴掌，把一个公认的、坚不可摧的人推下了生命的深渊。
尊严，是没有形态的存在。它以强有力的心理依据，支撑着一个人，支撑着他活下去的全部信念。
被人称为“欧洲最后一个知识分子”的德国犹太裔批评家本雅明，一九四四年在越过西班牙边境逃亡时，被西班牙军队以非法越境罪捕获。与他同时被囚的人，第二天早晨就获准离境去了美国，而他却于当晚自杀。他的一个同伴事后回忆说，逃亡、被俘，都是本雅明内心不可翻越的山脉。他无法度过那个夜晚，带着他高贵的自尊，服用大量吗啡而死。
人，除开两只脚以外，还需要一个精神支点。
几年前的一天，我们全家出城去。晚上回来，不知道这一天中城里发生了什么。高楼下面有数不尽的人，首尾相接，互相紧搂着，不分男女老少，蹲在泥水、湿汗、垃圾中，匐匍着，并不是成百上千，而是几十万!几十万人连续几日夜抢购股票认购表格。这几十万人的心里的支点是什么?
第二天，我和几个人在上班时，被人群“困”在一幢楼上，大门口拥着无穷无尽席地抢购股票表格的人。我们不知道怎么才能冲出重围回到家。我看见，人的被辱和麻木是百倍于鹰的。
有一个人问我：这是在干什么?是领黄金吗?是派发尼罗河宝藏吗?
他自问自答：即使是，我也弃之而去!我毕竟是一个人。人是有尊严的。
我想象着真正的尊严普照人类的日子。那是一道强光和一面无比巨大的镜子，无形地混同在人类的一切生存之中。人的眼睛，不仅能看见万物，同时也每时每刻看见人自己。
衣食足后知荣辱，难道这一天就离我们那么遥远吗?